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西域曾经使用过多种语言文字，随着历史的变迁，其中有些语言文字已经消亡。这些消亡的语言文字是：犍陀罗语佉卢文、吐火罗语焉耆—龟兹文、塞语于阗文、粟特语文、突厥语文、突厥语回鹘文、吐蕃语文、契丹语文、满语文等等。另外，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托忒文，以及梵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也曾在西域使用并逐渐消亡，由于它们或是现行语文的前身，或是宗教圣语文字，我们将在下面的篇目里叙述，此处不赘。
  犍陀罗语佉卢文。佉卢文是一种用阿拉美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表达的是印度西北部犍陀罗语。公元初，佉卢文成为贵霜王国（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官方文字。公元2世纪后半叶，传入西域于阗，3世纪初传入鄯善（今若羌），成为当地的官方文字。鄯善等地东汉时行用汉语文，此时接受佉卢文和印度俗语，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一批贵霜王国居民因战乱移民至此，他们人多，文化高，因而对当地的语文产生了重大影响。5世纪以后，佉卢文在西域消亡。
  佉卢文作为“死文字”人们重新认识它，得益于19世纪下半叶之后陆续发现的出土材料。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疏勒、和田、库车、尼雅、米兰、楼兰以及河西走廊敦煌等地都曾发现佉卢文。这些佉卢文书写在木牍、木简、皮革、绢帛、纸张、桦树皮、钱币之上，总数达千余件多，主要属于于阗、鄯善两个王国。于阗的考古资料主要有汉佉二体钱币（312枚）、S.661号文书和《法句经》抄本残页。鄯善的考古资料主要为国王敕谕、公私信札、各种契券和簿籍账历，世俗文书之外也有佛教文书。佉卢文字母数量各个时期不同，从22到57个不等。从右向左横写，词间无间隔，亦无标点符号。于阗、鄯善两地佉卢文字体略有不同，语言分别掺杂了一些当地方言成分。
  于阗、鄯善都有佉卢文、汉文双体并存的考古文献。如于阗流通的汉佉二体钱，正面用汉文篆字标志币值，背面用佉卢文标明国王的尊号和名字，是于阗王国双语并存的典型；鄯善楼兰出土的东汉锦，上有汉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边幅有怯卢文“频婆·室利可陀之锦（价值）百万”，是鄯善王国双语并存的证明。
  于阗语文。于阗语是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一种方言。由于操这种语言的民族是塞种人，又称于阗塞语，简称于阗语。于阗语文字是印度婆罗迷字母的一种中亚变体。于阗文晚于汉文和佉卢文，约通行于公元5～10世纪（或说4世纪已出现）。1006年喀喇汗朝灭于阗王国，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回鹘语亦逐渐取代于阗语，于阗语文字成为“死文字”。《大唐西域记》卷12记载：“瞿萨旦那国（于阗）……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和田、巴楚、图木舒克、木头沟及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于阗语文献，于阗文得以重现天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于阗语文献大部分已能通读转写，但仍有部分世俗文书和文学作品未能圆满解释。早期于阗语字体规范，语法严谨，晚期于阗语字体潦草，有些合体字很难辨识。
  现存于阗语文献以佛教文献居多，特别是大乘佛经最为丰富，如《僧伽吒经》、《维摩诘经》等。于阗曾是大乘佛经翻译盛地，中原历代皆有来此求法取经者。唐宋时于阗已不局限于翻经译典，而是开始解说，敦煌曾发现这类于阗文作品，如《佛本生赞》就是缩写加工而成的。于阗语世俗文献出土亦多。和田地区曾出土百余件唐代于阗语世俗文书，内容包括诏令、账簿、契约、书信等等。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余件于阗语文献，大多数也是世俗文书。10世纪沙州归义军曹氏与于阗王室世代通婚，关系密切，于阗使者、僧侣出使沙州、中原、西夏、河西甘州回鹘汗国，在敦煌留下了大量书信、愿文、公私账簿、地理文书、医药文献、文学作品、双语词表、习字、字母表和给于阗王府的报告副本。
  于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继汉代以后，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唐退出西域后，于阗与沙州保持姻亲关系，汉文始终通行这个地区。与佉卢文与汉文并用相同，于阗文始终与汉文并用，后期还与吐蕃文并行。出土文书中，于阗文、汉文、吐蕃文并存已能说明问题，出土文献中还有汉文、于阗文对应书写的双语文书。如策勒县达玛沟遗址所出7件公元755～790年间的“六城”百姓缴纳丝绸账簿和军事戍防文书，就是用汉文、于阗文对应书写的。不少于阗语文献还夹用汉文，如《于阗王致曹元忠书》中，于阗王尉迟输罗向其舅沙州大王曹元忠报告970年（天尊四年）于阗对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获得胜利，信函末尾大书汉文“敕”字（还有两个相应的于阗词Parau——敕），信尾和纸缝共钤九方汉文“书诏新铸之印”。有些于阗语明显译自汉语，如以“si”音结尾的于阗佛寺名称就译自汉语的“寺”。于阗语文献还有长史、节度使、宰相、都督、判官夫人、大德、世尊等名称，也是采用汉语的官称和尊称。于阗语文献中的“同庆”、“天尊”、“天兴”、“中兴”、“天寿”等年号，显然也是仿汉制的年号。
  吐蕃语文。吐蕃文是书写吐蕃文献所用的藏文，又称古藏文，语言属汉藏语系。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662年开始进入西域，与唐朝争夺西域统治权。8世纪末9世纪初，吐蕃占领西域。866年，由于本土内乱，退出西域。吐蕃在西域统治半个多世纪，对西域的语言文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吐蕃语文一度成为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的官方语文。
  20世纪以来，若羌县米兰故城遗址、和田以北麻扎塔格古堡遗址出土了大量吐蕃文简牍、写卷，总数达七百多件，米兰吐蕃戍堡遗址还发现一块保留着吐蕃文卜辞的卜骨。敦煌也出土了至少八件与于阗有关的吐蕃文文献、一件与伊州（哈密）有关的吐蕃文文献。于阗是吐蕃统治西域的重要据点。后世藏文《甘珠尔》、《丹珠尔》两大文献结集中有《净光明佛所说经》、《牛角山授记》、《僧伽伐弹那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于阗国授记》五部专讲于阗的著作，可见西藏与于阗关系密切。米兰是吐蕃统治西域的重要军事据点。敦煌曾被吐蕃占领，公元9～10世纪归义军又与于阗关系密切，因此，这三个地方出土吐蕃文非常正常。
  新疆出土的吐蕃文文献基本上属于公元8～9世纪，内容涉及吐蕃统治西域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方面有土地、粮食、赋税、借贷、物品等内容，军事方面有武器、斥堠、巡逻、驿站等内容，政治方面有报告、指令、公私文牒等内容，社会生活文化方面有宗教、氏族、部落、地名、占卜等内容。敦煌所出文献都属于10世纪。虽然吐蕃9世纪后半期已退出西域和河西，但影响所致，吐蕃文一直行用到吐蕃结束统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敦煌吐蕃文《沙州曹尚书致于阗王书》，《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于阗王致甘州长史书》等是于阗、沙州（敦煌）归义军、甘州（张掖）回鹘三个地方政权统治者之间往来的书信，《于阗教法史》是有关于阗佛教盛衰及沧桑变迁的历史文献。《伊州李僧政贝登致沙州李僧政书》则是伊州、沙州僧俗交换物资的文献。
  吐蕃在西域实行与唐羁縻制类似的管理体制，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允许吐蕃文、于阗文、汉文同行并用。吐蕃这个政策有利于发展西域的新文化，保护西域的传统文化。①
  焉耆—龟兹语文。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一种用中亚婆罗迷斜体字母书写的文字，这种文字记载了两种印欧语系语言。两种语言词汇和语法差异不大，但呈现了方言的不同，于是学者们根据它们出土地点的不同分别称在吐鲁番、焉耆发现者为焉耆语，在库车发现者为龟兹语。文字亦分别称作焉耆文和龟兹文。以前有学者称前者为吐火罗语A或甲，或称东吐火罗语；后者为吐火罗语B或乙，或称西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文大约行用于公元3～9世纪。
  现存焉耆—龟兹文文献比较丰富，有诗歌，如《箴言诗集》、《摩尼赞美诗》；有演唱故事，如《六牙象本生故事》、《木匠与画师故事》；有字书，如古龟兹语—回鹘语、梵语—龟兹语对译字书；有公私账册，如《商旅通行简》、政令残片、寺院出纳账目；还有医术咒语。但焉耆—龟兹文文献现存最著名的是《弥勒会见记剧本》，共存88页，27幕，是国内发现最古老最长的一部剧本。现存最多的是佛典，有《法句经》、《佛所行赞》、《脱胎经》等等。然只有小乘佛典，没有大乘经典，从中可以看出西域当时佛教大小乘的分野。
  焉耆—龟兹语文献中，焉耆语资料都是手抄本，龟兹语材料除此（占绝大多数）之外，尚有木简、壁画题记和石窟铭刻，数量较多。《大唐西域记》卷12载：屈支（龟兹）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现存焉耆龟兹文表明情况属实。焉耆—龟兹语文虽以印欧语系婆罗迷文为特征，但外来语甚多。据研究，其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等都有相同相似之处，与非印欧语系也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和借词两个方面。以汉语为例，汉语中有吐火罗语借词，反之亦然。《隋书·音乐志》讲七声：“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第一个字就是龟兹语（或通过龟兹语变来的印度字）。汉文“沙门”或“桑门”亦出自焉耆语。早期（东汉、三国）汉译佛典中的佛教术语，都并非直接译自梵文或巴利文，而是通过吐火罗语等古代中亚民族语言的媒介而来。吐火罗语借自汉语的例子亦颇多，如cane是汉语的“钱”，tau是汉语的“斗”，sakse是汉语“烧酒”①，等等，不胜枚举。操焉耆—龟兹语文的民族生活在西域，西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其语文与其他民族语言发生关系是必然现象。
  粟特语文。粟特文是记录粟特语的文字，由阿拉美文发展演化而成，又称窣利文。粟特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已盛行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文约于公元13世纪蒙古人进入中亚后废弃。粟特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曾在中亚国际商路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粟特语文因此成为中亚地区的通用语文，并对一些民族和国家的语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突厥人曾用粟特语文作为官方的语言文字。回鹘汗国建立后，也以粟特语文为官方语文。后来，回鹘人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回鹘文以后演变成回鹘式蒙文，回鹘式蒙文派生出满文，满文又成为锡伯文的原型，粟特文是这些文字的基础或源头，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西域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
  粟特文遗存在中外“丝绸之路”沿路都曾发现。如塔吉克斯坦穆格山遗址曾发现一批公元8世纪粟特文书，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的石崖上曾发现数以百计的粟特文题记，蒙古布古特附近曾发现《木杆特勤纪功碑》等等。中国境内也发现大量粟特文献。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发现8封4世纪初粟特书信，是现存最古老的粟特文书，敦煌藏经洞还发现了不少粟特文佛经。
  新疆发现的粟特文献最为丰富。天山伊犁特克斯河北岸西突厥汗陵前有粟特文碑铭石人。楼兰至和田古代遗址中有许多商业性粟特文书。吐鲁番出土有粟特文契约文书及其他世俗文书，还有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的粟特文经典。新疆粟特文献年代跨度较大，既有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西迁之前的文献，又有西迁之后的文献，如吐鲁番所出“代人”木牌，背面为粟特文突厥语“人”字，大约是公元5世纪末的遗物，粟特文买婢契是公元639年麴氏高昌国的遗物；而吐鲁番所出粟特语地名录，记载9～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自拂林（罗马）至薄骨律（宁夏灵武）的经商路线，则属于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吐鲁番所出摩尼教、景教等粟特文文献也都属于9～10世纪。粟特语文与西域的关系源远流长。
  粟特文是一种没有标明元音的音节文字，有19个音节字母，用弱辅音字母兼表元音。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献主要有三种字体：佛经体（标准体）、古叙利亚体（景教徒使用）、摩尼体（摩尼教徒使用）。粟特文写法一般自右至左横写，但也有受汉文的影响，改为从上至下竖写者。
  突厥语文。突厥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公元6～8世纪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建立突厥汗国的突厥族；广义包括突厥部落联合体的诸部族。突厥部落联合体曾一度十分强大，因此，操突厥语的部族众多。公元6～7世纪，西突厥统治西域，此地开始行用突厥语。8～9世纪，操突厥语的葛逻禄、回鹘两大游牧部族迁到塔里木盆地，并转入定居农业生活，以回鹘语、葛逻禄语为核心的突厥语逐渐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而原来居民的印欧语言则逐渐消亡，仅保留了一些语音、词语、语法融合到突厥语之中。至11世纪末，突厥语已基本普及到南北疆各地。
  突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根据突厥铊钵可汗记功碑用粟特文记事可以推知，6世纪80年代，粟特文仍为突厥的官方文字。《北齐书·斛律羌举传》所谓“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当指突厥语而非突厥文。《周书·突厥传》所谓“其书字类胡”可能指稍后之事。突厥文大约行用于7世纪末至10世纪间。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以及语言与突厥语相近的黠戛斯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字。如漠北回纥汗国时期，回纥人曾用突厥文刻写石碑。回纥人受外来影响，所使用的突厥语中的借词不断增加。这些借词的来源有汉语、吐火罗语、希腊语、梵文、藏语、粟特语和伊朗语等。其中最多的是汉语借词，例如大部分丝织品和一部分官职的名称：锦缎、都督、将军、都统等。其他还有面团、墨、茶、包子、罪、龙、蜡、升、法师、密、万等各类词语。还有来自粟特语的大麦、黏液；来自藏语的使节；来自希腊语和焚文的经典、鳄鱼、官爵等。突厥语本身还继承了匈奴、柔然和其他一些草原民族的词汇，如可汗、可敦、天等①。
  突厥文失传甚久，19～20世纪重新发现后，学者们曾根据其外形颇似古代日耳曼民族所用卢尼文而称之为突厥卢尼文，又根据其重要碑铭发现于鄂尔浑河、叶尼塞河流域而称之为鄂尔浑—叶尼塞文。
  突厥文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使用的字母数目和形体不全相同，一般有38～40个字母，其中23个源于阿拉美文，其余来自氏族、部族标志和一些表意符号。突厥字母变体颇多，有些甚至有5～6种变体。其文通常从右向左书写，每个词（或词组）之间用两点隔开。
  现存突厥文文献主要是一些碑铭墓志（大约有200多件），多发现于北蒙古高原、叶尼塞河流域、勒拿河—贝加尔湖地区、阿勒泰地区等地。重要者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翁金碑》等等。《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用汉文、突厥文两种文字刻成，《阙特勤碑》并有明确的汉文纪年——大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回纥葛勒可汗碑》还用突厥文、汉文和粟特文三种文字刻写。现存突厥文文献也有写本，如敦煌曾发现完整的突厥文写本《占卜书》。
  新疆发现的突厥文文献主要为米兰所出突厥文军事文书，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所出突厥文写本残卷，交河故城附近洞窟所存突厥文题记。新疆还有用其他文字拼写的突厥语文献，如伊犁、库车、吐鲁番等地所出土的突骑施汗国钱币，文字为粟特文，语言为突厥语。吐鲁番发现的“代人”汉文木牌，背面“人”字亦用粟特文突厥语写成。新疆还出有79件婆罗迷文突厥语文献，等等。
  突厥文文献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突厥语言文字，而且也是我们研究突厥历史以及西域突厥化进程的重要依据。
  回鹘语文。回鹘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支，回鹘文是记录回鹘语的文字。公元744年，突厥部落联合体中的回纥部族取代突厥建立回纥汗国。回纥汗国建立之初，政治制度、文化、语言文字仍袭突厥传统之旧。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上表唐朝，请改回鹘。840年（唐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分三支西迁，其中重要的一支迁到西域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境内），后越过天山占领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回鹘西迁前已开始使用回鹘文，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回鹘文逐渐取代突厥文成为通行文字。14～15世纪，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察合台文逐渐取代回鹘文成为当地通行的文字。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由18～22个字母组成（各个时期字母数不尽相同）。其文字来源于古代草体粟特文，因回鹘人广泛使用而名回鹘文。其与草体粟特文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不使用粟特文中的四个表意符号，在某些字母之上或之后加某些符号等方面。回鹘文通常使用一点或两点作为标点符号，有时用四点表示段落。早期从右到左横写，晚期从左往右竖写。其字体大致可分为写经体、楷书体、草书体和木版印刷体多种。
  回鹘文对周围和后世的民族文字发生过重大影响。13～15世纪，回鹘文曾用作蒙古族建立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13世纪初，蒙古族采用回鹘文，创制成回鹘式蒙古文，后来变化成托忒蒙文和现在的胡都木蒙文。
  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历史上（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之前）使用最广、保存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其中回鹘佛教文献最多，大乘教文献尤甚，也有小乘教和密教文献。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文献亦有留存，如《摩尼教徒忏悔词》是摩尼教回鹘文文献，《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是景教回鹘文文献，《圣徒传》、《升天记》、《心之烛》是早期伊斯兰教回鹘文文献。回鹘文还有其他作品留存，如文学作品有《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医学作品有《细达撒拉》；社会生活文献有《善斌卖身契》、《黑汗王朝买卖土地文书》，等等。回鹘文文献很多是双语文献，如明代《高昌馆来文》是回鹘文、汉文合璧，《高昌土都木萨里修寺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重修文殊寺碑》、《乌兰浩木碑》等也都是回鹘文、汉文合璧。
  契丹语文。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契丹文是记录契丹语言的文字。契丹文分契丹大字和小字。大字参照汉字而成，因不适合契丹语多音节词比较多和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等特点，又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制成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为拼音文字。
  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从辽国分裂出来，向西发展，建立西辽帝国，并统治西域。西辽王朝在西域主要使用汉语文和契丹语文。新疆伊犁发现了契丹文铜印，印文为契丹篆字，印背四周亦有契丹字，这是西辽官府行用契丹文的证据。西辽官府中，契丹人和汉人大约都会契丹文。耶律楚材在《湛然居士文集》卷8中称，受封为西辽郡王的汉人李世昌即会契丹文。13世纪初，蒙古灭西辽帝国，契丹文成为死文字。

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54页。;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54页。;克劳森：《早期突厥语的外来成分》，载《民族语言研究》，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