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解放，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在国民党统治下，我受到的只有剥削、压迫、打骂和欺凌。解放了，我才翻了身。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一来，那些一贯横行霸道的家伙们，溜的溜，跑的跑，剩下来的一些也都规规矩矩，再不敢耀武扬威了，老百姓喜气洋洋，高兴极了。没多久，我听说新疆也和平解放了，那里也有很多河北人，特别是天津人，非常喜欢曲艺，可是那会儿新疆还没有什么曲艺，我就很想去。古代张骞、班超能通西域，这会儿解放了，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一九五〇年十月，我在遍地《东方红》的歌声中终于来到新疆。那时候，还没有火车，火车连兰州也没通，我是搭便车来的。那时的私营汽车都是给买卖家拉货，不卖给乘客票，有人要搭车得花好多钱，要金条、银元，司机们管这叫“拉黄鱼”，我哪里有金条，银元？先是给司机说好话，人家不理。后来，凑巧有几个司机喜欢听评书，到我的书场来了。我看他们满身油泥，一脸胡子茬，心里就明白了，那天特别卖力气，还真把他们说住了。散场了，他们不愿走，还想接着听，并且问我，这部书还要多少天才能说完？我说，得二十来天吧。他们一听，挺失望：“咳，这部书算是听不完了！”我赶紧接过话头说：“那就请你们每天来听。”他们直摇头，说他们不是酒泉住户，是新疆来拉货的，货装完就得走，并且跟我商量能不能说得快些。于是我们就聊起来了，还挺投机。我这才把想去新疆的意思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带我走，说还得跟押货的人讲一讲。第二天，他们陪着押货的人一块来听书，没费多大劲就讲妥了。这样，我搭上了便车，每天汽车停下来，就给他们讲一段。路上走了十多天，终于到了乌鲁木齐。
  那会儿，乌鲁木齐虽说有了电灯，都不太亮。街上全是大泥坑，晴天出门都得穿胶鞋。没有公共汽车，出远门儿得坐六根棍儿（一种四轮畜力车）民族差别也很明显，从住的地方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住的这一片，即现时大十字一带，属于天津帮的区域，他们祖辈大都是“赶大营”的生意人。南门（现在是新华书店，体育馆，人民剧场）一直到陕西大寺那一片，是回族区，再过去那一片是维族区。乍一看，叫人觉得生活在这里一定怪别扭的，多呆两天，你就会觉得这里的人们是很纯朴。来了没几天，我就交上了朋友。这儿有个小茶馆，掌柜的是回族，跟我要好，我就借他的地儿说书。一开始还没说新书，说的都是些《三侠剑》，《包公案》，《大五义》、《小五义》、《明英烈》之类。
  乌鲁木齐，原来没别的曲艺，只有唱新疆曲子的。有一个叫魏桂红的，挺有名，跟大官员们非常熟悉。传说有那么一句话：“进了迪化城，先拜魏桂红；不拜魏桂红，啥事干不成”。
  最早在乌鲁木齐说书的人，绰号叫“宋炮子儿”，是个“本本先生”（既照看说本念的人）。后来增加到四个人，也都是拿着本儿照读《水浒传》、《济公传》等等，有什么本儿，就说什么。其中有刘惠民、王建新都是东北军，从苏联那边转过来的；另外有个梅益，甘肃人，写一手好书法；还有一个人，叫什么记不清了，他们都是照着本子说。我算是当时第一个拜过师的说书先生。再往后，还有个说书的叫王雨田，原来是个摆鞋摊儿的，他过去在山西太原净听张玉贵的书，他来到乌鲁木齐就是打着张玉贵的旗号的。
  为了能说住观众，可得费一番大功夫。我初来时，第一回说书就“冷场”了。说来也可笑，我本来以为我说的书肯定能叫座，论会的书，不能说少；论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我还下了点苦功夫，再说我是打口里来的，讲出来的玩意儿，本地人会觉得新鲜，起码要比“本本先生”说得好一些。那四位“本本先生”说书，我都去看过，桌子上摆着几本书，坐着念。看一行，念一行，半天不抬头；有的戴着眼镜，书本儿，快贴到脸上了，歪着头，凑着亮，生怕看不清楚。就这么念，能说出什么好书来？我心想，这会我来了，得说出个样儿，让乌鲁木齐的听众开开眼！
  我借得这块地儿，房子倒不小，能容六十个座儿。头一天开书，掌柜的把火生得挺旺，场子也拾掇得挺利索，桌子拼起来，加上了好多临时座位。刚拉开场子的时候，人还真不少，六十几个座儿全坐满了，连窗户上都扒满了人，我心里非常高兴。不料想，事情跟我想的完全相反，我才说了几句，座儿上就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我没在意，还接着往下说。刚使了头一个“扣子”，还没容我往下铺排，有几位老年人站起来走了，边去边摇头。紧接着，走了一多半，有的嘴里还嘟嘟囔囔“连个本儿都没有，是瞎编骗人！”弄得我莫明其妙。强打精神说完一段，收场时只剩一位了。我起来走过去说：“我初来乍到，有哪儿说得不周全，请多指教！”这一位是天津人，还挺热情，他对我讲：“你这说法在口里能行，到这儿可吃不开。”我仍然是不甚明白，就请教他要“吃”些什么？他说：“你没看别人怎么说吗？得有本儿，照着本儿说，那叫有学问！象你这种说法，叫瞎编！”我这才恍然大悟。
  怎么办呢？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出来一个主意。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了茶馆里，掌柜的看我来了，就悄悄地对我说：“怎么？今天还生火吗？”这是一句暗语，意思就是问你今天还打算开场说书吗？我明白他的好意，怕我挣不回钱来，连火钱也付不起，这是劝我趁早收摊子！我毫不犹疑地说：“生火，今儿晚上我给双份火钱。”
  开场了。我在桌子一头摆了一大堆线装书，面前也打开一本。说上两句，假装用眼睛扫一下书本，说完一小段，就翻过一页。一场书下来，翻了足有半本书，其实，我一个字也没看，因为那天我说的是《三侠剑》，面前摆的书却是无关的闲书。这一次，座儿虽然不满，连后来的算在一起也不过二十多位，可是一位中途退场的也没有。
  就这样说了几天，我看场子上座儿多了，知道我已经把他们说住了，也就不老翻书了，说一段，翻一下，一下就跳过两三页去。往后，面前这本书就是打开摆在桌子上，我一次也不去翻它，再往后，面前放的这本书不用打开也行。等我说了两部书以后，书本儿全放在桌子角上，面前就不摆书了，一直到最末了，桌子上一本书也不摆，完全采用了内地说书的形式。
  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书，成了说书人的必备道具，这也是我来到乌鲁木齐后的一个小小的“生活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