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人口增长得到初步控制，人口素质有了一定提高，资源和环境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绿洲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趋势有所遏制，局部生态环境呈逐渐好转态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生态伦理约束。本来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整个自然界、整个地球上生态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数十亿年来都在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寻求”优秀和卓越，并确实通过它的无数尝试和进化，而终于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我们应该因此而感谢整个生态系统，就像花儿和果实感谢整棵树，感谢整个大地一样。人是“万物之灵”，但绝不是“万物之主”。然而过去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革命的豪情代替客观规律：“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成为时尚口号；认为生态资源是可以无限索取的。为了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欲望而大量地索取生态资源，甚至达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就无从谈起，人们对自然的一切行为都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加之新疆幅员辽阔，人口居住相对较为分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后果也不是极为严重，这些因素使新疆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认识不足，环保意识更加淡漠。所以，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更多是“被动型”，而不是“自觉型”。
  第二，新疆人口的增长与新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剧了绿洲生态环境的退化和自然资源的紧张状况。过去我们都认为新疆地域辽阔，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而新疆总人口却不到200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这其实是种误解。不错，新疆的总面积约为166.31万平方公里，但其中不可利用或很难利用的流动和半流动沙漠、砾质戈壁、裸岩山体、高山寒漠、盐碱化等土地总面积约为102.36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61.55%；到2000年新疆可利用的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冰川和永久积雪等各类土地总面积为63.95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38.45%；而环境人口承载能力最强的绿洲总面积只有7.07万平方公里，仅占新疆总面积4.25%，而就这4.25%的绿洲面积却居住了新疆95%的人口，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15人，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两倍多。而且，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今后10年内，新疆每年净增人口将在30万人以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新疆社会发展水平又较低，人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对森林、耕地和草地等资源过度利用，甚至滥砍、滥牧、滥垦，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新疆荒漠地区的农牧民每年需要燃料，而砍伐荒漠林，折合薪柴就达350万吨，使大面积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近20年，仅塔里木河下游垦区的弃耕、撂荒面积就达81600多平方公里，其中被风沙淹埋近200平方公里。这样绿洲生态系统内部循环紊乱，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形成“贫穷——生态环境破坏——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
  第三，政策制度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缺乏一致性。造成新疆人与自然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制度设计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政策的扭曲。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政策取向仍是“一是吃饭，二是建设，三才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政策取向造成了新疆的开发活动主要以“数量扩张为主，忽视经济效益，急功近利”，从而引起区域性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对资源开发利用大多都是无偿的。因此，用起来不知爱惜，不讲效益，政策的扭曲加重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二是有规不行，制度的规范约束力不强，可操作性差。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管理制度条块分割，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体制，资源管理政企不分，资源管理部门既有资源保护执法监督和生态建设的职能，又有经营和开发资源的职权，难以有效地对稀缺资源实行统一管理，合理配置，生态破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我们有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或规定缺乏权威性和确定性，有些单项保护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三是新疆环境保护投入严重不足。从1981～2001年的更新改造投资中，三废治理投资只占到0.3%～1.8%，年均不足1%。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情况下，这样的投入，很难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加之新疆经济实力不足，缺乏对保持生态环境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政策和有效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造成对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开发中引发新的生态退化治理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