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我随父母从伊宁回到迪化。原拟变卖衣物入关，杨增新坚留我父，聘为督署顾问，继请北京政府任我父为国税厅厅长，三年国税厅撤消，改任财政厅厅长（由财政司改厅），故我住迪化时间较长，督署中人，如与办理文牍的李晋年（汉军旗，博学善文）、在军务处任职的安徽桐城人胡廷伟相识，又与旧官僚中多人往来，故对杨增新登台以来一切情况，见闻较多，兹分别概述如下：
  （一）民初都督公署和其他机构组织概况：都督署与民政长公署即设在清朝巡抚衙门（现区党委所在地）。都督与民政长由杨增新一人兼任。下设军务处和秘书处，处下设各科，分掌军民两署事务。另设教育科，科长由前提学使署科长金（育才、天津人）担任。实业科由日本留学生杨柳青人郑联鹏（云轩）担任。此外，在财政厅内成立财政司和内务司，财政司最初由杨自兼，继由前伊犁伊新都督府长财务的皖人黄立中（执甫）担任。民国三年秋初，司改为厅，由我父潘震继任。内务司原由贺家栋担任，贺辞不就，改由清末任精河厅的湖南人黄某（忘其名）担任，后来黄因言语触犯杨增新，竟被免职，以云南人王家彦继任。民国三年后，撤内务司，在督署兼省署内成立军务厅和民政厅，分掌军民两政事务，不对外行文。军务厅最初由何人担任已记不清了，政务厅由长沙人易抱一（式阶）担任。（易是杨在甘肃时的同僚），初设教育和实业科，后改升为厅。教育厅在原参将巷，即现区总工会所在地。以前曾任迪化府的刘文龙（铭三，湖南岳阳人）任厅长。实业厅（民十六年改为建设厅）由当时北洋政府任国务院参事、甘肃酒泉人阎毓善（庆阶）为厅长。警察厅原设在前国税厅（即解放初的工业厅内），实业厅成立后，警察厅改为署，移至健康路税务局内，厅长初由云南人张鸣远担任。清末，新省各级法院撤消，民初成立司法筹备处，设在前臬司衙门内，以湖南巴陵人张正地（子俊）任处长。外交署设在原迪化府署，最初署长是东北人张绍伯（述候，新疆俄文学堂毕业）。迪化道署设在新东门内原提学使署，初由湖北人樊耀南任道尹。电报局在督署围墙外，西箭道北端原电报局内，以云南人邬铭魁任局长。迪化县仍在原县署，最初县长为何人，已记不清。
  武职方面：陆军旅长为蒋松林，安徽人，前与杨在甘肃为同僚。所有协统、标统等名目陆续取消，巡防营取消抚标、参将，仍留协。协台衙门在老东门内，以本地人绰号为张黑子者（忘其名）任协镇。新军以回队为骨干，有统领、营长等名称。
  改清朝的咨议局为省议会（现明德路第一小学），以本地人安某（忘其名）任议长。
  以上是省城内各机构大致情况。省外，按当时新制，各府、厅、州、县一律改县，喀什、阿克苏兵备道改道尹，塔城参赞，最初由北京任命的毕桂芳充任。原伊塔道改为伊犁道尹，以陕西人徐国桢充任。武职方面，仍留喀什提督，阿克苏镇（后改协）、伊犁镇和巴里坤镇取消，其他各城大部分仍留原设的协镇、参将、游击等职，未随内地一同改制。
  新军方面，又有团长、管带和连长等名称，编制不伦不类，颇为复杂。
  （二）杨增新上台后，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以及独揽大权的一些事实：袁大化辞新疆都督职，于民国元年六月五日——农历四月二十日黎明，从迪化起程东归。杨增新即于是日登上了统治新疆的宝座，与他有关系的云南同乡，闻风纷纷假俄道来新。他服官甘肃多年（据民国元年他复甘肃议会电文中说：增新服官甘肃二十余年，于甘肃人感情最厚……〉，故甘肃省他的相识，尤其他任河州州官时一些门生故吏，也络绎不绝的出关西上，他们都想攀龙附凤，升官发财。云南人中最著名的有杨飞霞、张鸣远、邬铭魁、夏鼎、李寅、牛时等人。杨飞霞曾留学日本仕官学校，与杨增新有戚谊，其余诸人也多系学过陆军的。最初杨增新颇信任同乡，如伊犁镇边使广福病故后，改镇边使为伊犁镇守使，即举杨飞霞任此职，以牛时为该署参谋长。省中各主要治安和通讯机构，他都派同乡负责。如派张鸣远为警察厅长，邬铭魁长电局，夏鼎、李寅分任他的卫队营长。这些新来同乡都是当时新派人物，对杨的极端守旧，又信任回队，且在民国四年末赞助袁世凯的帝制，致使夏、李等不满，暗中有去杨的阴谋。云南人张成濂向杨告密，杨不动声色。民国四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杨宴请各厅处头目和夏、李两营长，因有各厅处负责人在坐，夏、李不疑有他。宴会不久，杨借故外出，旋引入回兵二人，在席前将夏、李二人砍死，一时血花四溅，全座均惊恐失色，而杨令将尸身拖出，扫除血迹，宣布二人罪状，劝诸人仍旧宴饮。杨本人神色自若，当即派人收缴夏李所带兵的枪械，并宣布夏、李二人罪状的告示贴出。这天，我父赴宴至深夜九时尚未回署，一家惊疑不定，数次派人到督署打听，未得确信。至十一时左右，我父方回，始说明当时情况。这是杨曾新善用权术的一次具体表现。事后，为酬张成濂告密之功，杨委他为洛浦县知事。以后，他卸任回迪化，神经失常，在西公园鉴湖亭上自缢身死。自夏、李事件发生后，杨增新已不再信任同乡。适逢他续娶而已故的妻室冯氏的两个兄弟来新，他即派大冯接任电报局长，次冯（均忘其名）接任警察厅长。派邬铭魁为矿务局总办，开办焉耆铜矿。不久，他又派邬带学徒数人至陕西延长石油矿学习炼油。当时发给邬旅费白银四千九百两，学徒等旅费六百两，这明示资遣邬铭魁东归，不必再回新疆。从此，云南同乡除有特殊关系或特许者外，已不准再来新，而一般同乡也不敢来新了。同时，杨增新对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不无猜忌。杨飞霞也知为杨所疑，故在民十一二年间，他自请辞职，以牛时接任镇守使。他回迪化后蓄发作道士装，声言欲赴博克达山学道，表示他无野心，以免杨增新疑忌而遭毒手。
  云南同乡既失信任，旧留和新来的甘肃人尤其是河州人，特为擢用。新疆自光绪初年左宗棠所率湘军出关镇压阿古柏、白彦虎、妥明的变乱以来，新省军政各界人员，几乎全是湖南人。当时新省有小湖南之称。自杨增新登台后，湖南人在官者逐渐减退，甘肃人尤其河州人开始抬头。文武官员中，大都是河州人士，如张鉴，不数年由办军务而升为塔城道尹；鄂英（镇华）由军官而任阿克苏道尹，复由道尹而任喀什师长；徐谦（益珊）由县知事不数年升至伊犁关税监督和财政厅长；金树仁（德庵）历长疏附、阿克苏、迪化、库车等县，升至省署政务厅长，最后继杨而为督办兼主席；刘希曾以武职先后任焉耆、塔城及伊宁等县，后因被人控告撤职，最后仍令署哈密协，等等。以上数例，可见杨宠信河州人和其他甘肃人并非虚语。
  上面提到的，赴伊犁唆使马大鼻子杀害冯特民和李亚权的湖北人匡可行，回省后，杨奖其功，委署昌吉县，民国四年末，袁世凯图谋称帝，由杨度发起筹安会，运动各省劝进。杨增新特别赞成，联络本省各地各族王公和头目，积极进行公民投票，赞成帝制。匡可行上书杨督，大不谓然。杨乃于某次匡可行来迪谒见时，引他到督署后花园、边行边谈，暗中令人在匡背后一枪毙命。这是杨排除异己的又一种手段。至于当时北京政府分发来新的县知事和俄文专修馆毕业生，尚准其入境，其他职位较高、素所不知的人物，一律不准入境。如民国二年，已卸任的福建光复时的都督孙道仁，北京拟任为新疆禁烟督办，杨增新即借各族王公和省议会名义电京拒绝他前来。
  杨增新除重用河州和甘肃省旧相识之外，对省内原有俯首贴耳的旧官僚也多任用。对在省署供职的旧官僚优先任用。对本省的汉族尤其是维、回族更破格录用，以示拉拢。如在民初指派镇西人刘效藜、李溶为国会议员；以年高守旧的安某为省议会议长，安病故后，以维族富商绕孜阿吉为议长。议会中维汉族议员，名虽选出，实则均属他认可之人始能充任。他在议员中选出若干人，到省署任科员，旋即委为县知事。如维族中的游艺国、满人广钧、伊宁的王学道等，都是由省议员而科员而委为县知事的。这样，可以使这些人都处于他的支配之下。民初，省议会尚有时开会，杨亦到会讲话，略具形式。民五以后，他的地盘已形巩固，省议会则形同虚设了，所谓审议本省予决算，以及本省各方面的提案的会议，根本未曾实行。省议会实际上只是议会大门外的一块招牌而已。最奇特的是民国二年，省议会门外悬有国民党、进步党和共和党新疆支部的招牌。据说当时上述各党总部为吸收党员，都来函约杨为各该党的新疆负责人，借他的职位作幌子，他都同时接受，在议会前悬出各党支部的招牌，以资敷衍。这真是空前绝后办政党的奇闻。到民国二、三年间，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各党支部的招牌也无形中取消。
  杨增新虽用人唯旧，但疑心甚大，据他对人说：“连他父亲也不相信”，故其他机关职责内的事，他也过问。财政厅掌管全省财政，但各大城市统税局局长必须先得杨的同意或示意，才能委派。财政厅金库除旧存少数金银现款外，民国以来，所收入的纸币和金银，都须送交省署三堂内特设的库中，库门钥匙由杨派专人掌管，并另立账簿。财政厅金库科长每次解交或领取大宗款项时，须赴省署会同省署管库人员开库，存入或取出，各记数目，然后锁库，加贴封条。财政厅实际上成了省署记账的会计。
  清廷旧例，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请巡抚到藩署检阅藩库所存款项一次。民国时，厅库旧存各项金银无多，大宗款项都解存省库中，而杨督仍循旧例，每年农历正月来财政厅检查厅库一次，并由厅备宴招待他和随从人员。清例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被称为“堂期”，届时省中各机关职位较高的委员或科长须分别轮流谒见巡抚或藩司，以备垂询公务，实际上是促上级能认识下属，遇机委任为地方官吏。民国后，新疆“堂期”之例未除。各厅处科长等，每逢“堂期”仍分别轮流谒见杨省长。他有时接见，有时不见；见时，不过对来见者略问数语而已。但谒见者都希望省长能记得他，委给知事等缺。民国时，杨氏所定公费，省级科长每月薪资一百二十两，一等科员月薪八十两，二等六十两，三等四十两；雇员一等月薪二十两，二等十六两。如有家累，再加当时官场应酬，大都不敷生活费用。故当时雇员希望逐渐升为科员，科员希望升为科长或被委为地方官，科长也同时希望得一官缺。所以，“堂期”谒见杨省氏之举，都不厌其烦地执行着。但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杨增新所委的县知事，多系在他左右的科长或科员。
  为了任用新来的亲信，使之合法化以免遭人议论起见，杨增新在“澄清吏治”、“造就英才”的借口下，于民国五年呈明北京政府，在巡抚使公署内成立政治研究所，造就所谓县知事人材。其次，他所委任县缺的，多系文官考试及格分发来新或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分配来新而被留在省署任科长、科员等职的人员。在各厅处的科长科员，极难被他委任县缺。例如分发来新的俄文专修馆毕业生陈德立、赵国梁、牟维潼等，留省署任科长、科员不久，都先后被委任为鄯善、塔城和伊宁县知事，而在外交署任科长的权某（山东人，忘其名），同是俄专毕业，与以上各人同时来新，任外交署科长十余年之久，依然故我，终以患神经失常病而死。又如财政厅金库由科员升为科长的柳生明和其他由多年科员而升为科长的湘人吴勋皋、杨麓仙（均系别号，忘其名），都在十多年之后，经多次说项才被委为县知事。在此种风尚下，在各厅、处任科长和科员的人，一遇机会，都千方百计运动到省公署服务，希冀杨的提拔，使人感觉只有亲近他才有出路。
  民国初年，财政厅所发行的纸币，色白而质不坚，行使日久，大都破烂。回笼后，每逢星期，杨派政务厅厅长易抱一来财厅会同监视、点数、焚毁，这反映了杨任人多疑之一端。
  全省各县上诉的刑事案件，都直接递呈省署，由政务厅司法科秉承杨的意志直接批示，很少批由司法筹备处办理。各县所办刑事案件，由县署拟文分呈省署和司法处，该处候省署批复后，才据省署批文批答，以免批语两歧。各县管狱员虽职微位卑，但委派这些人员，也须由杨省长示意由司法处长请示后才下委状。
  由上述种种、使全省各族各阶层，只知有杨将军（民国五年后都督改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而不知有他，反映了新疆当时的特殊情况。就是说，全省军事、行政、财务、立法、司法各方面，事无大小都聚在杨的身上，权无轻重，都掌握在他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