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多数学者认为西汉至隋唐时期是地方志的形成阶段。
地方志形成的标志是冠名地方志的问世。也就是说问世的地方志，既有“志”的命名，又有“志”前冠名。其特点是名实相符，内容丰富，体例基本形成。
汉代，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从“宰郡国须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理念出发，要求各郡国按时上报本地的物产、贡赋和人口等资料，先是三年上报一次，后是五年上报一次。据《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叙》记载：“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地记、地志和图经之类的地方志随之问世。
“地记”和“地纪”两词的含义不同。有人把“地记”写为“地纪”，这是不妥的。“地记”，是指对一地的记载，也有分地记载的意思，是记述一地情况作品的总称。梁启超把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遗迹记、谱牒和文征都纳入地记一类。他认为地记是志书的初级形态，成型的志书，就是由地记荟萃而来。也有人认为，地记包括郡国书、地理书和异物志三类。“地纪”，是指“地维”。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地有四维系缀。“地维”就是地的四角有大绳维系。“地维”的引申义是指地的四极，一个地方的四至范围。
图经是由地图演进而来，是地方志雏形阶段的一种模式。图，就是地图；经，就是对地图的说明文字。图经是对地图和地图说明文字的合称。也有称为图记、图志的。中国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
地记最早出现在西汉，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地方志的主要模式，这时期问世的地记数量很多，体例也繁。汉代较早的地记有《三秦记》、《荆楚岁时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更盛，仅郡州记就达100多种。地记的内容一般是一地的疆域、山川、古迹和风土等，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艺文，内容比较简略，体例尚不完备。同时，地记中的神话、传说也比较多，科学性较差。但地记作为地方志雏形阶段的一种模式，对于地方志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地记虽然没有“志”的命名，但已有“志”的观念和“志”的含义。地记距离地方志的形成阶段只有一步之遥。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下诏修志，首开中央政府下令修志之先河。从此，地方志事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冠名地方志。以专业冠名的志书有《汉书·地理志》，以地方冠名的志书有《益州志》。冠名地方志的问世，标志着地方志的发展从雏形阶段演进到了成型阶段。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篇，是“第一次以地理命名的志书”（《地方志与现代科学》349页），开创了地理志的先河。
《益州志》是东汉陈术编纂的，是第一部以行政区域冠名的地方志，被学者们认为是地方志的先例。东汉以后，以地方或专业冠名的地方志逐渐增多，其中精品和佳品渐出，有的还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分裂，人民迁徙，地方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但修志工作没有中断。以地记为代表的地方志，数量很多，种类也很多。有专记一方山水的山水记，如《庐山记》、《汉水记》；有专记一方风土的风土记，如《诸藩风俗记》；有专记人物的《耆旧传》；有专记古迹的《洛阳伽蓝记》；有专记城池的《国都城记》；还有专记文征的《江左文章记》。其中《国都城记》，首开城市志之先河。在这些地方志中，也有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志书中时间最早的志书，全书13卷，包括：《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后贤志》、《序志》和《附录》。其志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地理、历史、人物、风俗和少数民族等内容，把地、史、人三方面的材料融合为一书，是当时地方志发展的最高水平。
隋唐时期是地方志体例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地方志体例成熟时期。
隋初，中央政府就号召天下诸郡，将本地的风俗、物产和地图，上于尚书，明令修志，此项工作开展后，成果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100卷。隋朝统治中国不足40年，能有如此修志成果问世，可见当时地方志事业发展规模之一斑。
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中央政府有专门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和官员，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新唐书·百官制》），并规定了修志任务和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新唐书·百官制》），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在当时问世的地方志有《十道录》、《十道图》和《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等。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为削弱藩镇势力，把地方志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更加重视地方志的编修，一些达官显贵亲自撰写志书，进一步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当时问世的大型志书有《括地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其中《元和郡县图志》是代表作。《元和郡县图志》共40卷，记述了公元804年至820年当时47镇的府、州、县沿革和山川、道里、贡赋等内容。每卷首附地图，内容丰富，实用性明显增强。《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在这部志书中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其一，图志是供给“圣”、“后”作“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而用的，提出了志书的资政功能。其二，编纂志书不能“只凭个人的学术兴趣”，提出志书是官书的思想。其三，在资料的收集中不能“搜古而略于今”，提出志书编写要详今略古的思想。其四，批评了“采谣俗者”和“多疑传而失实”的倾向，提出求真务实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地方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地方志形成的条件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地方志形成的本质内涵就是地方志体例的形成。
地方志形成的标志是冠名地方志的问世。也就是说问世的地方志，既有“志”的命名，又有“志”前冠名。其特点是名实相符，内容丰富，体例基本形成。
汉代，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从“宰郡国须胸中全具一郡国，宰天下须胸中全具一天下”的理念出发，要求各郡国按时上报本地的物产、贡赋和人口等资料，先是三年上报一次，后是五年上报一次。据《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叙》记载：“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地记、地志和图经之类的地方志随之问世。
“地记”和“地纪”两词的含义不同。有人把“地记”写为“地纪”，这是不妥的。“地记”，是指对一地的记载，也有分地记载的意思，是记述一地情况作品的总称。梁启超把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遗迹记、谱牒和文征都纳入地记一类。他认为地记是志书的初级形态，成型的志书，就是由地记荟萃而来。也有人认为，地记包括郡国书、地理书和异物志三类。“地纪”，是指“地维”。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地有四维系缀。“地维”就是地的四角有大绳维系。“地维”的引申义是指地的四极，一个地方的四至范围。
图经是由地图演进而来，是地方志雏形阶段的一种模式。图，就是地图；经，就是对地图的说明文字。图经是对地图和地图说明文字的合称。也有称为图记、图志的。中国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
地记最早出现在西汉，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地方志的主要模式，这时期问世的地记数量很多，体例也繁。汉代较早的地记有《三秦记》、《荆楚岁时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更盛，仅郡州记就达100多种。地记的内容一般是一地的疆域、山川、古迹和风土等，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艺文，内容比较简略，体例尚不完备。同时，地记中的神话、传说也比较多，科学性较差。但地记作为地方志雏形阶段的一种模式，对于地方志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地记虽然没有“志”的命名，但已有“志”的观念和“志”的含义。地记距离地方志的形成阶段只有一步之遥。
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下诏修志，首开中央政府下令修志之先河。从此，地方志事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冠名地方志。以专业冠名的志书有《汉书·地理志》，以地方冠名的志书有《益州志》。冠名地方志的问世，标志着地方志的发展从雏形阶段演进到了成型阶段。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篇，是“第一次以地理命名的志书”（《地方志与现代科学》349页），开创了地理志的先河。
《益州志》是东汉陈术编纂的，是第一部以行政区域冠名的地方志，被学者们认为是地方志的先例。东汉以后，以地方或专业冠名的地方志逐渐增多，其中精品和佳品渐出，有的还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分裂，人民迁徙，地方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但修志工作没有中断。以地记为代表的地方志，数量很多，种类也很多。有专记一方山水的山水记，如《庐山记》、《汉水记》；有专记一方风土的风土记，如《诸藩风俗记》；有专记人物的《耆旧传》；有专记古迹的《洛阳伽蓝记》；有专记城池的《国都城记》；还有专记文征的《江左文章记》。其中《国都城记》，首开城市志之先河。在这些地方志中，也有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志书中时间最早的志书，全书13卷，包括：《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论》、《后贤志》、《序志》和《附录》。其志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地理、历史、人物、风俗和少数民族等内容，把地、史、人三方面的材料融合为一书，是当时地方志发展的最高水平。
隋唐时期是地方志体例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地方志体例成熟时期。
隋初，中央政府就号召天下诸郡，将本地的风俗、物产和地图，上于尚书，明令修志，此项工作开展后，成果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100卷。隋朝统治中国不足40年，能有如此修志成果问世，可见当时地方志事业发展规模之一斑。
盛唐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中央政府有专门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和官员，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新唐书·百官制》），并规定了修志任务和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新唐书·百官制》），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在当时问世的地方志有《十道录》、《十道图》和《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等。唐朝经过安史之乱，为削弱藩镇势力，把地方志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更加重视地方志的编修，一些达官显贵亲自撰写志书，进一步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当时问世的大型志书有《括地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其中《元和郡县图志》是代表作。《元和郡县图志》共40卷，记述了公元804年至820年当时47镇的府、州、县沿革和山川、道里、贡赋等内容。每卷首附地图，内容丰富，实用性明显增强。《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在这部志书中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其一，图志是供给“圣”、“后”作“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而用的，提出了志书的资政功能。其二，编纂志书不能“只凭个人的学术兴趣”，提出志书是官书的思想。其三，在资料的收集中不能“搜古而略于今”，提出志书编写要详今略古的思想。其四，批评了“采谣俗者”和“多疑传而失实”的倾向，提出求真务实的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地方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地方志形成的条件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地方志形成的本质内涵就是地方志体例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