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参与和决策过党的许多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中国外交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为国家的安全、边防的巩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及新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找到了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兵团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宏大的视野纵观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漫长历史，洞悉一切国内外复杂纷纭的斗争形势，就已在思虑筹谋促进边疆发展繁荣和保持边疆长治久安的策略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伟大祖国的西大门，边境线长达540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定国安邦，就必须戍守边疆。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凡政府重视屯田，西域就安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新疆就稳定，经济就发展；废了屯田，西域就发生动乱，丝绸之路就受阻，经济就受挫，甚至发生分裂。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新疆地处边疆，驻军少了，稳不住局势，驻军多了，粮食和其它供给就会发生困难，于是有了屯田。汉唐时期主要是军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军屯和民屯并举，以军屯带动民屯。没有民屯，军屯会发生困难；没有军屯，民屯根本站不住脚。这些历史教训无疑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提供了宝贵的资政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中央原本计划把新疆的解放放在建国之后去解决。当获悉英、美等国策划蒋介石、胡宗南调马步芳部撤住新疆，妄图搞分裂割据时，毛泽东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的周恩来等军委领导急令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部火速抢占河西走廊，切断“马家军”的退路，攻下兰州，直逼新疆，促成了新疆在开国大典之前的和平解放。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复杂形势，都迫切要求中央对关系到新疆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拿出科学的、有创见的决策。加速这一决策过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和台湾等一些海岛以外的全部国土，而军队却激增到520万人，军费开支巨大，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8.8%，这种状况促使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作出调整。1950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据《周恩来年谱》记载）。5月19日，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后又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起草编制《军事整编计划》，报请毛泽东批准，分步实施，其中就包括了新疆驻守部队。将驻疆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设计，已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构筑了战略决策的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六军进疆以后，和民族军（后编为第五军）、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二十二兵团），在西北边陲会师，共同肩负起保卫祖国边疆、建设边疆的历史使命。时下部队已近二十万之众，供给十分困难，尤其军粮难以解决，只有靠中央财政拨付大量银元就地筹集。当时新疆生产力十分落后，也无力解决部队供给。1949年12月，周恩来对到中央拉运银元的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长期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新疆地广人稀，交通线长，主要靠人畜运输，运1石粮平均最低需2石运费，最高达8石。加之国民党长期的反动统治，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新疆一解放首先遇到的就是粮食恐慌，物价暴涨。部队的任务很重，既要建党建政和改造起义部队、巩固新政权；又要消灭土匪，平息叛乱，保卫边疆，稳定社会。针对如何解决部队吃饭穿衣问题，周恩来同志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力更生搞生产的解决方针，是十分现实和必要的。按照既定方针，1949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开展大生产运动，依靠军垦农业就地取食。1952年3月，毛泽东又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几十万军队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15个师，仅新疆就有11个师十余万人。
1953年5月，新疆军区又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关于军队整编及集体转业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8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令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和二十二兵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一领导下辖的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和9个直属团。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正式成立。1956年5月，农垦部成立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党政工作受自治区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农垦部的直属垦区。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考虑国家安全与统一、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这一英明决策，人们还可以从兵团的构想、成立乃至发展的历史沿革中，领略到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审时度势作出决断的。先是军区生产部队，条件成熟后便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后到了80年代，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兵团时，又改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两个阶段没有离开一个“军”字，即使现在也没离开一个“兵”字，这一本质属性不仅规定了兵团的特殊地位、作用和使命，同时也标志了它几个关键时期工作中心的转变以及历史的关系渊源。因此，我们研究兵团，就不能割断它与军队的联系、失去因果、孤立地去进行研究。否则，就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兵团，深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持着军队的组织形式，实行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党政军企一体的特殊体制。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特殊关注。兵团成立时，总人口为17.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一批转业军人、内地支边青年、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兵团。1955年11月，刘少奇、周恩来指示，要新疆安置2万名复员军人参加生产，在新疆安家；1956年到1960年，国家又先后从河南、江苏、湖北等省动员数万青壮年劳力进疆参加兵团建设。这期间，经国务院批准，兵团还安置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自愿支边人员。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前，国家又从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等地动员1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58年以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安置了解放军8万多官兵到兵团。这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人口已发展到148万人，耕地面积由成立时的115万亩发展到1212万亩。兵团已壮大成一百多万人的队伍，成为自治区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局势、保卫祖国统一、防御外来侵略斗争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兵团农牧团场大多数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盐碱地、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形成一个个绿洲，农场就是一个小社会。农场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子，以什么方式建设，走什么方向，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了改变当时农垦部队人拉肩扛的落后状况，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应用。1956年他就提出“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地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因此，1957年9月，周恩来高瞻远瞩，派王震为团长，率领“中国访日农业技术代表团”，以民间名义访问日本，历时56天，广泛考察了日本的蚕桑、养牛、养鸡、化工、农药、塑料薄膜等生产项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自此从日本引进的农机、化肥、塑料薄膜等，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新疆，农用地膜的应用，是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石河子垦区率先试验推广的。这一新技术不仅缩短了棉花生长期，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提高了单产，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很快推出诸多新品种、新模式，产生极大的科技辐射力和示范作用，迅速传播推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到今天全疆两千万亩地膜棉的规模，带动了整个新疆经济的腾飞，成为新疆“一黑一白”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为把新疆建设成全国棉花基地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在1981年8月视察石河子时，听说地膜覆盖技术是王震引进的，还满口称赞他“到新疆带了个好头”。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周恩来，当我们发了棉花财，才能更深切地领会到周恩来当年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日理万机，处理着许多重大国家公务，却一直牵挂着兵团，给当时的农场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农场要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新型企业。根据他的指示，兵团人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大无畏的精神，忍受和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开垦土地1500万亩，建设大型垦区13个，国营农牧团场173个，还拥有1300个工矿企业、两千六百多个商业网点、总人口234万、职工近100万人，形成党政军一体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对于军垦城市的发展，周恩来鉴于当时的周边关系和国内形势，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想。他在视察石河子时强调，不要搞大城市，要限制石河子市的人口，把重点放在农牧团场建设上，注意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周总理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办农业，又办工业，用工业的利润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做到以工促农。他批准兵团的利润可以不上缴，以此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用来发展工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兵团的工农业走出了一条紧密结合，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之路。绝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办在垦区或农牧团场，依托垦区丰富的农牧产品，就地取得原料，因地制宜地加工。由于有强大的农牧业作保证，从而具有稳定发展的潜力。许多以农牧业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如棉纱、棉布、毛线、糖、纸等产量已占自治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工业的发展，又支援了农业。“七五”期间，仅钢铁、水泥、化肥、农药、农机具及配件等支农产品总值达9423万元。现在，独立核算企业833个，职工90.59万人。固定资产投资46.27亿元，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52.60万千瓦，工业增加值为自治区的8.3%。以农场场部为中心，一大批小城镇建设起来，成为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从中崛起了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等一批中等新兴城市。
50年代后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62年2月，总理办公室通知农垦部要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立即赶到北京，随同周恩来总理去广州。据张仲瀚生前写的《总理关怀屯垦戍边》文章的回忆，总理是要利用乘坐飞机的空隙，了解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和经验。在从北京到广州的3个小时飞行途中，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他最后说：“毛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们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到广州以后，几乎每天晚上总理都要叫张仲瀚到他的房间里谈话，问得更具体更详细了。从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到水利、地质的情况以及机械的使用和维修，从转业后仍然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工作制度问题到怎样办好联合企业；从每开垦1万亩荒地平均要投资多少，需要多少配套水利、机械和建材，到农牧结合、工农结合、劳武结合等等，要的都是准确的数据。后来，总理又让张仲瀚到当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工作会议上汇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这就是中央后来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验，并从兵团抽调干部分别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及西藏组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的决策经过。从这件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周恩来严谨务实的治国风范，另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中央对新疆建设兵团巨大的关怀和厚爱。在那个时代，兵团已成为全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党中央精心造就培育的典型。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在新疆考察了4天，就用了两天视察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河子垦区。他先后到石河子总场、一四三团、八一毛纺厂、八一棉纺厂、兵团农学院等单位参观，深入农田、车间、学校，和广大职工、干部、教学人员、上海支边青年代表见面交谈。在视察中，周总理听取了石河子垦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对石河子垦区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示满意，对兵团遵照毛主席指示，肩负和执行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任务很满意，对兵团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方式表示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兵团的各项工作作出了许多明确具体的指示。其中最感人的一幕，还是在石河子总场接见上海知识青年的场景，至今那里还高耸着一座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丰碑。
7月5日下午，周总理满面春风地来到上海支边青年中间，边同他们握手，边给大家介绍陈毅副总理，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很关心你们，特意来看你们的。”陈毅副总理解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青年们听了这亲切的话语，十分感动。接着总理就问他们是哪个连队的，都干些什么农活。陈毅副总理还风趣地问他们想不想家。当他们回答不想家，很安心边疆建设，已把农场当成了自己第二故乡时，周总理用慈祥的目光打量着这伙年轻人，勉励他们搞好团组织活动，严格锻炼自己。一位叫杨永青的青年告诉总理，她父母在香港，她因身体原因没考上大学，就放弃了在上海的舒适工作，来到新疆已经1年多了，在连队被评为“五好工人”，还出席了师里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总理满意地笑道：“噢，那你来这里不容易呀！”陈毅副总理也满意地说：“这里也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一位青年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感到自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时，他语重心长地勉励道，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在实践中改造白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同志这一著名论断，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给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以极大的鼓舞。总理还对身边的张仲瀚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要爱护他们，让他们受到锻炼。要像老兵带新兵一样，关心爱护新一代的军垦战士。”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将要离开时，青年们都挤上前去紧紧握住总理的手，激动地说：“祝总理健康，代问毛主席好！刘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好！我们决心扎根边疆，请领袖放心。”“好，好！”周总理一边握手，一边应答：“我们到上海时，也告诉你们的亲人，叫他们放心。”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和亲切的话语，将永远铭记在兵团人的心中。
7月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兵团招待所（现石河子宾馆）接见了兵团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劳动模范、职工代表、复转军人和支边青年代表，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总理还为兵团亲笔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这个题词全面涵盖了兵团“三个队”“四个力量”的历史任务和使命，至今仍是兵团人前进的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遵照周恩来总理生产建设、备战防边、民族团结的指示，几十年来始终团结各族人民，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巩固边防的最前列。兵团组建前后，就参加了大量建党建政的地方工作，并输送了大批干部去地方工作，为自治区广大乡村的政权建设和引导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兵团干部战士还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坚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兴修水库几十座、各种水渠2000余公里、公路1.2万公里，大多是有益于兵团和地方的“两利”工程；为地方群众科技扶贫，派技术人员7629人次，培训技术骨干11269人次，治病200余万人次，设计规划土地521万亩，让出土地70余万亩，还支援了大批良种、良畜、化肥和农药，并每年拨200万元专项资金（1988年始）扶贫，建立兵地合资企业87个，形成了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为共同保卫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与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中、兵团干部、战士虽然转了业，但仍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劳武结合，承担着防止外来侵略、维护边疆稳定的任务。1960年以前，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苏关系恶化以后，1962年4月8日，由于苏方的策动和诱骗，引发了伊犁、塔城6万余边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这些地区人口、车辆、牲畜大量流失，农村组织严重破坏，机关陷入瘫痪。为了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迅速恢复秩序，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事发之际，急召张仲瀚进京，当面指示兵团要迅速组织部队，立即赶赴边境维护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值班连队，要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国营农场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兵团直属单位抽调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0名组成工作队，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生产建设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11月，兵团党委向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建立边境农场的报告，11月28日自治区党委作了批复。兵团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长达2019公里、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三十余个边境农场，筑起了一道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1962年在对印反击战中，兵团发挥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援作用，保证了我驻疆边防部队在600公里的西段边境给印军以沉重打击，扫除了其在我境内非法建立的43个侵略据点，受到上级称赞。1969年6月10日，在巴尔鲁克山附近，18名苏联骑兵越界闯入中国境内，绑架我边民。我兵团民兵闻讯立即赶到现场，手持铁锹，迎着苏军刺刀冲上去，营救自己的同志。在搏斗中，入侵者悍然枪杀了孙龙珍同志。1975年秋，苏军又在我丘尔丘特地带，偷设一条长135米、宽9米、高1.5米的铁丝网，蚕食我领土。我一六一团民兵和干部群众，仅用45分钟将其拆除，粉碎了对方的蚕食阴谋。1988年4月23日，特大洪水冲垮了阿拉别克河桑道克龙口，如果洪水沿我方自然沟冲进额尔齐斯河，按国际惯例，那就是新界河，那么包括一八五团团部在内的数十平方公里国土便要他属。这一事态引起中央、国务院的关切。紧急关头，一八五团干部职工和民兵们一齐冲上阵去，抗洪8昼夜，终于堵住缺口，使祖国寸土未丢……这些当年遵循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指示建立的兵团边境农场，在反侵略、反颠覆、反渗透等方面，在保证新疆安定进而为全国提供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方面，在发挥经济建设突击作用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度解散，大概是周恩来最感遗憾的事情之一。正当兵团如日中天的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四人帮”极力插手兵团，将张仲瀚、陶峙岳等一批求真务实的老干部打倒，安插亲信，妄图把兵团这支准军事部队当成篡党夺权的工具。“十年动乱”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严重亏损。不仅粮油不能自给，反而吃掉国家1695万公斤返销粮。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于1975年3月25日下发文件，决定撤销兵团，改变体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
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和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兵团已成为加快新疆经济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果然，周总理逝世后的当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很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不但扭转了全国的形势，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而且还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周恩来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为他钟爱的、付出无数心血的兵团感到莫大的慰藉。
我们兵团人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发挥“三个队”“四个力量”的作用，深入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两个文明一抓，早日实现兵团二次创业、再造辉煌的伟业。
（刊于《兵团建设》1999年第1期）
开国总理周恩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参与和决策过党的许多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中国外交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就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为国家的安全、边防的巩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及新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找到了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兵团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宏大的视野纵观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漫长历史，洞悉一切国内外复杂纷纭的斗争形势，就已在思虑筹谋促进边疆发展繁荣和保持边疆长治久安的策略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伟大祖国的西大门，边境线长达540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定国安邦，就必须戍守边疆。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凡政府重视屯田，西域就安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新疆就稳定，经济就发展；废了屯田，西域就发生动乱，丝绸之路就受阻，经济就受挫，甚至发生分裂。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新疆地处边疆，驻军少了，稳不住局势，驻军多了，粮食和其它供给就会发生困难，于是有了屯田。汉唐时期主要是军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军屯和民屯并举，以军屯带动民屯。没有民屯，军屯会发生困难；没有军屯，民屯根本站不住脚。这些历史教训无疑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提供了宝贵的资政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中央原本计划把新疆的解放放在建国之后去解决。当获悉英、美等国策划蒋介石、胡宗南调马步芳部撤住新疆，妄图搞分裂割据时，毛泽东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的周恩来等军委领导急令第一野战军彭德怀部火速抢占河西走廊，切断“马家军”的退路，攻下兰州，直逼新疆，促成了新疆在开国大典之前的和平解放。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复杂形势，都迫切要求中央对关系到新疆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拿出科学的、有创见的决策。加速这一决策过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和台湾等一些海岛以外的全部国土，而军队却激增到520万人，军费开支巨大，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8.8%，这种状况促使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作出调整。1950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整编军队，复员一百多万人，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据《周恩来年谱》记载）。5月19日，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担任主任，后又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负责起草编制《军事整编计划》，报请毛泽东批准，分步实施，其中就包括了新疆驻守部队。将驻疆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的设计，已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构筑了战略决策的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六军进疆以后，和民族军（后编为第五军）、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二十二兵团），在西北边陲会师，共同肩负起保卫祖国边疆、建设边疆的历史使命。时下部队已近二十万之众，供给十分困难，尤其军粮难以解决，只有靠中央财政拨付大量银元就地筹集。当时新疆生产力十分落后，也无力解决部队供给。1949年12月，周恩来对到中央拉运银元的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长期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新疆地广人稀，交通线长，主要靠人畜运输，运1石粮平均最低需2石运费，最高达8石。加之国民党长期的反动统治，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新疆一解放首先遇到的就是粮食恐慌，物价暴涨。部队的任务很重，既要建党建政和改造起义部队、巩固新政权；又要消灭土匪，平息叛乱，保卫边疆，稳定社会。针对如何解决部队吃饭穿衣问题，周恩来同志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力更生搞生产的解决方针，是十分现实和必要的。按照既定方针，1949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的光荣传统，开展大生产运动，依靠军垦农业就地取食。1952年3月，毛泽东又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几十万军队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15个师，仅新疆就有11个师十余万人。
1953年5月，新疆军区又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关于军队整编及集体转业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8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令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和二十二兵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一领导下辖的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和9个直属团。1954年10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正式成立。1956年5月，农垦部成立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党政工作受自治区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农垦部的直属垦区。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考虑国家安全与统一、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这一英明决策，人们还可以从兵团的构想、成立乃至发展的历史沿革中，领略到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审时度势作出决断的。先是军区生产部队，条件成熟后便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后到了80年代，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兵团时，又改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两个阶段没有离开一个“军”字，即使现在也没离开一个“兵”字，这一本质属性不仅规定了兵团的特殊地位、作用和使命，同时也标志了它几个关键时期工作中心的转变以及历史的关系渊源。因此，我们研究兵团，就不能割断它与军队的联系、失去因果、孤立地去进行研究。否则，就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兵团，深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持着军队的组织形式，实行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党政军企一体的特殊体制。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特殊关注。兵团成立时，总人口为17.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一批转业军人、内地支边青年、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兵团。1955年11月，刘少奇、周恩来指示，要新疆安置2万名复员军人参加生产，在新疆安家；1956年到1960年，国家又先后从河南、江苏、湖北等省动员数万青壮年劳力进疆参加兵团建设。这期间，经国务院批准，兵团还安置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自愿支边人员。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前，国家又从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等地动员1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58年以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先后安置了解放军8万多官兵到兵团。这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人口已发展到148万人，耕地面积由成立时的115万亩发展到1212万亩。兵团已壮大成一百多万人的队伍，成为自治区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局势、保卫祖国统一、防御外来侵略斗争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兵团农牧团场大多数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盐碱地、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形成一个个绿洲，农场就是一个小社会。农场应该建设成什么样子，以什么方式建设，走什么方向，一直是周恩来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为了改变当时农垦部队人拉肩扛的落后状况，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应用。1956年他就提出“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地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因此，1957年9月，周恩来高瞻远瞩，派王震为团长，率领“中国访日农业技术代表团”，以民间名义访问日本，历时56天，广泛考察了日本的蚕桑、养牛、养鸡、化工、农药、塑料薄膜等生产项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自此从日本引进的农机、化肥、塑料薄膜等，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新疆，农用地膜的应用，是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石河子垦区率先试验推广的。这一新技术不仅缩短了棉花生长期，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且还大大地提高了单产，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很快推出诸多新品种、新模式，产生极大的科技辐射力和示范作用，迅速传播推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到今天全疆两千万亩地膜棉的规模，带动了整个新疆经济的腾飞，成为新疆“一黑一白”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为把新疆建设成全国棉花基地作出了贡献。邓小平在1981年8月视察石河子时，听说地膜覆盖技术是王震引进的，还满口称赞他“到新疆带了个好头”。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周恩来，当我们发了棉花财，才能更深切地领会到周恩来当年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日理万机，处理着许多重大国家公务，却一直牵挂着兵团，给当时的农场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农场要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群众”的新型企业。根据他的指示，兵团人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大无畏的精神，忍受和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开垦土地1500万亩，建设大型垦区13个，国营农牧团场173个，还拥有1300个工矿企业、两千六百多个商业网点、总人口234万、职工近100万人，形成党政军一体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联合体。对于军垦城市的发展，周恩来鉴于当时的周边关系和国内形势，有着自己独特的构想。他在视察石河子时强调，不要搞大城市，要限制石河子市的人口，把重点放在农牧团场建设上，注意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周总理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办农业，又办工业，用工业的利润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搞好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做到以工促农。他批准兵团的利润可以不上缴，以此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用来发展工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兵团的工农业走出了一条紧密结合，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之路。绝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办在垦区或农牧团场，依托垦区丰富的农牧产品，就地取得原料，因地制宜地加工。由于有强大的农牧业作保证，从而具有稳定发展的潜力。许多以农牧业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如棉纱、棉布、毛线、糖、纸等产量已占自治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工业的发展，又支援了农业。“七五”期间，仅钢铁、水泥、化肥、农药、农机具及配件等支农产品总值达9423万元。现在，独立核算企业833个，职工90.59万人。固定资产投资46.27亿元，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52.60万千瓦，工业增加值为自治区的8.3%。以农场场部为中心，一大批小城镇建设起来，成为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从中崛起了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等一批中等新兴城市。
50年代后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62年2月，总理办公室通知农垦部要兵团副政委张仲瀚立即赶到北京，随同周恩来总理去广州。据张仲瀚生前写的《总理关怀屯垦戍边》文章的回忆，总理是要利用乘坐飞机的空隙，了解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和经验。在从北京到广州的3个小时飞行途中，周总理详细地询问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他最后说：“毛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们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到广州以后，几乎每天晚上总理都要叫张仲瀚到他的房间里谈话，问得更具体更详细了。从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到水利、地质的情况以及机械的使用和维修，从转业后仍然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工作制度问题到怎样办好联合企业；从每开垦1万亩荒地平均要投资多少，需要多少配套水利、机械和建材，到农牧结合、工农结合、劳武结合等等，要的都是准确的数据。后来，总理又让张仲瀚到当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工作会议上汇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这就是中央后来推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验，并从兵团抽调干部分别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西及西藏组建农业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的决策经过。从这件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周恩来严谨务实的治国风范，另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中央对新疆建设兵团巨大的关怀和厚爱。在那个时代，兵团已成为全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党中央精心造就培育的典型。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在新疆考察了4天，就用了两天视察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河子垦区。他先后到石河子总场、一四三团、八一毛纺厂、八一棉纺厂、兵团农学院等单位参观，深入农田、车间、学校，和广大职工、干部、教学人员、上海支边青年代表见面交谈。在视察中，周总理听取了石河子垦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对石河子垦区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示满意，对兵团遵照毛主席指示，肩负和执行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任务很满意，对兵团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方式表示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兵团的各项工作作出了许多明确具体的指示。其中最感人的一幕，还是在石河子总场接见上海知识青年的场景，至今那里还高耸着一座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丰碑。
7月5日下午，周总理满面春风地来到上海支边青年中间，边同他们握手，边给大家介绍陈毅副总理，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很关心你们，特意来看你们的。”陈毅副总理解释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青年们听了这亲切的话语，十分感动。接着总理就问他们是哪个连队的，都干些什么农活。陈毅副总理还风趣地问他们想不想家。当他们回答不想家，很安心边疆建设，已把农场当成了自己第二故乡时，周总理用慈祥的目光打量着这伙年轻人，勉励他们搞好团组织活动，严格锻炼自己。一位叫杨永青的青年告诉总理，她父母在香港，她因身体原因没考上大学，就放弃了在上海的舒适工作，来到新疆已经1年多了，在连队被评为“五好工人”，还出席了师里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总理满意地笑道：“噢，那你来这里不容易呀！”陈毅副总理也满意地说：“这里也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当周恩来总理听到一位青年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感到自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时，他语重心长地勉励道，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在实践中改造白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同志这一著名论断，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给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以极大的鼓舞。总理还对身边的张仲瀚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要爱护他们，让他们受到锻炼。要像老兵带新兵一样，关心爱护新一代的军垦战士。”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将要离开时，青年们都挤上前去紧紧握住总理的手，激动地说：“祝总理健康，代问毛主席好！刘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好！我们决心扎根边疆，请领袖放心。”“好，好！”周总理一边握手，一边应答：“我们到上海时，也告诉你们的亲人，叫他们放心。”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和亲切的话语，将永远铭记在兵团人的心中。
7月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兵团招待所（现石河子宾馆）接见了兵团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劳动模范、职工代表、复转军人和支边青年代表，并和他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总理还为兵团亲笔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这个题词全面涵盖了兵团“三个队”“四个力量”的历史任务和使命，至今仍是兵团人前进的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遵照周恩来总理生产建设、备战防边、民族团结的指示，几十年来始终团结各族人民，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巩固边防的最前列。兵团组建前后，就参加了大量建党建政的地方工作，并输送了大批干部去地方工作，为自治区广大乡村的政权建设和引导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兵团干部战士还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坚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兴修水库几十座、各种水渠2000余公里、公路1.2万公里，大多是有益于兵团和地方的“两利”工程；为地方群众科技扶贫，派技术人员7629人次，培训技术骨干11269人次，治病200余万人次，设计规划土地521万亩，让出土地70余万亩，还支援了大批良种、良畜、化肥和农药，并每年拨200万元专项资金（1988年始）扶贫，建立兵地合资企业87个，形成了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为共同保卫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与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中、兵团干部、战士虽然转了业，但仍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劳武结合，承担着防止外来侵略、维护边疆稳定的任务。1960年以前，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苏关系恶化以后，1962年4月8日，由于苏方的策动和诱骗，引发了伊犁、塔城6万余边民赶着牲畜、带着财物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这些地区人口、车辆、牲畜大量流失，农村组织严重破坏，机关陷入瘫痪。为了在“伊塔事件”发生地区迅速恢复秩序，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事发之际，急召张仲瀚进京，当面指示兵团要迅速组织部队，立即赶赴边境维护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值班连队，要在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国营农场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和兵团直属单位抽调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0名组成工作队，奔赴指定地点执行任务。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生产建设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11月，兵团党委向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建立边境农场的报告，11月28日自治区党委作了批复。兵团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长达2019公里、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三十余个边境农场，筑起了一道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英明正确的。1962年在对印反击战中，兵团发挥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援作用，保证了我驻疆边防部队在600公里的西段边境给印军以沉重打击，扫除了其在我境内非法建立的43个侵略据点，受到上级称赞。1969年6月10日，在巴尔鲁克山附近，18名苏联骑兵越界闯入中国境内，绑架我边民。我兵团民兵闻讯立即赶到现场，手持铁锹，迎着苏军刺刀冲上去，营救自己的同志。在搏斗中，入侵者悍然枪杀了孙龙珍同志。1975年秋，苏军又在我丘尔丘特地带，偷设一条长135米、宽9米、高1.5米的铁丝网，蚕食我领土。我一六一团民兵和干部群众，仅用45分钟将其拆除，粉碎了对方的蚕食阴谋。1988年4月23日，特大洪水冲垮了阿拉别克河桑道克龙口，如果洪水沿我方自然沟冲进额尔齐斯河，按国际惯例，那就是新界河，那么包括一八五团团部在内的数十平方公里国土便要他属。这一事态引起中央、国务院的关切。紧急关头，一八五团干部职工和民兵们一齐冲上阵去，抗洪8昼夜，终于堵住缺口，使祖国寸土未丢……这些当年遵循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指示建立的兵团边境农场，在反侵略、反颠覆、反渗透等方面，在保证新疆安定进而为全国提供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方面，在发挥经济建设突击作用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度解散，大概是周恩来最感遗憾的事情之一。正当兵团如日中天的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四人帮”极力插手兵团，将张仲瀚、陶峙岳等一批求真务实的老干部打倒，安插亲信，妄图把兵团这支准军事部队当成篡党夺权的工具。“十年动乱”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急剧下降，财务严重亏损。不仅粮油不能自给，反而吃掉国家1695万公斤返销粮。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于1975年3月25日下发文件，决定撤销兵团，改变体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
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和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兵团已成为加快新疆经济发展，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果然，周总理逝世后的当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很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不但扭转了全国的形势，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而且还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周恩来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为他钟爱的、付出无数心血的兵团感到莫大的慰藉。
我们兵团人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发挥“三个队”“四个力量”的作用，深入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两个文明一抓，早日实现兵团二次创业、再造辉煌的伟业。
（刊于《兵团建设》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