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根据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的对龟兹石窟或克孜尔石窟的分期，其立论的依据大致如下：
第一，根据壁画的题材、风格、技巧的不同进行分期；
第二，根据壁画内容的变化，对照文献记载和其它实物等间接依据进行分期；
第三，根据少数石窟的碳14测定的数据，对照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的差异进行分期；
第四，根据少数石窟的龟兹文纪年来进行分期。
我们认为上面所述的分期方法，都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
如根据壁画的题材、风格、技巧上的差异进行分期，是有科学的一面，因为艺术本身有阶段性，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是可以区分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顾（恺之）陆（探微）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子虔）郑（法士）之流是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以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为例，在人物形象上，六朝是“秀骨清像”，隋唐是“雍容厚重”；在线条上，六朝用“铁线描”，隋唐用“莼菜条”；在用色上，六朝多用蓝色，隋唐则色彩繁复富丽；在山水林木上，六朝是“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隋唐是“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苑柳。”所以，这种时代的界线是很清楚的，确实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但是，龟兹石窟壁画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既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成分，又具龟兹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它与中原地区的绘画艺术有着十分不同的地方，因此，如果全用中国绘画史上的阶段性划分套到龟兹石窟壁画的分期上，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尽管中国绘画史上有十分清晰明确的阶段性划分，可是每一个美术史工作者由于个人艺术见解，对同样一幅壁画，仍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分期。如克孜尔石窟17号窟壁画，风格粗糙，在人物画上，用极粗的线条画出轮廓线，在轮廓线内用粗糙的平涂法，表现身体的细部。树木作矛头形、蝶形、椭圆掌形，并且用大笔作点充当树枝。对这一类壁画，有的学者认为是克孜尔石窟初创时期的作品，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克孜尔石窟衰亡时期的作品，他们同样都在这一类壁画的“风格粗糙”上作文章，可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还有，龟兹石窟中有一些无壁画的石窟，毗诃罗窟、禅窟、讲经窟等就是。如果由于这类石窟没有壁画，就把它们排除在石窟分期之外，那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在对龟兹石窟的分期中，石窟的建筑形式、石窟的使用形式，都是需要很好的予以考虑的。
又如根据碳14测定的数据进行分期，似乎是一种最科学的分期方法了，但是仍存在着不足：碳14测定数据正负之差比较大，都在200年左右，这使石窟分期不够准确精密；做碳14测定的标本物质不一定同步于石窟开凿的时间，因而也增加了测定数据的不可靠。我们以克孜尔石窟47号窟为例，这是一个高达16米的大像窟，据《文物》1982年第4期上发表的碳14测定数据，为据今1785±75，树轮校正年代为1730±80。那么，这个石窟的开凿时间应为公元2到3世纪。但是，国外学者对与克孜尔石窟47号窟同一类型的阿富汗巴米羊大像窟的时代问题已经基本作出定论，最早凿有35米高佛像的大像窟建筑于公元227年左右，其它则建筑于公元4世纪左右。〔15〕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龟兹的佛教艺术是以犍陀罗佛教艺术为原型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龟兹的大像窟是模仿巴米羊大像窟的建筑形式而开凿的，它的存在时间决不可能早于巴米羊的大像窟，这是不言而喻的。
再如，本世纪初，德国人在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了婆罗谜字母文书。他们根据婆罗谜字母的字型，把其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字母在公元500年前后形成，晚期字母于公元600年以后才流行。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7号窟发现了早期婆罗谜字母的题记，故而将这个窟的时代定在公元500年。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5号窟、224号窟发现了晚期的婆罗谜字母的题记，故将这两个窟的时代定在公元600—650年。他们还在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的文书中拆出一纸给石窟寺施舍钱财和处理这些钱财的帐单，从中找到了6个国王的名字，其中的两个国王在汉文文献上有记载，一个是《新唐书·龟兹传》中的苏伐勃駃，于公元618年遣使唐朝后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旧唐书·西戎传》中的苏伐叠，死于公元646年。他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代立，渐失藩臣礼”，终于与唐朝发生了一场大战。在6个龟兹国王的名单中，在苏伐勃駃之前有一个国王叫托提卡，他的王后叫司瓦雅普拉普哈。这个国王在汉文文献中并无记载。可是，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5号窟发现了这两个人作为供养人的画像，因为上面题着王后司瓦雅普拉普哈之像这样的字。这样，他们就把国王托提卡定在国王苏伐勃駃之前，即公元618年以前。德国人就据此把克孜尔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公元500年左右；第二期公元600—650年；第三期公元8—9世纪。〔16〕德国人的这种分期法，我们认为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婆罗谜字母于公元前后即开始在中亚流行，而龟兹在公元3至4世纪也已经出现并且流行了婆罗谜字母的龟兹语。因此，把婆罗谜字母作为克孜尔石窟分期的主要依据是不合适的；其次是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的记载着6个龟兹国王名字的文书是很有价值的。但仅仅以此作为整个克孜尔石窟分期的依据，也难免会以偏概全；三是最近几年来陆续进行的碳14测定证明，有很多石窟的开创时间是前于公元500年的。如克孜尔石窟47号窟为公元2—3世纪，63号窟为公元5世纪，76号窟为公元5世纪，13号窟为公元5世纪；而森木撒姆石窟36号窟为公元2—3世纪，苏巴什遗址为公元3—4世纪。因此，这种分期法也有不足。
我们认为，要解决龟兹石窟分期问题，首先是要对目前尚保存下来的所有石窟进行碳14测定，以此作为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再结合壁画的风格、题材和技巧，建筑的形式、结构，石窟的使用情况，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和宗教等角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尽量缩小碳14测定的正负数差距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误差，求得一个较为精密的时代值；其次是要进行横向的比较，就是把龟兹石窟同印度诸石窟、特别是犍陀罗的诸石窟（指那些已经有明确纪年或已经解决时代问题的石窟）进行比较，把龟兹石窟同中国的敦煌、炳灵寺、麦积山、云冈、龙门等诸石窟相比较，从时代的先后承袭关系上求得一个较为接近于实际的石窟分期；最后要对那些壁画的题材、内容、风格、技巧上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能够正确无误地作出时期判断的石窟，及时地加以分期并作出标志。如库木吐拉石窟中那些画有回鹘供养人的石窟，明显地开凿于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以后，这种石窟的时代是可以定下来的。又如库木吐拉石窟中那些画有“西方三圣”图像和写有汉文榜题的石窟，明显地开凿于安西都护府迁龟兹以后，这种石窟的时代也是可以定下来的。
当然，我们要解决龟兹石窟的分期问题，尚要作极大的努力，化费出极为艰辛的劳动。但是，只要国内从事于龟兹文化的研究者能够互相切磋，取长补短，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龟兹石窟分期这个难题是一定能解决的。
我们对龟兹石窟分期的具体意见是：龟兹石窟开创于公元2世纪以前，结束于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理由是：其一，印度早期的毗诃罗窟中筑有一个石床，这是印度早期毗诃罗窟的一个经常性特征。但是，在印度于公元2世纪以后开凿的毗诃罗窟中，石床不见了。而龟兹石窟中、特别在克孜尔石窟中也有这种凿出石床的毗诃罗窟。〔17〕其二，龟兹石窟中出现了画有回鹘王公贵族供养人的图像，而高昌回鹘王国建国是公元9世纪中叶之事。因此，龟兹石窟的时代上限可以到公元1-2世纪，下限可以到公元9世纪以后。
注：
〔1〕载《丝绸之路造型艺术》1985年版第17页。
〔2〕《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3〕《中国绘画史》第90页。
〔4〕《关于克孜尔壁画的研究》，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
〔5〕《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载《中亚学刊》创刊号。
〔6〕（德）雷库克：《中亚晚期佛教古遗物》第5、6卷。
〔7〕、〔17〕Wauchope《Buddhist Cave Temple of India》p8—9。
〔8〕、〔14〕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22页、第90—91页。
〔9〕《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页。
〔10〕、〔11〕《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245页；第319页。
〔12〕《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第565—566页。
〔13〕频伽精舍校刊本《大藏经》方等部，黄三，第41页。
〔15〕参阅Gavin Hambly《Central Asia》p50。
〔16〕参阅Le Cog《Dit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Volume5、6。
第一，根据壁画的题材、风格、技巧的不同进行分期；
第二，根据壁画内容的变化，对照文献记载和其它实物等间接依据进行分期；
第三，根据少数石窟的碳14测定的数据，对照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的差异进行分期；
第四，根据少数石窟的龟兹文纪年来进行分期。
我们认为上面所述的分期方法，都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
如根据壁画的题材、风格、技巧上的差异进行分期，是有科学的一面，因为艺术本身有阶段性，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是可以区分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顾（恺之）陆（探微）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子虔）郑（法士）之流是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以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为例，在人物形象上，六朝是“秀骨清像”，隋唐是“雍容厚重”；在线条上，六朝用“铁线描”，隋唐用“莼菜条”；在用色上，六朝多用蓝色，隋唐则色彩繁复富丽；在山水林木上，六朝是“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隋唐是“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缕叶，多栖梧苑柳。”所以，这种时代的界线是很清楚的，确实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但是，龟兹石窟壁画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既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成分，又具龟兹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它与中原地区的绘画艺术有着十分不同的地方，因此，如果全用中国绘画史上的阶段性划分套到龟兹石窟壁画的分期上，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尽管中国绘画史上有十分清晰明确的阶段性划分，可是每一个美术史工作者由于个人艺术见解，对同样一幅壁画，仍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分期。如克孜尔石窟17号窟壁画，风格粗糙，在人物画上，用极粗的线条画出轮廓线，在轮廓线内用粗糙的平涂法，表现身体的细部。树木作矛头形、蝶形、椭圆掌形，并且用大笔作点充当树枝。对这一类壁画，有的学者认为是克孜尔石窟初创时期的作品，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克孜尔石窟衰亡时期的作品，他们同样都在这一类壁画的“风格粗糙”上作文章，可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还有，龟兹石窟中有一些无壁画的石窟，毗诃罗窟、禅窟、讲经窟等就是。如果由于这类石窟没有壁画，就把它们排除在石窟分期之外，那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在对龟兹石窟的分期中，石窟的建筑形式、石窟的使用形式，都是需要很好的予以考虑的。
又如根据碳14测定的数据进行分期，似乎是一种最科学的分期方法了，但是仍存在着不足：碳14测定数据正负之差比较大，都在200年左右，这使石窟分期不够准确精密；做碳14测定的标本物质不一定同步于石窟开凿的时间，因而也增加了测定数据的不可靠。我们以克孜尔石窟47号窟为例，这是一个高达16米的大像窟，据《文物》1982年第4期上发表的碳14测定数据，为据今1785±75，树轮校正年代为1730±80。那么，这个石窟的开凿时间应为公元2到3世纪。但是，国外学者对与克孜尔石窟47号窟同一类型的阿富汗巴米羊大像窟的时代问题已经基本作出定论，最早凿有35米高佛像的大像窟建筑于公元227年左右，其它则建筑于公元4世纪左右。〔15〕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巴米羊石窟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龟兹的佛教艺术是以犍陀罗佛教艺术为原型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龟兹的大像窟是模仿巴米羊大像窟的建筑形式而开凿的，它的存在时间决不可能早于巴米羊的大像窟，这是不言而喻的。
再如，本世纪初，德国人在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了婆罗谜字母文书。他们根据婆罗谜字母的字型，把其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字母在公元500年前后形成，晚期字母于公元600年以后才流行。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7号窟发现了早期婆罗谜字母的题记，故而将这个窟的时代定在公元500年。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5号窟、224号窟发现了晚期的婆罗谜字母的题记，故将这两个窟的时代定在公元600—650年。他们还在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的文书中拆出一纸给石窟寺施舍钱财和处理这些钱财的帐单，从中找到了6个国王的名字，其中的两个国王在汉文文献上有记载，一个是《新唐书·龟兹传》中的苏伐勃駃，于公元618年遣使唐朝后不久就死了；另一个是《旧唐书·西戎传》中的苏伐叠，死于公元646年。他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代立，渐失藩臣礼”，终于与唐朝发生了一场大战。在6个龟兹国王的名单中，在苏伐勃駃之前有一个国王叫托提卡，他的王后叫司瓦雅普拉普哈。这个国王在汉文文献中并无记载。可是，他们在克孜尔石窟205号窟发现了这两个人作为供养人的画像，因为上面题着王后司瓦雅普拉普哈之像这样的字。这样，他们就把国王托提卡定在国王苏伐勃駃之前，即公元618年以前。德国人就据此把克孜尔石窟分为三期：第一期公元500年左右；第二期公元600—650年；第三期公元8—9世纪。〔16〕德国人的这种分期法，我们认为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婆罗谜字母于公元前后即开始在中亚流行，而龟兹在公元3至4世纪也已经出现并且流行了婆罗谜字母的龟兹语。因此，把婆罗谜字母作为克孜尔石窟分期的主要依据是不合适的；其次是克孜尔石窟67号窟发现的记载着6个龟兹国王名字的文书是很有价值的。但仅仅以此作为整个克孜尔石窟分期的依据，也难免会以偏概全；三是最近几年来陆续进行的碳14测定证明，有很多石窟的开创时间是前于公元500年的。如克孜尔石窟47号窟为公元2—3世纪，63号窟为公元5世纪，76号窟为公元5世纪，13号窟为公元5世纪；而森木撒姆石窟36号窟为公元2—3世纪，苏巴什遗址为公元3—4世纪。因此，这种分期法也有不足。
我们认为，要解决龟兹石窟分期问题，首先是要对目前尚保存下来的所有石窟进行碳14测定，以此作为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再结合壁画的风格、题材和技巧，建筑的形式、结构，石窟的使用情况，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和宗教等角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尽量缩小碳14测定的正负数差距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误差，求得一个较为精密的时代值；其次是要进行横向的比较，就是把龟兹石窟同印度诸石窟、特别是犍陀罗的诸石窟（指那些已经有明确纪年或已经解决时代问题的石窟）进行比较，把龟兹石窟同中国的敦煌、炳灵寺、麦积山、云冈、龙门等诸石窟相比较，从时代的先后承袭关系上求得一个较为接近于实际的石窟分期；最后要对那些壁画的题材、内容、风格、技巧上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能够正确无误地作出时期判断的石窟，及时地加以分期并作出标志。如库木吐拉石窟中那些画有回鹘供养人的石窟，明显地开凿于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以后，这种石窟的时代是可以定下来的。又如库木吐拉石窟中那些画有“西方三圣”图像和写有汉文榜题的石窟，明显地开凿于安西都护府迁龟兹以后，这种石窟的时代也是可以定下来的。
当然，我们要解决龟兹石窟的分期问题，尚要作极大的努力，化费出极为艰辛的劳动。但是，只要国内从事于龟兹文化的研究者能够互相切磋，取长补短，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龟兹石窟分期这个难题是一定能解决的。
我们对龟兹石窟分期的具体意见是：龟兹石窟开创于公元2世纪以前，结束于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理由是：其一，印度早期的毗诃罗窟中筑有一个石床，这是印度早期毗诃罗窟的一个经常性特征。但是，在印度于公元2世纪以后开凿的毗诃罗窟中，石床不见了。而龟兹石窟中、特别在克孜尔石窟中也有这种凿出石床的毗诃罗窟。〔17〕其二，龟兹石窟中出现了画有回鹘王公贵族供养人的图像，而高昌回鹘王国建国是公元9世纪中叶之事。因此，龟兹石窟的时代上限可以到公元1-2世纪，下限可以到公元9世纪以后。
注：
〔1〕载《丝绸之路造型艺术》1985年版第17页。
〔2〕《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3〕《中国绘画史》第90页。
〔4〕《关于克孜尔壁画的研究》，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
〔5〕《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载《中亚学刊》创刊号。
〔6〕（德）雷库克：《中亚晚期佛教古遗物》第5、6卷。
〔7〕、〔17〕Wauchope《Buddhist Cave Temple of India》p8—9。
〔8〕、〔14〕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22页、第90—91页。
〔9〕《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页。
〔10〕、〔11〕《中国佛教史》第1卷；第245页；第319页。
〔12〕《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2册第565—566页。
〔13〕频伽精舍校刊本《大藏经》方等部，黄三，第41页。
〔15〕参阅Gavin Hambly《Central Asia》p50。
〔16〕参阅Le Cog《Dit Buddhistische Spatantike in Mittelasien》Volume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