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58年至1959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七场党委抓住有利时机，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耕种面积，使农场生产迅速发展壮大。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1960年3月4～8日，中共胜利七场第三次代表大会暨第二次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了1958～1959年两年来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农一师党委提出的“以农业为主，以粮为纲，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工作方针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为使全场生产和经济有更大发展，大会下达了1960年种植面积6666.7公顷（10万亩），粮食总产7500吨和皮棉2000吨，上缴利润470万元的生产任务。大会要求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右倾”保守，高举总路线红旗，大搞群众运动，掀起一个“比干劲、比赛劲、比措施、比指标”的生产热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胜利七场第三届委员会和第三届监察委员会，选举郭增品为党委书记，赵志诚为第二书记，李生福为监委书记。
  为落实党代会精神，1960年胜利七场开展以“普及农业技术”、“技术革新”为中心的高工效和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反损失浪费竞赛。场党委发出号召：学习农业战线上的刘学佛、杨凤德；畜牧战线上的梅连喜、张有才；机务战线上的邬凤鸣、王齐齐；老年中的王德昌；青年中的王孟闲；妇女中的张秀凤；妇女集体中的吕奎英小组；干部中的郝孔义。全场采用流动红旗、打擂比武、戴光荣花、先进榜、“跃进”灯、红旗台、标兵席、生产运动会、“一条龙”赛形式，在全场形成了一个各行各业参与的“比、学、赶、帮”的竞赛热潮。全场职工提合理化建议640条，共节约劳力35562个，创造价值88526元；全场增种增收粮食40.811吨，油料2.5吨，棉花7.5吨，积运肥7万吨，养兔1200只，增产节约总价值235336元。
  1960年七场耕种面积扩大到5469.9公顷（82049亩），粮食总产1623.26吨，皮棉总产465.48吨，财务盈利66.6万元。尽管七场党委对“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浮夸风”等不切实际的做法，特别是对基本建设不量力而行，在实际工作中不讲质量，一味讲数量，广种薄收，亩产量下降，有了初步认识，开始纠偏。但第三次党代会在“大跃进”影响下，仍然制定了“高指标”。1960年粮食单（亩）产只有46.8千克，皮棉单（亩）产16.47千克，基本建设投资过高，增加了农场的经济负担。全场职工工资欠发，同时，恰遇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为支援内地粮食，全场降低口粮标准，用瓜菜代替口粮，大部分职工口粮不足，吃不饱，不少职工发生了浮肿病。为扭转这一困难局面，七场党委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养兔，增加肉食，改善生活，保证职工基本需要，保障农场的稳定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全场职工春季在田头地边增种玉米、甜菜、胡萝卜、饲料瓜等，夏收拾麦穗，秋季搞清田，冬季打沙枣、挖鼠洞。各连队食堂还从野生植物中提取淀粉作为“代食品”充饥，玉米芯子、玉米秸秆、胖姑娘草、骆驼刺等都成为食用对象。正是由于七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职工的爱国之心与积极行动，顺利地渡过“粮食关”。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针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会议精神，1961年七场党委决定按照“农业第一，粮食第一”的原则，调整种植结构，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园林面积，降低生产指标。当年粮食作物面积2043.9公顷（30659亩），占总播种面积的43.77%，比上年增加1.5%。在粮食生产中着力提高单产。粮食作物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其中小麦播种面积947.67公顷（14215亩），总产973.16吨，单（亩）产68.46千克，比上年单（亩）产提高34.28千克；玉米播种面积166.27公顷（2494亩），总产207.79吨，单（亩）产70.46千克，比上年单（亩）产提高49.05千克。为改变种植业单一的状况，1961年在“四自一引”（即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从外地引进良种）的基础上，又确立了“四化一供”的方针，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质量标准化，种子加工机械化，实行统一供种。成立了八队和十队两个种子繁育队，共有良种繁育地506.13公顷（7592亩），专业从事培育小麦、棉花、西瓜、大豆、玉米等作物种子。1963年确定十队、一队、十二队3个单位承担良种繁育工作。繁育小麦品种有“Y-0246”和“喀什白皮”，棉花品种有“1047”、“147-4”、“C-6002”，玉米有“自交系133”。1961年至1963年间生产一队对长绒棉“C-6002”进行连续3年的繁育工作，1963年推广种植1874.4公顷（28116亩），平均单（亩）产籽棉96.9千克，比“5904-u”增产97.5%，比“胜利1号”增产1.2%。还种植了1962年在十二队繁育的19.13公顷（287亩）“Y-0246”冬麦原种一代，比本地品种增产72.7%。推广种植的166.13公顷（2492亩）“喀什白皮”春麦，平均单（亩）产77千克，比“黑芒春麦”增产1.6%。1961～1963年由十队承担玉米双杂交“156”繁育任务。1963年此品种一代、二代在全场推广后，平均单（亩）产112千克。同时七场还开展了以丰产田为中心的群众性选种、留种工作。劳动模范王孟闲丰产组年自选“C-1470”棉花品种0.9吨，并将72.67公顷（1090亩）“C-1470”棉田去杂，株选3.5吨种子供丰产田种植；劳动模范杨凤德小组片选10吨“C-1470”棉种，为丰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场还在夏收前组织劳力，对新进的良种进行了去杂工作。1963年胜利七场推广种植生产一队繁育的长绒棉“C-600Z”品种和“1047”、“147-4”等，最先在全师实现“百斤皮棉场”，再次获兵团“先进农场”称号。
  在开展良种繁育的同时，1963年在28公里垦区试验种植水稻96.23公顷（1445亩），主栽水稻品种“沙字129”、“黑芒”和从内地引进的品种“白芒”等，平均单（亩）产39.48千克，总产57.05吨。这是七场首次种植水稻，打破粮食生产单一局面。1965年水稻单（亩）产达到103.07千克。当年粮食总播种面积1993.1公顷（29896亩），总产3139.08吨，平均单（亩）产105千克。
  1961年7月3日，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刘型、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在农一师师长林海清等陪同下视察了胜利七场。他们深入田间，了解农田管理情况，刘型指出：七场干旱高温，无霜期长，最适宜种植长绒棉，要科学种田，提高耕作技术，搞好田间管理，要建立防风林带，要重视种地养地。对七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勉励七场继续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陶峙岳批评了七场只迷信化肥，不重视农家肥的做法，要求大力增加土壤肥力，积运农家肥，发展畜牧业，搞牧草轮作，保持稳产高产。为了提高土地肥力和发展畜牧业生产，七场每年保持一定的牧草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10%，以苜蓿为主，还在麦地混播苜蓿、草木樨，增加有机质0.18%，并增加活性土壤磷素。
  1960年贯彻兵团党委“开荒未动，造林先行”的指示，七场当年造林194.72公顷（2920.8亩），其中新植桑园10.13公顷（152亩），1962年桑园面积扩大到35.27公顷（529亩），此时植桑是作为防护林而栽种。1963年根据农垦部和兵团在塔里木垦区建立蚕桑基地的部署，七场开始大面积栽桑建园，发展蚕桑业。当年3月，场成立专业蚕桑队，当年新建桑园126.67公顷（1900亩），培育桑苗4公顷（60亩）。1964年各连队均种植一个条田的桑园，桑园面积扩大到1266.67公顷（1.9万亩）。从内地引进优良桑树品种，并从浙江、江苏等地调进蚕桑技术员，指导发展蚕桑生产。桑园采用粮桑间作形式，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管护了桑树成长。到1966年，全场有桑树22.6万株，养蚕34盒，产茧700余千克。1963年7月8日，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带领蚕桑专家视察七场蚕桑业发展情况，指出应加快养蚕业的发展。
  蚕桑业的经济效益在起步期不如粮棉效益高和来得快，但可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而且粮桑间作，既可以提高粮食总产，又可以改变农场生态环境，调节农场小气候，应作为农场多种经营的重要措施予以坚持。
  1964年10月4日至6日，国家农垦部王震部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兵团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等陪同下，视察胜利七场。王震之女王安炎也随同来场。
  10月4日下午，王震部长视察了蚕桑队，观看了桑园。王震部长指示：“要做好资料的记载和积累，要不断总结、创新，七场种植面积不能少于2000公顷（3万亩），尽管蚕桑的经济效益不如粮棉来的快，但可以换取大量的外汇，直接支援国家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0月5日，王震部长先后考察了七场生产、财务、职工生活等情况。当他看到办公室门前一张《七场土地、林带、洪沟分布图》时，启发陪同场领导，可以在洪沟的综合利用上下功夫，养鱼、养鸭、发展水产事业，他指着地图上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深情地对兵团、农一师、七场领导说：“多好的土地啊，无人开垦岂不可惜！同志们，步子要迈大一点，要多开荒，为子孙后代造点福嘛。”
  当日，王震部长为胜利七场题词：高举毛主席的革命思想红旗，鼓足革命干劲，在毛主席指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一师胜利七场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军垦农场，既是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部队，又是一支亦农亦工的劳动部队，也是一所红专大学。让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为世界革命的胜利奋斗到底。
  在开展增产节约，发展多种经营同时，1961年9月3日，胜利七场为了解决物资供应不足，活跃农场经济，举办了第一次集市贸易。为了办好集市贸易，场制定了《集市贸易试行制度（草案）》，确定了“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分级论价”的原则，划分了市场区域，物质分类摆摊销售。场广播站提前在全场进行宣传，动员职工参加集市贸易，扎了彩门、张贴了标语、公布了各类商品牌价。有16个单位，1471人参加。贸易商品有30余种，包括：瓜菜、水果、鸡、兔、腊肉、扫把、手编筐、自制凳、椅、莫合烟草、草鞋和小食品等，受到职工欢迎。从此每隔十天就有一次集市贸易。此次集市贸易开创了胜利七场自由贸易的先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物质统购统销，平均分配”的局面，使农场职工互通有无，繁荣了市场经济。
  1961年为了进一步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七场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试行“三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定作业区、定面积、定产量指标、给超产者一定数量的奖励）。1962年，胜利七场在总结试行“三定一奖”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在全场推行“三包六定一奖”制度的决定。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的“三包六定一奖”的内容。在农业生产方面是：包任务、包定额、包利润，定人、定地、定产量、定机具、定措施、定水，超产奖励。畜牧业方面是：包任务、包定额、包利润，定员、定群（畜群）、定繁育任务、定肥料、定措施、定饲料，超产奖励。工副业方面是：包任务、包成本、包安全，定员、定料、定产、定质、定设备、定措施，超产奖励。虽然“三包六定一奖”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打破职工的“铁饭碗”，仍然保持按工资等级的“平均分配”形式，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但在衡量职工的能力、效益和奖励方面作了大胆有益的尝试，激发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全场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适合农场生产力水平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通过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七场不仅顺利渡过“粮食关”，而且农场经济逐步发展壮大。1965年底同1959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63.7%，粮食总产3139.08吨，皮棉总产1186.21吨，财务盈利67.64万元，工副业产值388.7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