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其特征是崇拜日月山水等自然现象，并逐渐发展到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宗教进入晚期，出现萨满教。萨满教因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而得名。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没有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没有统一规范的宗教仪式。其崇拜对象与原始宗教略同，但笃信萨满能够沟通人与鬼神和各种精灵。生活在新疆的古代居民及匈奴、柔然、突厥、回鹘、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都曾信仰过原始宗教或萨满教。如《史记》载匈奴“举事而候星月”；《隋书》载突厥“多杀羊马以祭天”；《乌古斯可汗的传说》载乌古斯可汗召集部落大会，在大帐两侧各立一木杆，杆顶挂金鸡和银鸡，杆下分别拴黑羊和白羊，等等。这些都是信仰萨满教的表现。直到现在，维吾尔族仍保留了萨满教的一些习俗，如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众朝拜麻扎时，仍在麻扎周围插拴有羊头等物的木杆和跳“萨玛舞”。
  佛教。佛教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创立于印度。佛教认为世界苦海无边，人生八苦皆由无明等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的十二因缘引起，说明和解决的办法是苦、集、灭、道四谛，等等。佛教经过三次大结集，于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68前232年）确立了佛教经、律、论所谓《三藏》，并开始向外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传入西域的时间应早于内地，约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是典型的遁世哲学，西域各地统治阶级希望借助它消除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饱受压迫奴役之苦的人民希冀从中获得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在西域迅速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塔里木盆地周围龟兹、于阗、高昌、疏勒等地都是佛教的中心。
  龟兹是小乘佛教的中心。《大唐西域记》卷1记载，初唐时，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说明龟兹佛寺僧徒众多，而且小乘占绝对优势。小乘追求个人的解脱，与产生较晚讲求拯救众生的大乘成为佛教不同的宗派。小乘注重四谛、八正道，以禅定作为达到八正道的重要途径。龟兹是西域禅修的重要基地，闻名于世的龟兹石窟就是禅法流行的产物。20世纪出土了许多龟兹一焉耆语婆罗迷文佛经，基本上都属于小乘经典，也说明此地小乘佛教的盛行。龟兹国也有大乘教，龟兹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在龟兹弘扬大乘。鸠摩罗什还在长安主持翻译了32部佛典，共300余卷。龟兹有一批像鸠摩罗什这样的佛教翻译家，他们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于阗是大乘佛教的中心。我国大乘佛典，如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诸经原本大多来自于阗；我国早期西行求法高僧，从曹魏朱士行起，也大多以于阗为目的地。于阗不仅是大乘佛典的传播中心，而且自身也孕育发展出若干佛教经典，如于阗语《赞巴斯塔书》、《跋陀罗缘起》等均是于阗地区独创性佛教撰述①。于阗的佛寺很多，法显《佛国记》称，5世纪初于阗有大伽蓝十四，小者无数，家家门前起小塔。《于阗国授记》载，9世纪末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寺院达四百余所、兰若小塔逾五千座。可见此地佛教之盛。
  高昌佛教至迟可以追溯到西晋，吐鲁番出土最早的佛教写经是公元296年（西晋元康六年）3月18日竺法护译写的《诸佛要集经》。史书记载，382年（前秦十八年），车师王入朝，国师鸠摩罗跋提曾随行并献《大般若品》等佛经。443年，笃信佛教的北凉流亡政权入居高昌，高昌佛教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高僧（如法绪、法众、道普），传译了不少佛经（如《大方等檀特陀罗尼经》等）。501年，麴氏建立高昌国，高昌佛教达到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传译佛经更多，出土佛典多为此时文献；建立寺院更广，据载，都城附近寺院就有140多所，僧尼数千，几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一阶段佛教还深入到庶民阶层，并向完全世俗化方向发展。高昌佛教与龟兹、焉耆佛教有所不同，龟兹、焉耆佛教主要传自印度，高昌佛教主要由内地回传。高昌佛典大多译自北朝大乘经典，僧官制度略同内地寺院三纲制度，内地流行禅法，高昌禅法流行；中原兴盛净土信仰，高昌净土信仰兴盛，都反映了高昌汉传佛教的特色。当然，高昌地处西域，也受西来佛教的影响。
  唐代西域汉传佛教大发展，中央政府力图将各地佛教纳入共同轨道。唐在西域设僧官“四镇都统”，总辖龟兹、疏勒、于阗、焉耆（或碎叶，今哈萨克斯坦托克玛克）四镇的佛教事务。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下令两京诸州各建一所大云寺，龟兹、疏勒、碎叶等地皆建大云寺；705年（神龙元年），中宗下令天下诸州各置一所中兴寺，旋改名龙兴寺，龟兹、于阗、西州、庭州等地都有龙兴寺。汉僧主持的寺院今可考者，还有于阗的护国寺，龟兹的金砂寺、大宝寺、□严寺、□圣寺、梵□□寺等等。龟兹还开凿了大量汉风洞窟，汉传佛教在此盛行。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统治者初信摩尼教，佛教逐渐占上风。965年（乾德三年），高昌回鹘可汗遣僧人法渊向北宋贡献佛牙。982年，宋朝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王国时，还见此地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目前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佛教文献最多，摩尼教文献其次，另有一些景教文献，可以说明三大教的地位。回鹘文佛经三个阶段有三个来源：早期主要译自龟兹—焉耆语婆罗迷文佛典，现已发现至少80件这类佛教文献和残篇。11～13世纪，几乎所有文献都译自汉文，现已发现81部41种这类佛典。汉地佛教对回鹘影响最大。蒙元时期，由于藏传佛教成为蒙古的正式国教，西域藏传佛教大发展，藏传佛教成为回鹘佛教的重要来源，至少16部佛经从藏语译为回鹘语①。这一时期西域通晓藏传佛教的人才辈出，畏兀尔僧徒在元朝朝廷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昌回鹘王国安藏曾将藏传佛教的重要典籍《宝藏论》进献元世祖，并在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乞台萨里奉诏译语义，担任释教都总统。而元朝不但向畏兀儿颁赐蒙古文、畏兀儿佛经，并向高昌等地寺院提供“燃灯续明”之费。
  10～16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依靠“圣战”及和平传教逐步占领了南疆佛教的所有阵地，佛教遭到彻底的打击，但是，随着明代瓦剌人（西蒙古）入居西域，北疆喇嘛教（藏传佛教）又兴盛起来。17世纪末，南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和卓还借助准噶尔喇嘛教的力量消灭了政敌黑山派和卓势力，灭亡了叶尔羌汗国，可见藏传佛教势力的强大。18世纪以后，清朝陆续征调信奉佛教的蒙古、锡伯、达斡尔族驻防新疆，汉人信奉佛教者也入居该地，新疆佛教得以存续两千多年而不灭。
  道教。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产生于2世纪上半叶东汉顺帝年间。道教是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和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谶纬之学和黄老思想逐渐形成的。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等“三清尊神”（皆由“道”所化生）为最高尊神，又有一套神仙体系。宗教仪式有斋醮、祈祷、诵经、礼忏等，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为宫、观、宫观、道观或庙。道教经书总集称《道藏》。
  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不晚于5世纪初（东晋时期），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汉人较多的地区。吐鲁番地区曾出土北凉时期带有明显道教色彩的随葬品，如《建初十四年（416）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记有“左清（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急急如律令”。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道教改造成太上老君的护卫仪仗（见东晋《抱朴子》）。“急急如律令”也是道教符箓的常用之语。韩渠妻纸鞋还用青色涂染，上书“骘”字，青色为道教之色，“骘”者升也，与道教升玄飞天、羽化成仙的意思吻合①。可见道教5世纪初已传入此地。5世纪以后，道教仍然流传，吐鲁番地区曾发现一件551年的道教符箓。不过，道教势力一直不强，后来还与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佛教相融合。此地出土的6世纪中叶至7世纪30年代衣物疏中，道教用语与佛教用语同存互见，既有道教所谓“五道大神”、“急急如律令”，又有佛教“持佛五戒”、“专修十善”，说明道佛混合，界线不明。
  唐代是新疆道教大发展的时期。此时出现道教的典型标志——道观。西州（吐鲁番）最早有纪年的道观是691年（天授二年）的□阳观，此后还有总玄观、龙兴观、安昌观、紫极宫、唐昌观、周楼观，等等。唐皇室以老子为远祖，尊崇道教，道教的发展与唐政府的推行直接相关。玄宗崇道最为积极。从出土文书中可见，731年（玄宗开元十九年），西州功曹府曾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天山县修缮安昌观。741年（开元二十九年），玄宗诏令诸州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后改名紫极宫，出土文书中不仅有紫极宫，而且紫极宫名前还有阙格（按平阙式规定致敬）两字，表现了紫极宫的优崇地位。玄宗曾令官写道经，颁发各地，吐鲁番出土了河西道采访使驻地凉州都督府颁发的道经。749年（玄宗天宝八年），唐中央政府还派修功德使监督各地道观的斋醮活动，西州、伊州、北庭都在监督之列。西州道观数量虽不及寺院众多，但地位却在寺院之上。出土文书中，西州龙兴观位于大宝寺、崇宝寺等寺院之首，就体现了唐令道士冠在僧尼之前的精神。在唐政府的推动下，西州道教迅速发展，道观组织完善，观主、威仪、炼师、道士俱全，过去崇奉佛教的麴氏王室后裔变成道门领袖，一大批民众也依附道观，以至于762年（宝应元年）面临吐蕃入侵时，伊西北庭节度使不得不要求寺观放良，以扩大税收人口和兵员来源①。中央政府派修功德使监督伊州、北庭的斋醮，说明这些地方也有道教的活动。《沙州伊州地志》载伊州伊吾县有详夔观和大罗观，纳职县有详麰观，柔远县有天上观；伊西北庭节度使要求北庭西海县寺观也行放良，都进一步证实了伊州、北庭道教的存在。
  唐代以后，道教在西域时兴时衰。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时，路经畏兀儿首府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出迎的数百人中有道士，举行的宴会上也有道士，说明道士人数不少，地位不低。丘处机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东北）也见到不少道士。据载，汉人工匠张氏在城东“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阿力麻里作为察合台汗国的首府，迁入不少汉族工匠，道教因此而兴盛。明代西域道教可能一度中衰，但清代随着大批汉人入居，道教又复兴盛。直到现在，新疆仍有道教存在。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280页。;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36页。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9～469页。;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127～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