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一九四四年，盛世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终于走了。新疆各族人民总算舒了一口气，他们盼望着日子能有个转机。就在这一年，吴忠信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这年五月，昌吉县建立乡保甲制度的工作完竣，奴尔加草原部落联盟大首领阿库沙吾提当了牧业乡的乡长。这时的他，对新政府充满希望，想着他们能像自己宣扬的那样“施行仁政”，给草原带来安宁与富足。所以这一年的七月县上号召向全国抗日战争捐献物资时，他代表奴尔加捐出军马一百匹。
但是过了不久，他的希望就开始破灭了。这首先是因为政府对牧区的税收仍然没有减少，每年都有大批的马、牛、羊被赶走，牧民依旧在贫困中挣扎。其次是政府对哈萨克民族的不信任态度仍然在延续，他们仍被视为有反骨的野蛮民族，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受到惩处和镇压。
一九四五年春，与昌吉毗邻的景化县南山牧区遭受旱灾和狂犬病的双重灾祸，牲畜和人死亡不少，牧民生活陷入困苦之中。
在一个名叫低滩的哈萨克部落里，受灾祸程度最为严重。一些人打算到县上去请愿，请求减免税课，并发放救济款赈济灾民。消息传到景化县城，并很快又传到省城，但是情况却变成了“那里的哈萨正密谋造反”。
省政府十分紧张，在经过一阵蕴酿后，决定派兵镇压。
又是骑兵，连夜开往低滩包围了那个部落。几个出头主事的人听到消息后便逃跑了，但是被抓了回来；一些有猎枪的人吓慌了手脚，胡乱放起了枪。这些都印证了“谋反”的事实，于是政府的骑兵们开始大打出手。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冲进毡房，见人就杀。一部分牧民被驱赶进树林，遭到残酷的杀戮，连孕妇和孩子都没被放过。有一个孕妇跪在地上求饶，但骑兵们正杀在兴头上，不但用刀剐了她的肚子，还将已七个月的胎儿也用刺刀刺死。
毛里达巴依、胡那比亚等人全家老小一个也没有逃脱，使他们的家族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次屠杀中有近三百名手无寸铁的哈萨克牧民丧生，另有二十余名半农半牧的汉族人也被杀。
这次惨案震惊了新疆。较早得到消息的阿库沙吾提心直往下沉。后来利用转场的机会，他悄悄前去看望过景化南山的大首领尼哈迈德，听他讲述了事件的详细经过。悲愤之余，他安慰了尼哈迈德，并募捐了一部分牲畜支援他们。
这件事使阿库沙吾提对新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那时他和本县政府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所以他对奴尔加牧民的安全倒没有过多担心。
可意想不到的事终于也在他这儿发生了。
这年夏末时节，有七个奴尔加的牧民赶了上千只牛羊，准备进县城市场进行交易。
从前牧民出卖牲畜和购买日用杂品都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
这些中间人一部分是商人。他们将牧民常用的茶、香料、大布、土纸、食糖、毯子、口袋等物品运到山里，以提高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价格廉价换取牧民的牲畜以及皮、毛等畜产品，从中牟取高利。因为他们运来的都是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牧民只能忍受剥削。
还有一部分人是“牙记”，即买卖的经纪人。牧民需要卖牲畜，由他们给联系买主，并帮助完成交易的全过程。这些人也都是低价进、高价出，从中牟取高利，使牧民遭受很大损失。
一九四四年后，政府提倡繁荣集市贸易，有个别牧民尝试赶牲畜进城直接和买主交易，取得了较大利润。
此次进城的七个牧民，赶着自己和他人托带的千余只牛羊，经过数日艰难跋涉，终于在集市日如期来到昌吉县城。
他们一进市场，便有许多买主和牙记围上来。那些牙记常和哈萨克牧民打交道，大都懂哈语的行话。他们和卖主交谈着，打问着价格。
一个面带微笑、外表和善但心怀狡诈的小个子牙记，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便很快串通了另外几个牙记和买主，狠命往下压价格。他们出的价格和在山上收购价差不了太多，牧民自然不同意，所以一直僵持着。
眼看快过中午了，牛羊连一个也没有买出。这样下去，如果到了晚上，牧民还得找圈牛羊的地方，那麻烦事就多了。而如果今天卖不出错过了集市，就会更难办。所以七个牧民商量了一阵，决定按那个牙记和买主出的价格卖牲畜。
但那个狡猾的牙记似乎也看出了牧民的担忧，便说原出的价格太高，要向下降两成才能购买。
七个牧民一合算，这个价格比在山上卖得还低，知道是这个无赖串通捣鬼。他们虽然又急又气，但无论如何也不愿睁着眼往黑窟窿里跳，便说按原价一分也不降，否则宁愿将牲畜赶回去。
说着，他们就赶开了牲畜。
那个家伙一看急了眼，心想到口的肥肉不能就这么丢了，所以赶快说要按原价进行收买。但牧民们已经看穿了他的嘴脸，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所以一边仍然赶牲畜，一边说不卖了，再加价也不卖，他们要赶回去继续放牧。其实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摆脱那个牙纪，然后和别人交易。
那家伙一看弄巧成拙，不由恼羞成怒。他仗着自己人缘熟，便煽动其他牙纪和一些买主说，这几个哈萨不讲信用，说好的价格不遵守，白白耽误了他们时间，这样不行，现在不卖也得卖！说着便开始抢赶牲畜。
牧民愤怒了，有一人上前阻挡抢赶牲畜的人，因此和他们扭在一起。
这时，县城民团执勤的人来了，制止住扭打的人，并问事情的缘由。
那个无耻的牙纪便造谣说自己购买牲畜已付了钱，但卖主反悔不让他们赶牲畜。另几个牙纪也帮腔作势地做了假证。执勤的人信以为真，便粗暴地训斥了牲民，并让牙纪们赶牲畜。
牧民们语言不通，虽极力辩解，但执勤的却一句也没有听懂。情急中，有一个牧民拿下了肩上的猎枪，说谁敢动他们的牲畜，就让谁头上开花。
执勤的一看情况不妙，便假意推托说自己不太了解情况，不好处理这件事，便抽身走了。牙纪们还在与牧民纠缠。
没过多久，便见有一队县城的警察赶来。
原来是那个执勤的人去警察局报了案，说有山上的牧民带着枪进了城。赶来的警察们挥舞着手中的枪，通过翻译要几个牧民下马，说要带他们去警察局说话。
那个带猎枪的牧民首先受到威逼，被要求立即交出他的枪来。他慌忙中突然想策马跑掉，但警察开枪了，他被击中落下马来。还有四个牧民也抖开马缰，本已跑出一段距离，但都被警察开枪打下了马。
集市上早已一片混乱，摆摊的、买货的……大部分人都已跑走；没有走的，也正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准备往外走。在这个多事之秋，人们已经被吓出了心病，一听到枪响，便犹恐避之不及。
转眼间，进城的七个牧民已经有五个被打死。剩下的两人看看跑不走，便只好下马，被警察捆绑着带走了。
第二天，那两个被抓的牧民也被县警察局秘密处决了。他们的罪名均是带枪进城，企图造反。但其实是警察局经过了解，已大致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怕留下活口说出去不好交待，所以干脆来了个斩草除根。
那个牙纪原是招事的主凶，看到牧民死的死，抓的抓，他心里十分得意，还以为可以捞到好处。谁知等那两个被抓的牧民惨遭杀害后，他也被抓了起来，且以后就不知死活地永远失去了踪影。
后来听人说，他也被秘密处死了。因为他不但是这事件的祸首，而且也是个知情的活口。
那七个牧民赶来的牲畜，全部被充了公。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县上通知阿库沙吾提，让他来处理善后事宜。阿库沙吾提闻讯，异常震惊，便带了两人急急赶来县城。
在县警察局里，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他给他们讲了这几个人的“反叛罪行”，还让他们看了猎枪、腰刀等所谓的“凶器”，但却没讲有两个牧民是被抓后才遭杀害的。
阿库沙吾提听着，不由心里疑云重重：山上的哈萨克许多人都有猎枪，这一来是他们有打猎的习惯，二来出门走远路时也带着，以备防身之用；而腰刀是几乎每个哈萨克男子都要带的。单从这些，怎么能说它们就是凶器呢？还有，如果真是要造反，他们也不会就这么几个人，而且还要赶着那么多牛羊进城……
“他们一共只有七个人，只拿着一杆猎枪和刀子进城造反，这恐怕于理不通。”
阿库沙吾提不加犹豫地提出自己的质疑。
警察局长心怀鬼胎，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一面拿出牙纪们的言证让他看，一面假装无奈地说：
“集市上的许多人都看到了，是那个牧民先开的枪。警察没办法，只好还手，所以这事就发生了……”
顿了一下，他又故作同情地说：
“出现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阿乡长也不要太难过，看看是不是让你的人去处理一下尸首。然后你再去去县政府，看那里还有什么事。我想你来趟县城不容易，好好休息几天再回去吧。”
由于没有证据，阿库沙吾提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将疑问和愤怒深深地埋进心里。
县上有个伊斯兰教徒的墓园，但这几个人是所谓的“叛乱者”，所以按当局规定不能入园安葬。阿库沙吾提提出要和有关方面交涉，几经周折，并不得不化费一些钱财，最后总算获准进入墓园安葬。
他暗中请人给这七名死者举行了简单的宗教仪式，然后和随来的人含泪将他们葬了。
由于心情不好，他本来打算立即就返回草原，但是却有人告诉他，说县长要接见他。
这次接见他的其实是个副县长，新上任不久，姓马。他对最近发生在县城的事件表示了遗憾，并说明这次让死者进墓园安葬，是他最后给有关方面打招呼后才同意的。
然后，他又告诉阿库沙吾提县上的两项决定：一是县上即将成立参议会，经研究决定让他当县参议会议员，并准备推选他进省参议会；二是为了加强全县治安，特别是为了维护牧区安定，考虑到他的影响和威望，县上已决定让他兼任县警察局的副局长。
面对这些是名是实的加封，阿库沙吾提并没有表现出高兴。他只淡淡地说草原上事务多，待他慢慢考虑后再说。
马副县长又说晚上省里来人，要设宴招待，想请他参加。他婉言谢绝了。马副县长还说他来趟县城不容易，希望他多待几天。他含含糊糊答应着。
其实这天和马副县长谈过话后，他就连夜返回了奴尔加草原。
关于几个牧民在县城的遭遇，他没有给别人细说，只说出了事故，他们已死去，让他们所在部落的首领安慰他们的家属。同时他也告诫了各部落首领，让他们通过各阿吾勒首领转告牧民，今后不得随意赶牧畜下山进行交易。
不久，县上的公文下来了，他被指名当了县参议员，并被正式任命为县警察局副局长。
但景化县低滩和昌吉县城发生的事，已在他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所以此后的一些会议他不但不去参加，真正认真的事他更没有做过一件。甚至于连乡长的职务，他也开始不放在心上，人们还按习惯称他为“大首领”。
这一年的烦心日子，看来就这么过着。但是到了接近年末的几个月，却有好消息到来。
一个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九日中旬县上召开庆祝会，他也被邀请去参加。县长讲了话，县城的公务人员、各界人士的代表和百姓，手举三角旗进行了游行。因为去年在县城听过对抗日战争的宣传，并代表牧区捐献过军马，所以他心里也颇自豪。
另一个是唐加勒克被放回来了。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瘦得仿佛成了一把剔了肉的骨头，头发也快掉光了，而惟独那智慧的前额仍然光亮。
他见了自己的儿子哈尼扎提，见他已长高长壮，且脸色红润，衣装齐整，心中自是无比高兴。
这三年多中，阿库沙吾提曾派人去狱中看望过唐加勒克，给他送去过衣物用品。唐加勒克也得知大首领不但收留了自己的儿子，而且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现在又看到儿子这副模样，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他向大首领说了许多深谢之语，又表示从现在起要在奴尔加安家，用他的智慧启导这里的牧民，以报答大首领的知遇之恩。
大首领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
这年五月，昌吉县建立乡保甲制度的工作完竣，奴尔加草原部落联盟大首领阿库沙吾提当了牧业乡的乡长。这时的他，对新政府充满希望，想着他们能像自己宣扬的那样“施行仁政”，给草原带来安宁与富足。所以这一年的七月县上号召向全国抗日战争捐献物资时，他代表奴尔加捐出军马一百匹。
但是过了不久，他的希望就开始破灭了。这首先是因为政府对牧区的税收仍然没有减少，每年都有大批的马、牛、羊被赶走，牧民依旧在贫困中挣扎。其次是政府对哈萨克民族的不信任态度仍然在延续，他们仍被视为有反骨的野蛮民族，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受到惩处和镇压。
一九四五年春，与昌吉毗邻的景化县南山牧区遭受旱灾和狂犬病的双重灾祸，牲畜和人死亡不少，牧民生活陷入困苦之中。
在一个名叫低滩的哈萨克部落里，受灾祸程度最为严重。一些人打算到县上去请愿，请求减免税课，并发放救济款赈济灾民。消息传到景化县城，并很快又传到省城，但是情况却变成了“那里的哈萨正密谋造反”。
省政府十分紧张，在经过一阵蕴酿后，决定派兵镇压。
又是骑兵，连夜开往低滩包围了那个部落。几个出头主事的人听到消息后便逃跑了，但是被抓了回来；一些有猎枪的人吓慌了手脚，胡乱放起了枪。这些都印证了“谋反”的事实，于是政府的骑兵们开始大打出手。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冲进毡房，见人就杀。一部分牧民被驱赶进树林，遭到残酷的杀戮，连孕妇和孩子都没被放过。有一个孕妇跪在地上求饶，但骑兵们正杀在兴头上，不但用刀剐了她的肚子，还将已七个月的胎儿也用刺刀刺死。
毛里达巴依、胡那比亚等人全家老小一个也没有逃脱，使他们的家族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次屠杀中有近三百名手无寸铁的哈萨克牧民丧生，另有二十余名半农半牧的汉族人也被杀。
这次惨案震惊了新疆。较早得到消息的阿库沙吾提心直往下沉。后来利用转场的机会，他悄悄前去看望过景化南山的大首领尼哈迈德，听他讲述了事件的详细经过。悲愤之余，他安慰了尼哈迈德，并募捐了一部分牲畜支援他们。
这件事使阿库沙吾提对新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那时他和本县政府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所以他对奴尔加牧民的安全倒没有过多担心。
可意想不到的事终于也在他这儿发生了。
这年夏末时节，有七个奴尔加的牧民赶了上千只牛羊，准备进县城市场进行交易。
从前牧民出卖牲畜和购买日用杂品都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
这些中间人一部分是商人。他们将牧民常用的茶、香料、大布、土纸、食糖、毯子、口袋等物品运到山里，以提高数倍甚至十倍以上的价格廉价换取牧民的牲畜以及皮、毛等畜产品，从中牟取高利。因为他们运来的都是牧民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牧民只能忍受剥削。
还有一部分人是“牙记”，即买卖的经纪人。牧民需要卖牲畜，由他们给联系买主，并帮助完成交易的全过程。这些人也都是低价进、高价出，从中牟取高利，使牧民遭受很大损失。
一九四四年后，政府提倡繁荣集市贸易，有个别牧民尝试赶牲畜进城直接和买主交易，取得了较大利润。
此次进城的七个牧民，赶着自己和他人托带的千余只牛羊，经过数日艰难跋涉，终于在集市日如期来到昌吉县城。
他们一进市场，便有许多买主和牙记围上来。那些牙记常和哈萨克牧民打交道，大都懂哈语的行话。他们和卖主交谈着，打问着价格。
一个面带微笑、外表和善但心怀狡诈的小个子牙记，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便很快串通了另外几个牙记和买主，狠命往下压价格。他们出的价格和在山上收购价差不了太多，牧民自然不同意，所以一直僵持着。
眼看快过中午了，牛羊连一个也没有买出。这样下去，如果到了晚上，牧民还得找圈牛羊的地方，那麻烦事就多了。而如果今天卖不出错过了集市，就会更难办。所以七个牧民商量了一阵，决定按那个牙记和买主出的价格卖牲畜。
但那个狡猾的牙记似乎也看出了牧民的担忧，便说原出的价格太高，要向下降两成才能购买。
七个牧民一合算，这个价格比在山上卖得还低，知道是这个无赖串通捣鬼。他们虽然又急又气，但无论如何也不愿睁着眼往黑窟窿里跳，便说按原价一分也不降，否则宁愿将牲畜赶回去。
说着，他们就赶开了牲畜。
那个家伙一看急了眼，心想到口的肥肉不能就这么丢了，所以赶快说要按原价进行收买。但牧民们已经看穿了他的嘴脸，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所以一边仍然赶牲畜，一边说不卖了，再加价也不卖，他们要赶回去继续放牧。其实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摆脱那个牙纪，然后和别人交易。
那家伙一看弄巧成拙，不由恼羞成怒。他仗着自己人缘熟，便煽动其他牙纪和一些买主说，这几个哈萨不讲信用，说好的价格不遵守，白白耽误了他们时间，这样不行，现在不卖也得卖！说着便开始抢赶牲畜。
牧民愤怒了，有一人上前阻挡抢赶牲畜的人，因此和他们扭在一起。
这时，县城民团执勤的人来了，制止住扭打的人，并问事情的缘由。
那个无耻的牙纪便造谣说自己购买牲畜已付了钱，但卖主反悔不让他们赶牲畜。另几个牙纪也帮腔作势地做了假证。执勤的人信以为真，便粗暴地训斥了牲民，并让牙纪们赶牲畜。
牧民们语言不通，虽极力辩解，但执勤的却一句也没有听懂。情急中，有一个牧民拿下了肩上的猎枪，说谁敢动他们的牲畜，就让谁头上开花。
执勤的一看情况不妙，便假意推托说自己不太了解情况，不好处理这件事，便抽身走了。牙纪们还在与牧民纠缠。
没过多久，便见有一队县城的警察赶来。
原来是那个执勤的人去警察局报了案，说有山上的牧民带着枪进了城。赶来的警察们挥舞着手中的枪，通过翻译要几个牧民下马，说要带他们去警察局说话。
那个带猎枪的牧民首先受到威逼，被要求立即交出他的枪来。他慌忙中突然想策马跑掉，但警察开枪了，他被击中落下马来。还有四个牧民也抖开马缰，本已跑出一段距离，但都被警察开枪打下了马。
集市上早已一片混乱，摆摊的、买货的……大部分人都已跑走；没有走的，也正急急忙忙收拾东西，准备往外走。在这个多事之秋，人们已经被吓出了心病，一听到枪响，便犹恐避之不及。
转眼间，进城的七个牧民已经有五个被打死。剩下的两人看看跑不走，便只好下马，被警察捆绑着带走了。
第二天，那两个被抓的牧民也被县警察局秘密处决了。他们的罪名均是带枪进城，企图造反。但其实是警察局经过了解，已大致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怕留下活口说出去不好交待，所以干脆来了个斩草除根。
那个牙纪原是招事的主凶，看到牧民死的死，抓的抓，他心里十分得意，还以为可以捞到好处。谁知等那两个被抓的牧民惨遭杀害后，他也被抓了起来，且以后就不知死活地永远失去了踪影。
后来听人说，他也被秘密处死了。因为他不但是这事件的祸首，而且也是个知情的活口。
那七个牧民赶来的牲畜，全部被充了公。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县上通知阿库沙吾提，让他来处理善后事宜。阿库沙吾提闻讯，异常震惊，便带了两人急急赶来县城。
在县警察局里，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他给他们讲了这几个人的“反叛罪行”，还让他们看了猎枪、腰刀等所谓的“凶器”，但却没讲有两个牧民是被抓后才遭杀害的。
阿库沙吾提听着，不由心里疑云重重：山上的哈萨克许多人都有猎枪，这一来是他们有打猎的习惯，二来出门走远路时也带着，以备防身之用；而腰刀是几乎每个哈萨克男子都要带的。单从这些，怎么能说它们就是凶器呢？还有，如果真是要造反，他们也不会就这么几个人，而且还要赶着那么多牛羊进城……
“他们一共只有七个人，只拿着一杆猎枪和刀子进城造反，这恐怕于理不通。”
阿库沙吾提不加犹豫地提出自己的质疑。
警察局长心怀鬼胎，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一面拿出牙纪们的言证让他看，一面假装无奈地说：
“集市上的许多人都看到了，是那个牧民先开的枪。警察没办法，只好还手，所以这事就发生了……”
顿了一下，他又故作同情地说：
“出现这样的事，我们也很痛心。阿乡长也不要太难过，看看是不是让你的人去处理一下尸首。然后你再去去县政府，看那里还有什么事。我想你来趟县城不容易，好好休息几天再回去吧。”
由于没有证据，阿库沙吾提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将疑问和愤怒深深地埋进心里。
县上有个伊斯兰教徒的墓园，但这几个人是所谓的“叛乱者”，所以按当局规定不能入园安葬。阿库沙吾提提出要和有关方面交涉，几经周折，并不得不化费一些钱财，最后总算获准进入墓园安葬。
他暗中请人给这七名死者举行了简单的宗教仪式，然后和随来的人含泪将他们葬了。
由于心情不好，他本来打算立即就返回草原，但是却有人告诉他，说县长要接见他。
这次接见他的其实是个副县长，新上任不久，姓马。他对最近发生在县城的事件表示了遗憾，并说明这次让死者进墓园安葬，是他最后给有关方面打招呼后才同意的。
然后，他又告诉阿库沙吾提县上的两项决定：一是县上即将成立参议会，经研究决定让他当县参议会议员，并准备推选他进省参议会；二是为了加强全县治安，特别是为了维护牧区安定，考虑到他的影响和威望，县上已决定让他兼任县警察局的副局长。
面对这些是名是实的加封，阿库沙吾提并没有表现出高兴。他只淡淡地说草原上事务多，待他慢慢考虑后再说。
马副县长又说晚上省里来人，要设宴招待，想请他参加。他婉言谢绝了。马副县长还说他来趟县城不容易，希望他多待几天。他含含糊糊答应着。
其实这天和马副县长谈过话后，他就连夜返回了奴尔加草原。
关于几个牧民在县城的遭遇，他没有给别人细说，只说出了事故，他们已死去，让他们所在部落的首领安慰他们的家属。同时他也告诫了各部落首领，让他们通过各阿吾勒首领转告牧民，今后不得随意赶牧畜下山进行交易。
不久，县上的公文下来了，他被指名当了县参议员，并被正式任命为县警察局副局长。
但景化县低滩和昌吉县城发生的事，已在他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所以此后的一些会议他不但不去参加，真正认真的事他更没有做过一件。甚至于连乡长的职务，他也开始不放在心上，人们还按习惯称他为“大首领”。
这一年的烦心日子，看来就这么过着。但是到了接近年末的几个月，却有好消息到来。
一个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九日中旬县上召开庆祝会，他也被邀请去参加。县长讲了话，县城的公务人员、各界人士的代表和百姓，手举三角旗进行了游行。因为去年在县城听过对抗日战争的宣传，并代表牧区捐献过军马，所以他心里也颇自豪。
另一个是唐加勒克被放回来了。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瘦得仿佛成了一把剔了肉的骨头，头发也快掉光了，而惟独那智慧的前额仍然光亮。
他见了自己的儿子哈尼扎提，见他已长高长壮，且脸色红润，衣装齐整，心中自是无比高兴。
这三年多中，阿库沙吾提曾派人去狱中看望过唐加勒克，给他送去过衣物用品。唐加勒克也得知大首领不但收留了自己的儿子，而且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现在又看到儿子这副模样，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他向大首领说了许多深谢之语，又表示从现在起要在奴尔加安家，用他的智慧启导这里的牧民，以报答大首领的知遇之恩。
大首领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