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刘德恩 遗稿
  我是新疆奇台县的满族人，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六月考入新疆省立中学第一班读书。一九二四年毕业，经保送升入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二八年毕业时，金树仁刚登台，被派充为新疆省政府外交股学习科员，临时又奉委到内地迎接教育厅长刘文龙由俄道回新，一路上做翻译工作。以后，金树仁向外交部保荐我被派充为驻苏联斜米付领事，驻塔什干付领事。盛世才执政时期又被保荐为驻苏联安集延领事和驻斜米领事。在八年的外交工作过程中，曾和杨、金时代的外交人员共过事，尤其和刘文龙的交谈，使我对于杨增新创办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动机和目的略知一二。仅就所知，略述如下：
  杨增新在吏治方面最感棘手的是外交官缺乏。当时新疆与俄国（以后是苏联）、英国的交涉案件很多，办外交的多是前清末年俄文学堂出身的，以后则是北京俄文专修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一些人。这些人汉文基础和政法知识有相当水平，但俄文口语较差，在外交场合传译语言之际，显得不够应付。而一些自幼学习俄文的锡族人，如音德善、春宝等，口语流利，但汉文水平却很低。杨增新在通材难得之时，只好截长补短，兼收并用。为了造就边疆外交人材，据当时的教育厅长刘文龙讲：杨增新决定自己开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计划既定，呈报教育部立案。教育部以新疆师资缺乏，设备不够，没有批准。杨增新说：“你不准你的，我办我的。”因此，学校冠以“新疆省立”四字。实际上是杨增新的私立学校。
  一九二〇年，杨增新在迪化开办新疆省立中学第一班，这一班中学就是为开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而准备的。学生由各县选送，杨增新对于家境贫寒而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给予照顾，学生赴迪化的旅费由公家发给，考试后出榜前的膳宿费也由学校负担。这次招考，录取了四十九名正取生，二十几名备取生，以后经过补考又录取了伊犁、南疆、镇西来的八名学生。开学时，杨增新亲自来校发卷点名。按规定备取生的伙食费应由自己解决，备取生以家境困难集体请求改为官费生，杨增新也批准了。
  第一班中学除普通课程外，开设俄语课，聘请前俄国驻迪付领事米杰德讲授。俄语分二班上课，每日二学时。汉文教员宋兴周、王云潭都是前清举人出身。第四年开设法制、经济二门课程，为以后在法政学校学习法律打些基础。
  一九二四年，第一班中学毕业，杨增新来与全体学生一同摄影，并给前十名学生各送一本谢彬的《新疆游记》、一本老子的《道德经》，意思是让学生熟悉新疆的过去和当时的情况，理解他的“无为而治”的统治理论。在我们毕业前，杨增新已着手筹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委教育厅科长张金镛负责进行。对四十多名毕业生加以严格的甄别，收了三十三名。
  杨增新对这班学生很重视，待遇很优，除学宿费等免费外，每月还有十二两省票津贴（按当时市价可买面粉二百斤）。学校的经费以三道坝官田的田租作基金。校址设在前清中学院内（今十月广扬附近〉。俄语任聘米杰德讲授，课程有俄罗斯地理、历史、古典文学、中日抚顺煤矿外交谈判纪录（俄文）、俄文报纸选读等。至于苏联现代文学，进步思想的论文是绝对禁止采用的。法律课程完全采用北京朝阳大学的讲义。聘请当时迪化知名人士以及内地聘来的专职人员担任讲课。开设心理学、伦理学、法学通论、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世界语等课程。国文选的都是古典文学。国文考试经常出四书题目。现在看来，当时的国文课不只是学习写作，而主要是灌输封建思想。
  学校的行政组织很简单：设教务主任一人，监督教学；事务主任一人，管理学生；庶务一人，负责处理学校会计出纳及另星杂务。没有校长，有人说校长是杨增新兼的，有人说是刘文龙兼的，反正没有专任的校长。
  这个学校的成立，张金镛曾费了一些周折。因为在新疆工作的俄文专修馆或北京俄专毕业的人员，都对这个学校怀着嫉妒的情绪。他们认为杨增新开办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目的是专为抵制他们的，不愿帮忙。
  开学典礼上，教育厅长刘文龙，秉承杨增新的意旨，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本地人，将来法政学校毕业后，你们都是具有当县长的资格，你们要好好读书”等语。有的学生听了这些话，就以官自居起来，认为横竖将来要做官，不好好学习，讲求仪表、应酬，把学习当作应付差事。
  杨增新平常不到学校来，把责任交给刘文龙。刘是前清候补道尹，虽然担任教育厅长，但他那里懂得教育？他把精力全用在“盈丰豫”银号钱庄（天津）的业务上，搞新疆和内地的汇兑。他把学校工作全部交给教务主任张纯熙办理。
  学校的设备极简陋，除课本外，没有图书，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训练学生发展口语的任何措施。因此，学生中能够有条有理讲俄语的不过一、二人而已。据刘文龙对我说：杨增新认为这班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俄文和法律。杨希望俄文的口语程度要有音德善那样流利，法律知识能有牟维潼那样渊博（这二个人是杨增新统治时期“外交界权威”，一个是阿拉木图的留学生，一个是俄文专修馆的高材生）。俄文教员米杰德是俄罗斯人，学过汉文，所作汉文旧诗，比北京聘来的俄语教员（中国人）水平高多了。我们的学习期限比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多三年。所以杨增新对学生俄文程度是有信心的。法律程度，杨增新也认为有把握，没有对学生抽验。抽验的倒是国文，他不只一次地调阅过国文试卷。
  最后一年，杨增新忽然传见学生。在督办公署二堂，杨增新一个个接见。桌子上放着纸墨笔砚，先叫学生自己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的表格，然后按名提问，当时没有任何训话。这次为什么要传见？大家都莫名其妙。这个谜一直到我和杨增新的侍从付官王惠、梁善和和红人朱炳等共事后，才略知大概。据说杨增新用人除才干外，还要看一看相貌。他精通“麻衣相法”，能从人的相貌眼神字体中判断出这个人的智愚贤和不肖来。他常说：“才能固然是作事的必具条件，但是本事大的坏人，能够干出更大的坏事来。”我听了这话后，才明白当时杨增新为什么拿着名单死盯着学生，几乎使学生抬不起头来。
  这班学生，有汉、回、维、满、锡伯五个民族。考第一第二名的是回族，前十名里有两个满族，两个锡伯族。有二个维族学生，一个叫郁文彬（维名尤努斯别克），一个叫拉由斯（维名纳斯尔），学习成绩很不坏，在八年的学习过程中，这二个维族学生逐渐改变了生活习惯，穿的是汉族服装。郁文彬的汉文相当好，在法政教了四年课的教员，到临毕业时还不知道他是维族人。在八年中，也没有发生过有伤民族感情的事。
  毕业典礼，杨增新亲临参加，还有由内地来的钱代表。会上，杨增新授意不要谈政治。省议会议长李溶，在讲话时讲到新疆为啥摘五色旗，挂青天白日旗的原故，杨增新当即给他递了一张“免谈政治”的条子，李溶当场欲罢不能想说不成，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我今天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好，以后再谈吧！”下了台。最后，杨增新说：“你们都是新疆本地人，明日就到社会上办事去。本地的事还要本地人人来办。你们这些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实在不够分配。我对你们没有旁的话可以多说，总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坏本地方的事情”。这席话，我认为是有用意的，杨早已决定离开新疆，他要作些布置，首先他走后，还有生祠在，需要新疆本地人为他捧场，才能名垂久远。他对新疆本地人的提拔或勉励，不过是留余地罢了。至于所谓坏事，就是革命，意思是要学生保持旧秩序，维护官僚封建统治。总之，他对这班学生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准备在毕业后大力提拔，给他们官做。在毕业前给前十名学生各送了一套《补过斋日记》，从思想上麻痹青年，使他们终身拥护他。
  毕业的学生共三十名（入学时三十三人中，其中二名病故，一名被开除）。以后，出现了二名冒牌的毕业生，一个是杨增新的大儿子杨应乾，一个是新绥汽车公司经理朱炳。我在天津的《国闻周报》上发现了这事以后，非常气愤地要把真象揭露出来，当时有人对我说：“这种事无论中外，都是司空见惯，你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况且朱炳与文化界有些往来，声誉日隆，这对你们母校的名誉并无损坏之处。你同朱炳同过事，彼此是朋友，如果你揭发了他，将来见面时就难以为情了。”我听了这些话，认为言之有理，也只好作罢。
  杨增新最怕学校中出来的学生被人叫作“革命党”。谁知他就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班毕业典礼的宴会上，被樊耀南杀死了。
  七七刺杨事件发生后，这班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嫌疑，金树仁不敢用，于是毕业生都纷纷回家，准备自谋生计。金树仁之所以痛恨学生，主要是怕学生危害他的统治。其中还有一段插曲：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在毕业前夕，决定星期日在西公园联欢，并已与西公园朱主任商妥。没想到金树仁（当时是政务厅长）同日也要在西公园请客。朱主任只好请学生们腾出地方，学生不让，双方发生了争执。学生方面有杨增新的亲近、云南人张学孔的支持（张为同学胡寿康的妹夫），金树仁虽用软硬手段，仍未达到目的，因此更加讨厌学生。学生知道当政的金树仁对他们不满意，因此也没有人请求破格录用。嗣后有人向金树仁建议，这班学生是政府化了巨额经费，经过八年时间才培养出来的，又都是本地青年子弟，其中有不少家境贫寒的人，如果政府决定不用，试问教育厅今后还办不办学校？金树仁无言可答，想出了一个明用暗挤的办法，说毕业考试不足为凭，须经过本省长兼督办复试后才能量材录用。复试的考官是政务厅科长牟维潼，国文题目叫“学而优则仕”，俄文题是俄译中，内容是有关世界地理的材料。参加复试的是家在迪化的，和在外县生活困难的学生，有一部份学生没有参加复试。发榜后，只以学习科员录用了两个人：一是毕业时第一名马万禄，一个是复试第一名刘德恩，其余没有下文（在杨增新时期，北京俄专的毕业生来新后以二等科员录用，学习科员比二等科员低两级）。后来又用了几个，如冯祖文、李如桐等。有些则是靠关系罢了。
  这班学生尽管受到金树仁的歧视，所受的教育不够理想，但他们毕竟学了八年俄文，获得了一定法律知识，从而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如在省政务厅外交股学习办公的几个学生，未逾一年，已能办具有重要性外交文稿，往返俄道做翻译的，也能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这就引起了金树仁及其僚属们的注意。
  金树仁登台后，为了献媚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在迪化设立国民党省党部（当时在迪化只有一个党员，而且是国民党通缉过的受曹锟贿赂的猪仔议员），报请南京中央党部立案，当被斥为伪党部，要派员前来调查，以后派魏元之取道小草地前来新疆。金树仁为了应付已经造成的尴尬局面，把未曾录用的法政学生招入短期党务训练班进行三民主义学习，结业后分发各县充任党务指导委员或派往各区行政长公署量材录用。这就是这班学生毕业后的出路。
  附记：杨增新在新疆统治了十七年，他是一个封建的守旧人物，他目睹自辛亥革命后，政治动荡，军阀混战，以致到处发生革命。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在新疆推行这种主张。杨增新推崇老庄哲学，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政治统治。他在《补过斋日记》卷六上说：“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欲人崇实黜华”。这就是要退回到古代尧、舜、禹时代，这是反动的，是逆历史规律的。由于杨增新处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年代，目睹政治腐败，军阀间争权夺利而发生混战，致使民不聊生，于是就“民贫思变”，发生了辛亥革命。为此，杨增新提出“无为而治”、“万事者无非顺民性之自然”、“无为即顺天理”的主张。在他统治新疆的十七年，能够听其自然，予民休息，还采取了一些丈量土地，兴修水利等措施，因而使新疆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要民富足，而是要稳定他的封建统治。
  杨增新不主张用兵，不用武将，他说：“以文臣典兵则治，以武人干政则乱。”在统治方法上他提出一个“德”字，他说：“尚德之风盛，则天下必冶；尚力之风盛，则天下必乱”。“德”是封建的德，要人驯服，不作任何反抗，实质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杨说：“老子说‘古之为天下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者朝气，在天为曙，在时为春，在人为幼稚时代，在物为初生之候。明者暮气，在天为午，在时为夏，在人为老大时代，在物为成熟之候。’老子生于周季，目击文胜之弊，故欲以还淳返朴者救之。以俭朴持家者，其家运必昌。以忠厚开国者，其国祚必长。故非明之为贵，而愚之为贵也。凡人精明太过者，必无良善之结果。”
  由此可见，杨增新虽是一个封建守旧人物，但并不是一个昏聩愚昧的人。从他作知县一直到任新疆督军，看到一些真实情况，因而，能够比较清醒和冷静地思考和处理一些问題。他在他的《补过斋日记》也谈到一些皇戚贵族后代，有一些只知享乐而无用的人，而一些贫寒之士中有能办事而有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