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光绪三十三、四年（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新疆追随内地各省之后，厉行各项新政。在政治法律方面，曾于现时新东门党校修建宿舍的处所（原十五小）设立“课吏馆”，考选当时五品以下候补官吏约五十名（确数已忘），授以欧美政治法律和本国国文经史等课。继而新疆提法使（原按察使兼镇迪道）荣霈（满族）改课吏馆为法政学堂，改选正杂（七品以上为正，七品以下为杂）候补人员四十名，改取久在新疆游学的内地人员三十名和本籍及客籍的生员（秀才）和监生三十名，共一百名为学员。所学的课程有：各国政治、宪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民法，以及国文、经史等。聘用日本人二名（是否来新记不清），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樊耀南（湖北人）、贾晋、张培恺（二人籍贯已忘）等以原在新候补而精于国学人员为教员，分授各课。三年结业，由新疆巡抚联魁奏请派人考试，共录取法官十八名，书记二十四名，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春，先在迪化成立新疆高等审判厅和检查厅（现乌鲁木齐县北隔壁），迪化地方审判等厅（现高级法院所在地）和迪化初级审判等厅（地点已忘）。又成立习艺所（解放初军区后勤部的的部分地址）教给监犯各种手工艺，以备将来成立模范监狱。省城各级法院成立后，即不令迪化县受理公诉。此外，在喀什、阿克苏和伊塔道所在地方，修建地方审判等厅。省城各级审检两厅负责人姓名如下：原在按察司（臬司）署总核全省刑名的湖南岳阳人郭鹏（候补知府）任新疆高等审判厅长，张培恺任高等检查厅长，贾晋、樊耀南分任迪化地方审判与检查厅长。这是樊耀南第一次来新疆的经过。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我在新疆高等学堂肄业。我堂兄潘祖佑在法政学堂肄业。是年夏初某夜，迪化发生王高升纵火焚毁东街（现人民广场以西中山路向西一带）和南街（解放路大十字以南一带）天津帮商铺事件。当夜王高升被元泰堂国药号某伙友一枪毙命。第二日官方捕获纵火余党八名，押赴巡抚署头门外广场内的照壁前斩决。我和同学数人到抚署去看，途中遇我堂兄，他陪同樊耀南等也来参观。经他介绍，我与樊初次相识。樊表示，那些被绑而押赴刑场的人们，昂首阔步，走过人群中，毫无惧色，颇有英雄气概。我当时在思想上即认为樊在日本留学多年，言谈中，已表现他有革命的思想。嗣后，我随部分同学等，为挽留生物学教员张某（忘其名）发生逼迫学监督刘照藜事件，被迫退学。我于是年夏赴伊宁省亲。出迪化后，闻袁大化接任新疆巡抚，人民以不明新法律的诉讼程序，直接向抚署具呈申诉。当时袁抚认为新省人民知识简单，兼之民族复杂，言语、文字和宗教习俗不同，使之按照纷繁的诉讼程序起诉，确实难行。故而仍准迪化县照旧受理民间诉讼。旋将各级审判厅和检查厅停办，通令各府、厅、州、县，援照新定民法刑条文，判决案件，呈由提法使总核。于是樊耀南和贾晋都去职东归。张培恺此时已成新疆候补人员，是否同时入关，已记忆不清。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我在北京求学时，袁世凯想做皇帝，各省纷纷声讨，帝制失败，袁气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樊耀南入总统府供职。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国务院任命樊耀南为新疆阿克苏道尹。他曾约请当时新疆籍国会议员（似前参议员）巴里坤人李溶及奉新疆省长杨增新命赴京办事的伊犁人李钟麟（绶青）和我到廊房头条劝业场二楼某西餐馆便餐。因我父在前清曾任过阿克苏道，故他向我探问那里的情况，当以我所知详细告知。不久，樊第二次来新。杨增新用人唯亲，非所素知的人，颇不信任，对内地来新谋生的知识分子，如无特殊关系，一概不准入境，尤其对北京政府派来的新派人物，心怀猜忌，极不欢迎。樊耀南来时带有武人陈某和精通中文的蔡某，更触杨之忌。樊到迪化后，杨表面上极力推崇他，嘱樊每日到省署教给新法律，不让到阿克苏任职。樊被羁縻数月之久，进既不可，退又不能，不得已将所带来的人员，设法资遣东归。最后杨才呈请北京，任命他为迪化道尹，不使远离以便就近监视。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冬，我由北京回省，樊对杨的猜忌，已有感觉，内心不满，但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表面上也极力敷衍杨增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新疆外交署长张绍伯（述侯）以自前清光绪中叶起，在新服官二十余年，未曾归故乡沈阳一次，特请假一年回家扫墓。在他请假期间，杨任樊耀南以迪化道兼代外交署长。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张绍伯假满回新前，曾到北京觐见了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旋被任命为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这又引起了杨增新的疑忌，认为张不应与北京政府首脑发生直接关系，故他回迪销假后，竟不令他回交涉员原任。樊耀南因而得以长期主持交涉署事务。张绍伯被闲置年余，至民国十三年（―九二四年），杨才委他为省署外交股主任，由署长而降为科员，在当时环境下，张不得不服从。到第二年（一九二六年）杨始委张为新疆驻苏联斜米总领事。在此期间，杨任李溶为迪化道尹，樊耀南专任交涉署长，既而兼任督署军务厅长，旋又兼任俄文法政学堂监督。樊身兼数职，似被杨所器重。但前者的思想甚新，而后者的头脑太旧，二人志趣各异。杨的种种措施，都非樊内心所赞同，面和心离，终难调和。约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樊的寡母在湖北原籍病故，他坚决请假回籍奔丧，杨令财政厅给他家汇去一万元治丧费，无论如何不让樊去。这不是杨离不得他而是怕他将新疆情况传至内地。在当时杨的势力范围之下，他就无法脱身，从而在内心中加深了对杨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