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根据1978年与中央电视台丝绸之路系列电视片摄制组的协议，当年的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在1979年底集中了几乎是全所的主要业务力量，进入罗布淖尔地区，进行先期考古调查，相机进行发掘。
考古所参与这一计划的有、侯灿、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邢开鼎、刘玉生、艾尔肯、常喜恩、陈树德等，王炳华主持其事，全队共9人。装备主要就是所内唯一的一辆八座的北京吉普车，其他就是随身的水壶、手铲、罗盘、米尺、小平版测量仪等物，照相机全队只两台，摄影时得传来传去。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片。任务重大，条件简陋，都不是今日可以想见的。
中、日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电视记录片，实际是得到当年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批准同意的。因而配合这一计划实施的罗布淖尔地区考古调查、发掘，虽也受到一些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相关方面的责难，但实际工作进行还是相当顺利的。
全队人员于1979年11月16日离开乌鲁木齐，时在大雪以后，空气十分清新。经由达坂城、托克逊、库米什，进抵乌什塔拉马兰基地。马兰，当年地图上并无这一地名，实际它是核试验工程的后勤基地。今天，这已不算什么机密，可在1979年底，它还是绝对保密的一个处所。所以，地图上不见任何痕迹。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试验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力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相关资料信息严重缺失，我们对西方学者半个世纪前曾在这片地区展开过的工作，几乎是没有具体了解的。对斯坦因的工作，就只是向达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而斯坦因在孔雀河水系内的工作细节，在这本书中是没有具体介绍的。于是向试验基地的解放军指战员调查，成了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
通过一个小型座谈会，确实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资讯。此前，我们一直信心满满，坚定认为可以顺利完成调查、考察任务的。理论根据，也是并不错的：孔雀河，是罗布淖尔荒原上最主要的补给源，A.斯坦因、F.贝格曼、黄文弼均曾经在孔雀河谷发现过早期考古文化遗存，我们循河谷台地调查，自然不可能没有收获。但进入现场后，才清楚意识，实际情况要比我们在书斋的想象复杂得多：数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十分复杂的地貌，要在如是地域内全面普查，并在短时间内找到具体的遗址，谈何容易？！仅据“人在河谷地带生存、活动”的原则认识，是绝对不够的。座谈会请了不少曾在这片地区考察、有施工经验的解放军干部，对缩小调查范围、捕捉遗存消息，自然十分重要。座谈会也确得到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其中之一是一位施工现场的基层指挥，谈到一个印象，在孔雀河北岸施工中，地陷路断，战士们曾在河谷北岸一处台地上发现过一片墓地，有大量木材、人骨，木材用为垫路材料、铺垫路基。所在地点离老开屏不远，无居民、无地标，所以战士们随便称它为“古墓沟”。相关墓地，虽无经纬记录，但大概方位还在记忆之中。这一信息，不仅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缩小了我们调查的范围。
在马兰停留了两天，我们向孔雀河北岸台地行进。经过甘草泉、破城子，翻过十分荒凉的库鲁克山，进住了一处试验时可以住人，平日空置的站点，它位于孔雀河北岸。有水井，可以炊煮。吃、住，可以无忧。在这一土房中扎下营后，我们随即展开了调查。因为地势空圹，地貌复杂，一片荒漠。为了安全，我们采取两人一组，拉网式的在孔雀河北岸台地进行踏查。彼此间可互闻其声，但有时却难见其身。周围没有树、没有动物、没有人烟，有的只是自己脚步的回响、自己的思考。
只要工作就有收获，短短几天中，我们终于在孔雀河北岸第二台地上发现一片石器分布点（地名俗称“老开屏”）。经纬位置为东经88°48′66″，北纬40°42′00″。地表为黄白色、纯净的粘土滩，地表之石块，远远可见。而近前观察，则多为成型石器，或经过打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石器有比较典型的桂叶形石矛、燧石镞、砺石等，附近也采集到十分残碎的夹砂陶片，呈红褐色，火候不低。从陶片分析，陶器有罐（折唇鼓腹）、平底陶器，个别陶片上显示篦纹。这批文化遗物，保存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它们与后来发掘的古墓沟，文化内涵是判然有别的。
除发现这片早期文化遗物外，在孔雀河北岸台地上，还发现、随即清理了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墓穴地表堆石，墓穴中丛葬12人。锦、绢衣物尚存，人骨保存也好，残铜镜一件，与汉式锦一道，揭示了墓葬的时代①。
清理孤立汉墓同时，全队大部分人员仍在孔雀河谷北岸台地进行徒步踏查。4天后，在与东汉墓相去约7公里的又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大部为沙土覆盖的一处墓地。
墓地居库鲁克塔格南麓冲积扇上。北望，库鲁克塔格山东西方向绵延逶迤铺展；南望孔雀河谷内灌木、杂草丛生，影影绰绰，颇给人以充满生机的印象，与墓地距约两三公里左右。墓地所在沙丘，地势稍高，地表相对缓平，西缘为一深3米以上的洪水冲沟，为夏日库鲁克山区有暴雨、流水下泻入孔雀河提供了生动的说明。
墓地所在沙丘至孔雀河谷间的开阔地上，为丛丛红柳沙丘散布。沙丘高可3～5米，丘垄顶部为厚厚密密的一层又一层红柳枯枝覆盖。这些红柳，不论枝、干，都向西南方向倾倒，显示了这片地区盛行东北风的巨大威力。没有红柳枝覆盖的土地，是一片片光裸的、有机土尽失的荒漠，寸草不生。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红柳丛丛、胡杨屏列，远处孔雀河水流淌的景况，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墓地所在沙丘，地势基本缓平，铺展远去。墓地所在，地表微微显露一些木橛之顶端，或稍整齐成圆环状；或两支木橛，稍隔距离东西相向而立。与周围沙丘地貌比较，明显不同。人工栽植木橛的痕迹十分清晰，为我们判定墓地及其大概范围，提供了直接说明。
找到墓地，向完成探查罗布淖尔早期文明的任务大大跨前了一步。随即决定集中力量，对古墓地实施发掘。因为所在地点没有一个居民，是并无特色、不具个性特征的荒漠地貌。既决定发掘，总得给墓地一个名称，想起一周前调查会上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处理荒郊野墓的办法，决定也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古墓沟”（墓地西侧，也确有一条不算太小的洪水冲沟）①。当年的荒漠考古，随身没有地球卫星定位仪，也没有小比例的、可以标定发掘点所在的地图，请对所在地理、地貌十分熟悉的一位参谋帮忙，一天后，他给出了我们发掘点的经纬位置，说是：“东经88°55′21″，北纬40°40′25″。”这一结论，曾随笔者1981年刊布的《古墓沟墓地发掘及初步研究》，而为学界广为采用。但据2009年在这片地区详细展开过的第二次文物普查队利用卫星定位仪测定的多个点，墓地经纬位置应在东经88°56′08.2″，北纬40°40′41.2″。与我们当年刊布的结论有很小一点误差。借最后报告刊布之机，对这一经纬位置既作一个补充说明，对当年张占民参谋在没有卫星定位仪情况下，给出这一基本准确的判断，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考古所参与这一计划的有、侯灿、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邢开鼎、刘玉生、艾尔肯、常喜恩、陈树德等，王炳华主持其事，全队共9人。装备主要就是所内唯一的一辆八座的北京吉普车，其他就是随身的水壶、手铲、罗盘、米尺、小平版测量仪等物，照相机全队只两台，摄影时得传来传去。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片。任务重大，条件简陋，都不是今日可以想见的。
中、日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电视记录片，实际是得到当年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批准同意的。因而配合这一计划实施的罗布淖尔地区考古调查、发掘，虽也受到一些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相关方面的责难，但实际工作进行还是相当顺利的。
全队人员于1979年11月16日离开乌鲁木齐，时在大雪以后，空气十分清新。经由达坂城、托克逊、库米什，进抵乌什塔拉马兰基地。马兰，当年地图上并无这一地名，实际它是核试验工程的后勤基地。今天，这已不算什么机密，可在1979年底，它还是绝对保密的一个处所。所以，地图上不见任何痕迹。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试验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力支持。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相关资料信息严重缺失，我们对西方学者半个世纪前曾在这片地区展开过的工作，几乎是没有具体了解的。对斯坦因的工作，就只是向达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而斯坦因在孔雀河水系内的工作细节，在这本书中是没有具体介绍的。于是向试验基地的解放军指战员调查，成了我们主要的信息来源。
通过一个小型座谈会，确实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资讯。此前，我们一直信心满满，坚定认为可以顺利完成调查、考察任务的。理论根据，也是并不错的：孔雀河，是罗布淖尔荒原上最主要的补给源，A.斯坦因、F.贝格曼、黄文弼均曾经在孔雀河谷发现过早期考古文化遗存，我们循河谷台地调查，自然不可能没有收获。但进入现场后，才清楚意识，实际情况要比我们在书斋的想象复杂得多：数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十分复杂的地貌，要在如是地域内全面普查，并在短时间内找到具体的遗址，谈何容易？！仅据“人在河谷地带生存、活动”的原则认识，是绝对不够的。座谈会请了不少曾在这片地区考察、有施工经验的解放军干部，对缩小调查范围、捕捉遗存消息，自然十分重要。座谈会也确得到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其中之一是一位施工现场的基层指挥，谈到一个印象，在孔雀河北岸施工中，地陷路断，战士们曾在河谷北岸一处台地上发现过一片墓地，有大量木材、人骨，木材用为垫路材料、铺垫路基。所在地点离老开屏不远，无居民、无地标，所以战士们随便称它为“古墓沟”。相关墓地，虽无经纬记录，但大概方位还在记忆之中。这一信息，不仅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缩小了我们调查的范围。
在马兰停留了两天，我们向孔雀河北岸台地行进。经过甘草泉、破城子，翻过十分荒凉的库鲁克山，进住了一处试验时可以住人，平日空置的站点，它位于孔雀河北岸。有水井，可以炊煮。吃、住，可以无忧。在这一土房中扎下营后，我们随即展开了调查。因为地势空圹，地貌复杂，一片荒漠。为了安全，我们采取两人一组，拉网式的在孔雀河北岸台地进行踏查。彼此间可互闻其声，但有时却难见其身。周围没有树、没有动物、没有人烟，有的只是自己脚步的回响、自己的思考。
只要工作就有收获，短短几天中，我们终于在孔雀河北岸第二台地上发现一片石器分布点（地名俗称“老开屏”）。经纬位置为东经88°48′66″，北纬40°42′00″。地表为黄白色、纯净的粘土滩，地表之石块，远远可见。而近前观察，则多为成型石器，或经过打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石器有比较典型的桂叶形石矛、燧石镞、砺石等，附近也采集到十分残碎的夹砂陶片，呈红褐色，火候不低。从陶片分析，陶器有罐（折唇鼓腹）、平底陶器，个别陶片上显示篦纹。这批文化遗物，保存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它们与后来发掘的古墓沟，文化内涵是判然有别的。
除发现这片早期文化遗物外，在孔雀河北岸台地上，还发现、随即清理了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墓穴地表堆石，墓穴中丛葬12人。锦、绢衣物尚存，人骨保存也好，残铜镜一件，与汉式锦一道，揭示了墓葬的时代①。
清理孤立汉墓同时，全队大部分人员仍在孔雀河谷北岸台地进行徒步踏查。4天后，在与东汉墓相去约7公里的又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大部为沙土覆盖的一处墓地。
墓地居库鲁克塔格南麓冲积扇上。北望，库鲁克塔格山东西方向绵延逶迤铺展；南望孔雀河谷内灌木、杂草丛生，影影绰绰，颇给人以充满生机的印象，与墓地距约两三公里左右。墓地所在沙丘，地势稍高，地表相对缓平，西缘为一深3米以上的洪水冲沟，为夏日库鲁克山区有暴雨、流水下泻入孔雀河提供了生动的说明。
墓地所在沙丘至孔雀河谷间的开阔地上，为丛丛红柳沙丘散布。沙丘高可3～5米，丘垄顶部为厚厚密密的一层又一层红柳枯枝覆盖。这些红柳，不论枝、干，都向西南方向倾倒，显示了这片地区盛行东北风的巨大威力。没有红柳枝覆盖的土地，是一片片光裸的、有机土尽失的荒漠，寸草不生。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红柳丛丛、胡杨屏列，远处孔雀河水流淌的景况，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墓地所在沙丘，地势基本缓平，铺展远去。墓地所在，地表微微显露一些木橛之顶端，或稍整齐成圆环状；或两支木橛，稍隔距离东西相向而立。与周围沙丘地貌比较，明显不同。人工栽植木橛的痕迹十分清晰，为我们判定墓地及其大概范围，提供了直接说明。
找到墓地，向完成探查罗布淖尔早期文明的任务大大跨前了一步。随即决定集中力量，对古墓地实施发掘。因为所在地点没有一个居民，是并无特色、不具个性特征的荒漠地貌。既决定发掘，总得给墓地一个名称，想起一周前调查会上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处理荒郊野墓的办法，决定也将这处墓地命名为“古墓沟”（墓地西侧，也确有一条不算太小的洪水冲沟）①。当年的荒漠考古，随身没有地球卫星定位仪，也没有小比例的、可以标定发掘点所在的地图，请对所在地理、地貌十分熟悉的一位参谋帮忙，一天后，他给出了我们发掘点的经纬位置，说是：“东经88°55′21″，北纬40°40′25″。”这一结论，曾随笔者1981年刊布的《古墓沟墓地发掘及初步研究》，而为学界广为采用。但据2009年在这片地区详细展开过的第二次文物普查队利用卫星定位仪测定的多个点，墓地经纬位置应在东经88°56′08.2″，北纬40°40′41.2″。与我们当年刊布的结论有很小一点误差。借最后报告刊布之机，对这一经纬位置既作一个补充说明，对当年张占民参谋在没有卫星定位仪情况下，给出这一基本准确的判断，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附注
相关资料，曾经简报发表，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010年8月，在乌鲁木齐整理古墓沟资料。据在这片地区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李文瑛告：她们认真踏查了古墓沟墓地环境，对照A.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报导的LS遗址。感到LS与古墓沟，可能为同一地点。认真分析，确存在这一可能；也有明显差异点。加之“古墓沟”概念，已为考古界认可、使用，故这里循此不变。有关LS之资料，附录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