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先母马合丽帕在1954年刚刚来到木垒时，木垒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交通困难。由于时不时地闹土匪，人们的社会安全感较低。当时正值自治县刚刚成立，农牧区互助合作运动和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也才刚刚开始。特别是牧区仍然是到处破旧不堪，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当时的牧区生活特别艰苦，牧民居住分散。没有办公室，没有供下乡工作人员吃住的场所。不论开展什么工作都处在万事开头难的阶段。但是我母亲没有气馁，没有彷徨，她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按照组织领导的指示和安排，她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地克服重重困难，做好了本职工作。下乡出差时，她常常将我托放在熟人的家中，骑着乘马就到牧区下乡出差去了，一去最快时1个多月，有时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她每次下乡出差回来都是疲惫不堪。由于风吹日晒，脸面黝黑皴裂，衣服都脏兮兮的。好几次，连我也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外出时，每次都要在马鞍后捎带上自己的铺盖行李卷，带上换洗的好几套衣服。可回来时这些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穿在身上的那套衣服。原来是她把自己的衣物送给了那些缺铺少盖的牧民和孤寡老人，救济他们了。那时我十一二岁，很不理解地问过她：“妈妈，看您下乡回来的样子多寒酸，怎么不留一两件衣服自己换洗一下呢？”我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女儿，那些缺吃少穿的人家，那些没有衣服换着穿的妇女，那个可怜状况，你看到了也会产生怜悯之心，你也会把那些衣物送给他们的。”后来，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了发展，情况大大好转了。从那时起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时常听到那些基层干部和牧民群众讲述我母亲关心群众疾苦的故事。还有一些人在我面前常常表达对我们家的万分感谢，都说我母亲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从中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心底非常厚道，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日渐高大。
  先母马合丽帕虽然是一介巾帼，但她骑马踏遍了木垒的山山水水，经历了太多的风吹雨打。记得我小时候，母亲时常将我带在马背上，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木垒东面的大石头草原到西部的英格堡山区，不论是寒冬腊月三九天，还是盛夏酷暑三伏天，都毫不犹豫地下乡出差工作。当时牧民看不到报刊杂志，还没见过收音机是什么样子。牧区的宣传教育工作完全靠干部下去组织学习的方法来进行。我母亲经常深入到深山草原的牧民中间，把党的政策宣传给他们，把党的关怀带给他们。记得一年冬天，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下乡回转途中突然遇到了扬风夹雪，温度骤然大幅度下降，冻得我们母女俩缩成一团。路途中很荒凉，又没有人家可让我们歇息。我们只好冒雪走了大半天才回到了县城。母亲虽然竭尽全力保护了我，结果我的脸和脚仍然被冻肿了。回家后治疗了好一段时间才治好。而我母亲当年就是这样冒着严寒风雪、顶着酷署烈日，翻山越岭深入牧区工作，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冬夏，她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我常听到好多人说，我母亲下乡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亲如兄弟姊妹。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设法去克服它，战胜它，想方设法地去做好群众工作。到哪里她都做人民群众能依靠的人、出主意的人、宣传教育者和各个方面的带头人。同辈人都称她为尊敬的姐姐、亲密的妹妹，后辈人都称她为恩慧的大娘、贤明的母亲。她下乡工作进入牧民毡房有时帮助做饭，有时帮助缝补衣服。牧民群众很喜欢她，也从心底里感谢她。
  在我们哈萨克族的习俗中充当接生婆婆是非常荣耀的事。哈萨克族人将接生婆婆叫脐带妈妈，将所接生的孩子叫脐带孩子。脐带妈妈是脐带孩子铭记一生的恩人，也是与其家庭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直到今天，在木垒牧区最少还能找到我母亲的脐带孩子10多人。那是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牧区极其缺医少药。特别是牧区的少数民族牧民，由于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生育观念和卫生条件的落后，常常导致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我母亲带着在牧区推广新法接生和保障妇幼健康、进行妇幼计划免疫建设、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任务，深入木垒牧区的各个角落，走进一个个阿吾勒，进入一顶顶毡房，具体做过一个时期工作。她们当时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变为社会现实。她们从宣传教育入手，让牧民群众改掉那些不良的卫生习惯，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保障人们的健康和提高生活水平。她与当时负责推广普及新法接生和保障妇幼健康的女医生胡文娟同志一起，在牧区大力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培训新法接生人员，在广大牧民妇女中开展保护产妇和婴幼儿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并且与胡文娟同志携手，做了不少的接生，剪了脐带。所以她才当上了脐带妈妈，有了不少的脐带孩子。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推行“三结合医疗”制度等，在偏僻地方推广新法接生，在有医院的地方到医院生孩子，直到今天，才逐渐达到了孕妇完全进县级医院分娩。木垒牧区卫生落后面貌的改观，凝聚着我母亲她们那一代人的心血，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仍健在的前辈们都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
  我母亲非常热爱妇女工作，她是将自己整个青春年华献给妇女工作的人员之一。在1955年至1979年的20多年里，她一直担任县妇联主席职务，并且担任自治区妇联委员和昌吉州妇联委员职务，为木垒县的妇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初，县妇联组织全县妇女搞勤俭持家活动，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经常深入落后的牧区做工作。由于成效显著，1958年她受到昌吉州妇联的表彰奖励，被树立为全州各族妇女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展的创建“三八”红旗集体和争当“三八”红旗手的活动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模范集体和个人。像大石头公社的沙尔肯同志就在1979年获得了全国妇联授于的“三八”红旗手殊荣。在同一个时期，我母亲也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授于了在妇联工作中有特殊贡献的妇女领导干部的荣誉。在工作中，我母亲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并自始至终进行传帮带。诸如大石头公社的巴提哈、拜格扎达、巴扎尔汗，博斯坦牧场的加勒尕什、雀仁公社的阿勒马汗，东城公社的哈尼帕，木垒镇的沙比然（乌孜别克族）、巴提扎提等妇女干部，在一个时期里，她们都成了木垒县各级妇女干部队伍中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