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王继善
  坐镇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的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马步青和青海省政府主席兼八二军军长马步芳是同胞兄弟，但互有争夺军权和并吞暗算，而蒋介石一贯是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利害矛盾，以挑起相互斗争，各个击破的手段来达到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目的。
  蒋介石掌握了两马之间的利害矛盾，于一九四一年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调任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全军开赴青海，部队的一切给养，责成马步芳负责供应，此时马步青在河西已形成孤军之势，不得不服从调令，马步芳为达到并吞的野心，乐得接受垦军的一切供给。马步青是一个贪财奴，对士兵以奴隶看待，只许下苦，不发薪饷，例如接受修筑兰新公路的肥差，所领的全部筑路费，统归一人私有，修路的士兵十分艰苦，而所得待遇，只不过是平时的一日斤半粮而已，河西人民所过的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是由马步青的残苦压榨，搜刮民脂民膏所造成的。骑五军开赴青海时，河西人民夹道欢送马步青，而不知何人所教，欢送者高呼“马军长一路福星，天高三丈”其“天高三丈”的含意，是愤恨马搜刮民财，使地皮下沉了三丈，因而天就高了三丈，这说明他对人民是多么的残暴。
  骑五军到达青海后，驻在省城附近的罗家湾大军营，只有一部份军队到柴达木，名谓开垦，而实际上没有开荒种田，驻了半年多，于次年仍集中在罗家湾，由马步芳进行整训后，抽调八二军的一部份军官，调换骑五军的一部份带兵宫，这虽然削弱了马步青指挥本军的权力，但骑五军的军权，还没有完全被马步芳并吞。于是马步芳进行另一个手段，对集中在罗家湾军营的大约有四万多军队，经过三个月的阅兵式训练后，于一九四二年特请蒋介石亲临青海视察，为了不使蒋介石产生顾虑，不来青海，命其子马继援亲赴重庆认蒋介石为干父。这一举动，果然解除了蒋介石的疑心，于一九四七年夏季前来青海视察。蒋介石在罗家湾机场下飞机后，在马继援指挥下，一声军号，将四万多军队于十分钟内全副武装排列成阅兵式。经蒋介石检阅后，既惊叹又赞扬地对马步芳说，这样行动神速的军队，我第一次所见。蒋介石返回重庆后，立即升任马步芳为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光干副司令。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带亲随数人，离开青海，到甘肃临夏县家乡寓居，从此骑五军被马步芳完全并吞，于是任命骑五军主力军骑五师的师长马呈祥为四十集团军骑五军军长，一手培养起来的马成贤为骑五军骑五师师长，韩有文为骑五军暂一师师长．都是可为信赖的带兵官。反动的地方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亲兄弟之间尚能撕破情面，对人民的疾苦那就更不及说，这也是一切反动派的本质。
  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后，进展迅猛，民族军逼近迪化（乌鲁木齐），而驻防新疆的蒋介石直系军队，虽有数万之众，但毫无战斗力，新疆人民叫他们“伤脑筋”。这些不堪一击的“伤脑筋”莫说抵抗三区革命军，就是对乌斯满股匪在北疆各地的抢劫，也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春季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西征新疆，捍卫边防”，这个命令符合了青海土皇帝马步芳早有觊觎新疆的野心。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亲外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个较为干练的年轻军官，很能迎合和体察马步芳的心思和意图，因此派马呈祥率领本军，进驻新疆，而实际上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旨意抵御三区革命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所以马呈祥派副军长韩荣福带随从及军需人员先行启程，从酒泉以西分段设站，准备粮草。骑五军共统辖两个师（骑五师和暂一师）、一个直属团、两个直属连（警卫连和通讯连），官兵将近一万人，是全部骑马进疆的，军马大约一万二千余匹（其中有预备军马及驮运锅灶等军马）。这样多的军马不能不考虑要有充足的水草，因此马步芳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夏季，由青海西宁出发，穿绕祁连山有水草的通道而西进。恰好日本投降的那天，部队到达了酒泉，看到了学生及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的庆祝抗战胜利，使行军的官兵感到无比高兴，这说明在骑五军中除一小撮反动上层外，而绝大多数的官兵是爱国的。
  在一九四五年秋季，部队到达哈密时，有一部分商人及其他人员为逃避战乱携带家属由迪化跑到哈密，意欲迁居内地，而看到骑五军的部队已进入新疆，继续西进，所以就停留在哈密以观形势的转变，其中一少部份已开始向迪化返回。
  骑五军从哈密继续西进，由七角井分路，暂一师全部经过大石头，进驻木垒、奇台、吉木萨一带，师司令部驻在奇台城内；军直及骑五师全部经过鄯善、吐鲁番而到达省会迪化，军司令部及直属连、团驻在迪化老满城（即今八一农学院）；骑五师进驻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师司令驻在昌吉城内，随后一个团调往托克逊驻守。自骑五军驻防以后，没有参与战争，国民党政府就与三区革命军进行和平谈判。以后马呈祥秉承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的指示责成暂一师师长韩有文多次与乌斯满进行接触，并施加威胁，逼迫达成协议，乌斯满同意归顺隶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辖管，并补充了武器改编成两个大队，乌斯满为总队长，部队的粮饱也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直接拨发。从此北疆人民免遭乌斯满股匪的抢劫和扰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骑五军对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维持和平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骑五军与蒋介石的直系军队有所不同，进驻新疆后，虽然隶属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辖管，而实际上听从马步芳的指挥，同时为了应付蒋介石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四十集团军的少尉以上的军官佐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而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国民党党员，对政工人员一概不信任，例如连营的政治指导员没有丝毫权力，不过是一个听命连长指示的勤务员。马步芳由营长扩大到师长，军长而统霸青海，全靠青海化隆，循化两县的回民，因这两个县地处偏辟，文化很落后，回民既或知道“蒋委员长”是最高统帅，但却崇拜“马主席”。所以包括骑五军在内的连长以上的带兵官，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县的回族，其他人员只能任用幕僚及副职军官。一些回族带兵官，确实忠于马步芳，所以老百姓称之为“马家军”。
  骑五军虽系地方军阀部队，其军队的军纪甚严，官兵不敢贪污，偷盗、强奸民妇和随意欺压老百姓，如有违犯者，轻则严刑毒打，重则执行枪毙，而且马呈祥命令所有驻防部队，要搞好军民关系，以便扩大他们的影响，所以新疆的老百姓对骑五军的看法和态度比蒋介石的直系部队较有好感，尤其新疆的回民对骑五军颇为信赖。
  马呈祥和马步芳一样，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忠君”思想教育，因此官兵善长马术和骑射。马呈祥为显示本军的威力，有时挑选马术和骑射技术最好的官兵在乌鲁木齐城郊举行马术表演，观众看了以后，甚为赞扬。所以马呈祥有时和亲随幕僚之间闲谈时说：“我这个军长，兵不满一万，将不满一千；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相信我们的这支军队，可以一顶十，十顶百，是完全可靠的子弟军”。宋希濂为了削弱马呈祥指挥本军的权势，及防制在新疆发展势力，借整编军队的名义，亲自对马呈祥进行了说服工作，将骑五军司令部改编为骑兵指挥部（后整编为骑兵第一师）所辖的两个骑兵师，即原为骑六师（后整编为骑兵第六旅）原骑七师（后整编为骑兵第七旅）。以明升暗降的手段，提升马呈祥为中将骑兵指挥官（后为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宋希濂也是中将）。而马呈祥明知宋希濂别有用心，但表面上表示服从命令，同意改编。因为马呈祥本人完全相信骑五军的带兵官不会听从宋希濂的直接指挥，事实上全军官兵对马呈祥从不称呼“指挥官”而仍然称呼“军长”。
  在“马家军”里，高级知识分子很少，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因马步芳认为知识分子心眼多，不可靠。而马呈祥为了在新疆发展势力，也认识到利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所以开门吸收知识分子，在军司令部担任文职工作。当时有一部分想当官的人，认为马呈祥有作为，所以有些大学生或有才学的人，投奔于马呈祥，都给予少校级以上的文职工作，例如最能看中的王盂扬，在马呈祥身边充当似同顾问、谋士、先生等性质的亲随官员。马呈祥还为了达到扩张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第一在乌鲁木齐设办了一所学校，吸收回族青年学生到该校求学，任用王孟扬为校长，其目的是想拢络一部份青年学生，来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第二在乌鲁木齐市设了办事处，其主要任务，出版《新新报》，在该报上常用特大新闻和外号喜讯的红字标题，伪造事实的宣扬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固守陇东，与共军作战“获胜”的消息（根本不讲马匪的残败情况），来欺骗人民，而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同时，也报导骑五军部队帮助农民夏收等情况，以引起新疆老百姓对骑五军的好感。第三招募回民子弟，建立了回族团，任命骑六旅少将参谋长绽福寿（系青海循化县回族马步芳的忠实信徒）为团长，企图控制吐、鄯、托三县，发展其势力。由此可见，马呈祥在新疆蕴藏着极大的野心。
  历史在前进，革命在发展，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排山倒海，所向无敌。一九四九年夏季，马步芳的王牌军（八二军）在陇东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向西溃退，兰州解放迫在眉际。于是马步芳命调新疆的骑五军增援，马呈祥接到命令后，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命令全军官兵的家属一律限期送回家乡，命令扣留所有商车、以备待用，同时对陶峙岳将军施加压力，要求解决军车，准备率领全军开往兰州增援。但是他的时间表已远远落在人民解放军急骤西进的后面，加以马步芳在兰州以东所布置的狗娃山防御线即将失守，马步芳已控制了几架飞机准备逃跑。在此情况下，马呈祥不得不了增援行动，但他仍在垂死挣扎，不肯向人民投降。据说马呈祥还妄图将全军撤到南疆，成立“东土耳其伊斯兰王国”，后来也考虑到南疆尚未打下基础，同时已失去了马步芳的靠山，形成了孤军之势，所以，未敢行动。
  陶峙岳将军肩负人民的希望，为保全新疆军民的生命财产，不顾个人安危，领导新疆和平起义。当时新疆的几个主要的国民党将领中，除驻在南疆的整编四十二师赵锡光师长是拥护起义的，而驻在北疆以西的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驻在乌鲁木齐的整编骑一师（系原前的骑五师）师长马呈祥，整编一七九旅旅长兼迪化城防司令罗恕人是反对起义的，但陶峙岳同志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说服工作，并单枪匹马的到老满城向马呈祥讲明局势，讲清利害，征求马呈祥选择道路的意见，最后马呈祥提出了不参加起义，愿将部队交出来，并提出办理出国护照，与叶成．罗恕人等带领一－部分随员出国的要求，陶峙岳同志为了新疆的和平起义，同意了马呈祥提出的要求，让其出国以便除掉阻碍起义的祸根。马呈祥虽然选择了逃跑的一条路，但还抱着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痴心妄想，所以在临逃跑之前，搞了一系列活动：第一、召集司令部人员在自己的会议室里讲了惜别安慰之话，同时给大家赠送了一架铅印机（系办了《新新报》的印机），两部美国造的大道奇汽车，并说这些微薄的心意，希望大家收下，卖掉后做为安家费，以后我出了国，能在新疆待下去，就坚持生存，否则，就回家乡度生，我们的后会是有期的，愿永远保持上下级的情意。第二、召集团长以上的带兵官（这是最主要的）作了临别指示和安排，并每人送了一部分大烟和黄金（数字不详），来收卖这些带兵官的心，为其永远“效忠”。第三，马呈祥和罗恕人私人关系最好，在共同的策划下，召集马呈祥的处长以上的文职官和团长以上的带兵官，以罗恕人的主任以上的文职官和营长以上的带兵官，在马呈祥的会议室里开了所谓“加强团结”的会议，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而这个会议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妄图要把马呈祥的骑一师和罗恕人的一三九旅结成“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的兄弟部队，从而今后要“患难相扶”，以待时机。记得马呈祥和罗恕人在这个会议上说：“孤臣孽子，忍辱负重，东山再起，后会有期。”这不难窥破马、罗顽固派将“东山再起”的妄想，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会有期”寄于新疆的“忠实部属”，而这只能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
  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张掖解放了，西北匪首马步芳已逃跑，马、叶、罗感到东面已无出路，急忙逃跑出国。据说叶成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他保证马呈祥到台湾后，必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马呈祥自恃有亲信护送，保证叶、罗安全出国。所以马、叶、罗等逃跑时马呈祥组织了一个加强排，特命警卫连连长苟得才负责警卫排护送。随同逃跑的有马、叶、罗的一部分亲信人及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几个反动特务，他们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逃跑。逃跑时骑一师司令部人员及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一部分官员在乌鲁木齐以南的三屯碑送行，陶峙岳将军为了不影响新疆的和平起义，也电示喀什的赵锡光军长让马呈祥等安全出国。在马、叶、罗逃跑离开乌鲁木齐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同志代表驻疆部队宣布和平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