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张治中（一八九〇至一九六九年）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他的老家在巢县西乡洪家疃，和冯玉祥的老家夏阁竹柯村相距仅二十公里，都在巢湖边上，山青水秀。解放前，他和陶行知、胡适两个皖南人是好朋友。他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幼年在私塾读过十年线装书，考秀才落第，托人进杂货店当学徒。后来，他流浪于安庆、扬州之间，当备补兵和备补警察，代人站岗。穿着别人七长八短的制服，手持警棍，寒风冷月，突兀地站在街头，无限悲凉。最苦的是晚上没有固定床位，伙房旁边的柴草堆，就是他的窝铺。不久，当了正式警察，白天站岗，夜晚在扬州数理专修馆学习英语和数学。辛亥革命时，他投入上海学生军，编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入伍生团。
  南北议和，入伍生团并入北京政府的武昌陆军中学，即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张在校勤苦攻读，德文成绩突出，受德籍老师格拉塞之器重。两年毕业，分到“安武军”见习，该军是军阀倪嗣冲的部队，极为腐败。此时孙中山在广州领导革命，张弃职经上海到了广州，在川、粤之间八年，历任驻粤赣军连营长，川军独立旅参谋长，靖国桂军师参谋长及该军军校校大队长。有两次遇兵变，几乎丧命。其间曾在上海大学听瞿秋白讲课，学俄语和英语。外国英文电影字幕，他能看懂十之八九。俄语学的不好。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张被邀入黄埔．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友善。第一、二期时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第三期任学生总队长，第四期任军官团团长。其间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北伐时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武汉克复，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国共合作破裂，张既不愿反共，也不愿反蒋，乃到德国考察，其师格拉塞之子助之。嗣后他又历游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美国经日本而归。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说：“四•一二”政变后，一天晚上陈赓（黄埔一期学生，共产党员）突然来见，他送了陈赓旅费，叫他赶快隐蔽，并叫陈转告周恩来先生，行动务必谨慎。其次是他看了美加之间的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IIS），准备经加拿大到芝加哥，但几经交涉，均未通过。对方说，护照上未写经加拿大，所以不能签证。又说：“可惜你是中国人，如果是日本人就可以了。”他气的几乎骂起来。当时中国衰弱，日本强盛，外国人只尊重强者。这个意外的刺激，使他产生了富国强兵的思想。
  一九二八年他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后长期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教育长。其间一度任武汉行营主任、教导第二师师长。闽变时任第四路总指挥。“八•一三”之役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上海与日寇血战。张每次打完仗即“缴令”，从不拥兵自重。崇尚民主，鄙视野心家。
  这里有几件事可记：“一•二八”抗日，他写下了遗书。在闽变时，蒋介石令他攻打福建人民政府的古田守将赵一肩，他采用和平方法，取得了“古田释兵”的好结果，化干戈为玉帛，给以后的抗日，保存了元气。“八•一三”抗日，他本想出奇制胜，一举把日寇主力击溃，而蒋迷于外交，三次令他“暂停进攻”，坐失良机，使敌得以从容准备，给攻击造成了很大困难，牺牲了一个旅长和两个坦克连长，他感到气愤。
  一九三八年夏，他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曾助江渭清三千元现洋作游击经费。浏阳县长暗地杀害了一个中共干部，徐特立来见，他查明属实，立即把那个县长撤职查办。长沙大火，他受到了革职留任处分，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助其办理善后。次年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旋调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他参加国共和谈，三到延安，与周恩来，马歇尔遍飞各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在军事调处时期，他曾批一笔款项与李先念将军作军费。
  重庆谈判时，毛主席住在张家里四十多天，未发生任何意外的事。一九四六年他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主管甘宁青新四省军政。行营后改为行辕，又改为长官公署，迪化设办公厅，张常驻迪化。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他到北平和谈，商订《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南京代总统李宗仁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张被共产党挽留，居平不返，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其党籍。从此，张悉心致力于新中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事业，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出访苏联，波兰与朝鲜。一九六九年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六岁。党中央致送抚仪五万元与其夫人洪希厚。骨灰盒置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第一室。其长子一真在台湾，次子一纯现任北京电力科学研究所组织部长，女素我，外贸部教授，素央，体委副处长，素初，外文出版局翻译，素久，南开大学讲师。夫人亦病逝，骨灰置于八宝山第八室。
  一纯在重庆还是少年儿童，他看见毛主席和理发员握手，大受感动。周恩来副部长给他题的字，他一直保存着。他说：“那时我就想参加共产党。”一九五六年，经董一博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