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如同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很多地区一样，科索沃在历史上也有很复杂的归属关系。很多统治者和国家都曾声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虽然科索沃地区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毗邻，而且当地绝大多数的居民也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段很短的时期之外，该地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份。此外，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以及（或）各种形式的南斯拉夫国家中，都享有某种自治地位。1945年9月，作为塞尔维亚的一个组成部分，科索沃获得自治省的地位，得到一些有限的自我管辖权（self-government）。科索沃的这一地位在1946年、1953年和1963年的南斯拉夫宪法中，以及在1963年的塞尔维亚宪法中，都得到了确认。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1974年的南斯拉夫宪法提升了科索沃作为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中一自治实体的地位。除了分离权这一项之外，科索沃得到了与南斯拉夫联邦内各共和国事实上平等的地位。自1972年以来，科索沃一直在南斯拉夫国家主席团中占有代表席位。科索沃未能充分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包罗广泛的各项自治权。但在与科索沃有关的事务上，比这严峻得多的问题，乃是该省内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族际紧张关系。如同北爱尔兰在1972年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这种紧张关系是无法在当时现存的自治框架内加以解决的。特别是在1974年之后，科索沃的自治程度大为提高，使得塞尔维亚人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被歧视感，于是，他们大规模地从该省迁出。①1980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全境的族际关系都开始趋于紧张，特别是在科索沃，那里的示威者要求该省享有共和国的地位（其用意在于以后得以分离出去）。这些示威被迅速镇压下去，但紧张局势依旧持续，有时还升级为暴力活动。在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Montenegrins）离开科索沃的同时，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制也增强了，而在塞尔维亚公众中，反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情绪也日益增长。这一情绪随后达到高潮：1986年，塞尔维亚科学院的科学家发出呼吁，要求建立一个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大塞尔维亚；1987年，塞尔维亚人又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地点则是在对塞尔维亚民族（the Serb nation）具有特别意义的科索沃第14战役遗址。
  到1990年时，双方都已变得更加激进。为此，塞尔维亚取消了科索沃在1974年宪法中所享有的各项主权。1991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则通过了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②而这些都是在两个社群（two communities）进一步疏远以及科索沃冲突进一步加剧的道路上，所出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终于达到顶峰。科索沃爆发了民族间的暴力冲突，随后北约（NATO）对塞尔维亚发动了空中军事战役（air campaign），终于使科索沃成为联合国的准托管地（quasi-protectorate）。自治作为预防或解决冲突的一种措施，在科索沃遭到了失败。这一失败给人们带来以下一些重要教训。如果仅仅是把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fications）作为追求某些基本上与民族（ethnic）冲突无关的政策事项时所用的方便标签，那么，即使是最高形式的自治，也不足以预防冲突的暴力升级，正如它不能处理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一样。“纯粹的”地域性自治带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在指定的地域内，会形成一种多数主义的政府系统（majoritarian systems of government），它会增加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民族冲突，而不是解决民族冲突。如果出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明显目的而废除自治，强制实施直接统治，就会减少未来在国内层面上就冲突双方的民族要求和地域要求达成妥协的机会，特别是在局势已经朝着分离的结果发展而不易转变的时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样一种压制的态度具有使整个社群（community）与之离心离德，而这就为将来的激进化和相互偏见打下基础，使得当前的政治家，尤其是未来的政治家，不可能站在温和的、有妥协余地的立场上。

　这种人口外迁也影响到该省的阿尔巴尼亚社群和其他民族。而外迁的部分原因则在于科索沃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状况。;　但是，无论是从国内法来说，还是从国际法来说，这次全民公决都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