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初我同赫医生乘马前往博格达山，道经阜康县，遇见县长刘荣升（河南人，原系武职），强留我们到县署住宿一夜，赫医生不愿留，先策马上山，我第二日始往。到上山的第三天，省城家中派人来告，七月七日发生杨省长被刺的所谓七七事变，人心慌恐，嘱速回去。我同赫医生闻讯，连夜下山，第二日下午行至老东门，城门半掩，赫医生由城外绕道，奔他南梁的住所，我入东门瓮城内，有荷枪士兵一排守卫，阻不令进，多方盘问，经说明身份并出示名片，始放我入城。我回家稍息后，即往省署进见金树仁，那时他被称为省主席了。在座的有张培元等人。他只大略告之樊耀南行刺情况，并嘱我注意检查邮局检查人员送来的英、法文往来信件。杨被刺时，实业厅厅长阎毓善（庆阶，酒泉人）也在当场，臂上中一流弹，我们回城的第二日，他派人来，嘱我约赫医生，往治他的弹伤。据他面告，七月七日适逢星期，俄文法政学堂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樊耀南以学堂监督资格，特备盛宴，约请杨省长各厅道和旅长杜发荣参加毕业典礼。同时，苏联驻迪化领事夫妇等亦应邀前来。毕业典礼仪式举行后，政务厅长金树仁以当时教育厅长刘文龙公出，他兼代教育厅长，因公务甚忙，未参加宴席即先行回厅。金去后，大家入席，头道菜鱼翅上过后，樊出外唤人斟酒，随复入席，举杯劝酒，似系暗号，此时一个身材短小的斟酒人拿出手枪向杨射击，杨即中弹倒卧地上，杜旅长随之也受一弹倒毙。当时杨的副官、卫队营长高连斗和其他随来副官，都被邀到另一房间宴饮，所有卫队也被邀到学堂后面吃抓饭，枪支都架在院中，无人注意时都被收去。高营长闻枪声后，急奔入大厅，见杨倒卧地下，他即伏在杨的身上掩护，经连击数枪，高、杨同归于尽。当枪声起时，席上诸人惊慌失措，混乱间，阎臂上中一流弹，忍痛随众逃出，与苏联领事夫妇曾避入厕所。此时，学生以及杨的随从人员和卫兵也向各方面逃散。移时，学堂中人声已静，阎始出厕所悄悄逃回，途中曾遇杜旅长的长子杜国治，据他得报，说是学生造反，枪杀杨督军和他的父亲，正带队拟赴学堂洗杀全体学生，为父复仇。经阎厅长向他说明席上当时情况后，他即率队转往省公署，学生们才免了一场无妄之灾。省长兼督军公署系前清巡抚衙门。杨省长平时防范甚严，他在三堂上房办公，三堂门前添置高约三尺多的两木栅门，白日也关栅加锁，并有卫兵六、七人在栅外持枪守卫，进见杨的人，须有副官先为传达，准见后，再由副官带领暂时启锁开栅门引进。自杨的妻室入关后，他指派科员在上房值日，看守印信。七七他被刺那天，値日科员是湖南湘阴人杨庆南（曾任官盐局委员和轮台县知事），当杨增新等在席间被手枪击毙后，樊耀南即率他的卫士二、三人（确数不详〉奔赴省署，直入三堂，因当时他兼任督署军务厅长，守卫三堂栅门的卫兵，自然开栅让进。樊到上房后，据说先向杨庆南索取信印，并嘱他到二堂大院西边大厅上请金树仁到三堂谈话。西大厅是政务厅长同各科人员办公的地方。那天是星期，大厅中无人，只金厅长从俄文法政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后，一人到厅批阅公文。他见樊耀南带领持手枪的卫士匆匆经过二堂大院，奔往三堂时，杨省长未归，颇觉可疑，故当杨科员奉樊命来请他到三堂谈话时，他拒绝未见。此时杜国治已到省署，由学堂逃回的人向金树仁报告了杨督被刺的消息，于是金召军务厅科长张培元（青海人）督同督署卫兵冲入三堂，向上房开枪，樊的卫士用手枪还击，但寡不敌众，樊的卫士都被击毙，樊和杨庆南被执。同时，杜国治所率的部分士兵围守督署，紧闭头门，不令人出入。樊被执后，未经详讯即被枪决，杨庆南以有奉樊命请金谈话嫌疑，也被枪杀，尸体由督署东花园墙头上抛出。二日后，始由樊的女仆金某请收埋（时樊妻早病故，只有一女仆伴他的七、八岁的幼女在家）。事后，交涉署中樊的宿舍曾由金派人搜查，交涉署长派陈继善（源清，河州人）接任。无线电台台长吕葆如（湖北人）和俄文法政学堂教务主任张纯熙（湖北人，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以与樊有同谋关系均被捕，押在迪化县署，不久即在县署前枪毙。曾在俄文法政学堂任法律教员的张贤集（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任吉木乃的县长，闻七七事变后，即逃入苏联，转赴中国内地，据说他亦是樊的同党。
  杨增新被刺的当天下午，迪化道李溶（巴里坤人）以群龙无首，曾约同辞卸伊犁镇守使而闲居省城的杨飞霞（云南人）前往督署请见金树仁，拟共商拥杨飞霞主持新政。当时督署头门紧闭，由金传知，无论何人概不接见。三日后，始由金树仁召集各厅道至督署开会，共商善后。事前金已与张培元等与各方联系，秘密商定拥金继杨，故开会时，李溶虽提出推杨飞霞出山主政，但经张培元严词反驳。以金指挥人员捕杀樊耀南靖乱有功，并已掌握省长和督办的印信，自应由金继任。此外，全省军界绝大部分为河州同乡，也都拥护金树仁。在当时情况下，与会各人，不得不同意。至此杨增新享受了伊犁革命果实而统治了新疆十七年的宝座，轻而易举的被金树仁取而代之了。
  当时，部分人士认为七七那天是星期，金树仁以办公为名，在毕业典礼举行后未参加宴席，一人先去，疑与樊同谋而临时翻脸。据我所知，樊金确难同谋，其理由如下：（1）教育厅长刘文龙当时出差，金树仁以政务厅长兼代教育厅长职务，应处理的公文自较平日为多，星期日批阅积压的公文，是事理之当然，不能据此为金与樊同谋的确证；（2）金树仁是杨增新一手培植起来的人，以短短十余年时间，出任县长四次，私囊已经饱满，最后升为厅长，名利双收，对杨督军感恩戴德之不暇，何至革他的命；（3）各厅道多系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物，与新派的樊耀南内心向不融洽，他们之间很少私人往来。当时官场酒食征逐，经常宴会，而此种宴会又常在下班后或星期日举行，宴后必分组玩麻将牌或勾九牌（亦称花花子，一种页子牌），常至深夜才散。我常参加此种聚会，樊向不玩牌，他到场入席，稍作周旋，即先辞退，未尝见他与金作过私谈。我识樊较早，在他刺杨前，我更接近他，未曾见他与金有任何往来；（4）张贤集在学堂任教员时，与樊交往较多，尤其与张纯熙和吕葆如交往密切，我常与他们聚会。张纯熙和吕葆如既系刺杨案中的人物，张贤集自然也是同谋者，故樊失败后，他即弃职逃走。如果金树仁参与其中的人，他为何到内地后竟未揭露；（5）在当时杨的独裁势力之下，行刺夺权，是一种冒险的革命大事，非一、二人轻率行动可以成功，金如与樊同谋，当时省中军界多系河州人，未闻与金有任何联系。根据以上所知所见，故金、樊合谋行刺之说，极不可靠。
  事后，又据人说，樊在行刺前，曾密约新东门外炮队营长（湖北人，忘其名）某，在刺杨时由该营长即带队入城接应，但杨死后，杜国治即命将各城门关闭，因此，炮营未敢举动。另一说樊与当时在甘肃的冯玉祥部队有勾结，往来电讯由无线电台吕葆如传递，但均系猜度之词，没有确实证据。总之，樊被杨增新多年羁縻，求去不可，早怀怨望，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成立，樊认为以杨的顽固，当不能与南京合作，谁料杨竟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仍不能脱离杨的羁绊，故决计行刺。至于他的背景如何，言人人殊，无确证可考，只好存疑而已。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