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王孟扬
  一九四七年之冬，正当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我参加了反动部队——国民党青海地方封建割据武装伪骑五军（这个部队入疆后被缩编为暂编骑一师），马呈祥任骑兵指挥官，实系师长；但部下仍以军长呼之，我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从此我又踏上反动军政的道路。
  我们知道，旧日的军阀、政客，他们为扩大个人影响，也施用一套权术，用来争取社会上的好评，有的用小恩小惠，表示对劳苦大众的关心和让步；更多的是也倡办一些学校，借以取得“热心教育”的声誉，实际上，更大的目的，是要培训一支忠于自己或有利于自己的“拉拉队”。例如马步芳在西宁创办过一所“昆仑中学”（又名回民中学），马步青在武威创办过一所“青云中学”。就其动机而言，有如前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为人民做过一些贡献。
  我是个搞教育出身的人，对军事非其所长，志不在此，我的目的是希望利用马呈祥的经济力量，创办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学校。我在内地曾和同学们创办过诸如“中才小学”及“新月女子中学”等，但我的兴趣和信念则是创办中专的职业学校。我认识到无论中国或外国，古代的文化都是掌握在少数统治贵族的手里，有文化就是治人的劳心者，无文化必须受治于人。即使到民国以后，虽然兴办了许多新型的各级学校，但是一当了学生，立即与劳动人民有别。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曾到北京农学院参观，归来我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仆役栽苗秧，学员蹴大球，剪枝恐皴手，刈禾怕炙肤……”的句子，为什么学农也要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不肯力田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听了陶行知先生的讲演，在我脑筋里，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理想的轮廓，就是小学以学文化为主，仍不废弃手工和劳作课目，到中学时期，则以职业教育为主，仍不废弃学文化。按照过去学制，小学六年，中专四年，共为十年，学生毕业时，已届成人，既能独立思考，又有充沛的体力，有了谋生的劳动技术，便可直接投入社会生产的行列。其中更优秀者，当然仍可升入大学，做为专门从事研究的专业人才。但我这个信念，始终未得实现，因为想办个职业学校，其设备方面需用很多的钱财，是我力不能及的。恰巧马呈祥根据他们的“传统”，也要在新疆办一个学校，我也正想利用他的钱财，实现我的理想，因此一拍即合，我即以工作的余暇，来从事于这个学校的筹备工作。
  但当我提出办职业学校的计划，马呈祥却说：“你的计划我也同意，但我看在迪化市特别是南关一带的回民子弟，失学的太多了，急需办一所普通小学。如果办中专职业学校，哪里能有那末多的回族高小毕业生呢？”当时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因此，我就同意先办小学了。
  想办学，第一要选择校址，购置或建筑校舍；其次，要起一个较有意义的校名。过去的惯例，凡民办学校，均要自起校名，如大学中的南开、复旦，中学中的育英、志成……等等。正因为我准备在办成完小之后，接着就要办职业中专，所以我把这所学校，命名“启新学校”，启新很明显是启迪新风之意。不注明小学字样，可以泛指职专或小学或将来的职业中专。这就是当时我办小学而不标明小学的原因。
  对选择校址的问题，我先选定小南门外，天主堂西侧一块低洼的菜地，因该地卑湿而且发展不大，最后，找到西河坝一所四合房，共二十间，后面有一所大院，后门直通现在的新华南路，后院西部并有清泉流溢，芳草鲜美，原是新疆某官僚的产业，正想出手，于是就以四十五两黄金把这院房子买下了。前院基本可供六班完小之用，后院除可供小型运动场以外，还可以建筑职专楼房。校址买定后，着手制订校章，招聘教职员，修茸旧房，购置课桌椅、教具……等等。在筹备期间，一切顺理成章，进展很快。
  为了进一步建筑校舍，我和马呈祥商妥，由师部派了一个工兵排，首先由南山运来一批木材，工兵排就搭帐篷住在后院，从事运木和备料等工作。这时，我也曾幻想不久的时候，就会在那片碧草如茵的草地，矗立起一座宏伟的楼房，男女青少年学生，进进出出，课堂里传出清脆的讲课声，也听到轧轧缝纫机的音响。
  订立规程，规定课程进度，都有成规可循。当时还有一位从天山师范退职下来的陈三多相助为理，一切都很顺手。问题第一是聘请教员，我深深地知道，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教学质量，所以我把选聘教员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当时的有利条件是：新疆学院有十来个回族学员，大部分在教育系肄业，他们正联合新（新疆学院）、中（第一中学与女子二校）、师（师范学校）的数十名男女学生，创办了一个“伊斯兰学友会”，并以包崇仁教授（包系云南回族，曾在美国留学，是位经济学专家，解放后在极左路线迫害下自）为会长。在这个团体成立之始，恰巧我也来新，他们就请我当了个名誉理事长。从此，这批回族男女青年，就和我有了联系，这样，我就有了“储才备用”的基地，我首先邀请了马麟、马应举、秦国杰和韩广义等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作为兼任教师。另外，我又在我曾兼课的女一中高中班毕业生中，请了几位比较优秀的同学任专任教师，并从社会上聘请了几位教学比较有经验的老教师，如王世疆、马青、达震坤等，分别担任级任（现称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按照一般小学编制，教务主任由校长兼任，不设专职，但因我还兼任军职，不能专顾学校，所以另请当时市九小（校址在天他浴室附近）校长丁德立兼教务主任（后丁辞职、改聘马应麟任教务主任），又委任了事务员一二人。就这样，启新学校的班子就建立起来了。
  为了调动教职员的积极性，对教职员除按市立标准发放工资（当时称为束脩或薪金）外，我规定由学校供应一顿午餐，并各发工作制服一套，这样，全校教职员均愿安心在校工作。
  我的筹备工作基本都搞好了，满以为一贴招生广告，报名者必将踊跃而来，谁知广告公布后，除了少数几个汉族学生报名外，回族学生廖若星晨。经我调查了解，第一，回族群众比较保守，一般学龄儿童，都让先读经文，有的家长还认为先读了汉书，宗教观念就会淡薄，所以宁可让孩子到清真寺里去读阿文，而不愿送子弟入校读书。第二，刚刚创办的学校，招收低年级的学生较多，招收较高年级的插班生，就比较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几项措施：第一，我吸取我的启蒙母校——北京牛街小学的经验，规定凡属回族学童，每周另加授阿文二小时；第二，凡被录取入校的学童，每人发给便服一套；第三，我动员几位回族教师分别请附近各清真寺阿訇代为宣讲，并动员几个已报名的高年级回族学生，到各处游说。这这样，果然应手奏效，不匝月就招收到回、汉适龄学童（包括初学及插班生）一百余人，除六年级外，基本上完成了完小的六班编制。
  在教学设施方面，我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制定学校章程，这与一般小学，没有更大的区别，不过在办学宗旨方面，我强调对儿童进行爱国教育，重视民族团结和热爱乡土（我自编乡土教材），启发儿童独立思考，养成儿童爱劳动习惯，为今后开办职专打好基础。
  二、在对学生品德训练方面，首先制定了校歌，以校歌来表现办学的精神。其次，我在大门前两边墙上，书写八个大字，即：“学习、研究、追求、创造”，以此作为学生前进的方向。此外我对学生的品德培养，总不忘自己启龄所学的修身课目，我认为那些课目，有格言教训，有嘉言懿行的故事，当然因受时代的局限，不无封建陈腐的糟粕，但也不能排除其良好的一面。因此，我根据过去办学的经验，采用品德训练周的方法，规定了如诚实、互助、公德、礼节……等周目，针对这些周目，首先拟定了一些标语，按周写成标语牌，钉在教室前面，并由我自己或指定教员，适当地准备有关的故事和讲话内容，结合这些周目，发起一些运动，如拾物归公、助人为乐以及节约储蓄……等等。现在我认识到，过去学校设施，大部分是纸上谈兵，在效果方面，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微弱影响而已。
  三、在教学方面，小学教育（可包初中）教学方法一般分为注入与启发两种，对儿童来说，以启发为宜，因这种教学方法，其优点在能引起动机，启发思考。而在三十年代，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小学教学，又产生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如艺文附小的自助教学法、北师附小动的教学法……等，也有一定成效。我则强调诱导教学法，即要求教学者利用实物、图片等教具，以引起儿童对本课的求知欲望，诱使学生发生求知兴趣，而提高其领会效果。
  在各种校务和教务筹备就绪后，就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学，同时，还要筹组校委会，以马呈祥为董事长，另聘回文会中几位知名之士为校董，又推举马良骏大阿訇和刘孟纯为名誉理事长。于开学后约一个月即十月中旬补行开学典礼，出席者有全体校董，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代表，骑五军高级将领、回族各寺坊阿訇和学生家长以及全体师生员工。学生都穿起新发的校服，典礼开得很庄严热烈。至此，新疆第一所民办学校——启新学校，就算正式诞生了。
  实际上，这是个短命的学校，因为仅只办了两个学期（即一九四八年秋季与一九四九年春季），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疆和平起义已酝酿成熟，马呈祥已决定出国，这个学校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在马呈祥决定出走前夕，他曾向我表示：他走前，准备把一座西山煤窑拨给学校，作为这个学校的基金，但临行时他又改变了主意，跟我说：“关于这个学校，我已请准包尔汉主席，把它改成省立，仍由你担任校长。”果然，马走后，这个学校即由省教育厅接管，改为新疆省立第四小学校，仍以我为校长。我又继续搞了两个学期，在此期间，我还曾组织本校人才，由我导演并主演了一场《模范家庭》的话剧，用售票收入，添购了一堂桌凳。至一九五〇年，中共新疆分局和省教育厅举办了暑期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开始正式接受党的教育，结业后，我被指定转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担任教员。第四小学由市教育局接收，改为市立小学，我正式把这个学校全部校产、校具、教具和预备建校的很多圆木，统统交给国家、归还到人民怀抱，这所民办的学校就成为历史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