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北庭所治的庭州金满县即今吉木萨尔县，该县的千佛洞乃是已知天山北麓东段北庭故境唯一现存的石窟寺，位于吉木萨尔县城西南仅5公里的天山余脉前山丘陵地带的一个高高的台地上。北距北庭古城所的护堡子乡17公里，地当泉子街他地道北通北庭古城的要道，今仍地当泉子街北通县城的公路的东侧不远的地方。“千佛洞在济木萨城西南山内，距城十余里，入山约行数里……树木丛茂。”山谷深不过2公里半，山高仅为50米，古洞西边周围的平台地，方圆不足2公里，距森林茂密水草丰足的后山尚有35～40公里。这一距城很近而又林木蓊翳的浅谷小山，却正是开凿石窟寺最佳形胜地。始发现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根据清人所留记载，“从前并未见有洞口”。千佛洞的发现过程也纯出偶然：“乾隆三十五六年间有济木萨城内卖菜民人患眼疾逾年不痊愈，将至失明，无以糊口，幸赖熟悉山路，每遇天气晴明，即赴山拣柴度日，一日进山，眼疾遽发，疼痛难忍，至欲轻生，摸索至一山冈树下，解带欲溢，忽闻旁有人言山下有水洗眼可痊，其民人回问，四无应声，惊坐山旁痴想欲睡，人言如前，如是有三，其人甚疑匍匐下山坡，听有水声，祝曰此必神明指示，如果洗愈，情愿出家为僧，遂坐溪边，擦水洗目，疼痛即止，渐渐透明，洗一日夜，两目即能视物。望空叩谢，后山坡上，背山歇坐，忽见坡土坍裂，其内透出白灰墙壁，遂用手刨挖，内竟空虚，有门洞形迹，因即出山遍告，众人携带锹镢等物，赴山凿开洞门……门里甚黑暗，取烛照之，洞形如半月，见一卧佛，身长丈六，金面跣足，衣服颜色如新，又有铜佛，大小不计其数，自尺余至三五寸不等，土花锈蚀者极多，其民人感泣，即日落发，募化于洞前，接盖庙宇，至今极其壮丽。”①据此，吉木萨尔千佛洞发现于清朝重定新疆之初，汉民大批至天山北麓东段定居之乾隆三十五六年间（1770～1771年），足以说明此洞乃是极少数未毁于东察合台汗国宗教战争的幸存佛寺之一，重新发现时寺内佛像壁画，悉光鲜如新，建筑龛洞都保存完好。兆示着此寺是在大战来临前，预先予以埋盖封存，始遣散僧人，故未为占领北庭城的穆斯林所知。是国人自己重新发现的新疆古代佛寺，应当比后世外国探险家发现的佛寺更有价值。
  吉木萨尔千佛洞发现之后，立即引起主政新疆高级官员的注意。乾隆四十九年（1784）首任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曾利用巡阅营伍之便，亲临此洞。将洞中发现的铜佛九尊，作为贡品进献北京。故宫中有可能保存其原始藏品。根据洞的形制为半月形洞门，后洞有身长一丈六尺佛涅槃像，可证仍保持支提窟进行佛事礼拜的特征，寺内土佛像则以千佛为主，大者尺余，小者三五寸，又具有鲜明的密宗色彩，兆示着为唐时所建，吐蕃统治北庭时期仍很繁荣。太平兴国六年（981）宋使王延德自高昌沿他地道越天山北上，沿途历经“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过岭即多雨雪，岭上有龙堂，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而后始至北庭。可见王延德曾憩足过的高台寺就位于他地道北端的他地道口北上北庭的交通干线上，高台寺乃王延德一行到达北庭古城前最后一站。其位置与千佛洞完全相合。位置恰与吉木萨尔千佛洞完全相当。“高台寺”必因该寺位于一座高台而得名，今吉木萨尔千佛洞又恰乃建立在谷中一座高台上，同寺名寓意也完全一致，据此判断，吉木萨尔千佛洞无疑就是高台寺。这座寺名虽然至宋始为人所知，其始建时间必早于宋，高台寺即今吉木萨尔千佛洞无疑。此寺的始建时间必非宋初，足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此寺乃唐时所建。①
  问题在于如此重要的古代遗址，却迄今仍未引起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任何注意。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有关考古报告中对此都有所忽略，有关研究新疆石窟寺的专著也都不提这座千佛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名单中也没有这座千佛洞，至今此窟仍是被国家、自治区文物保护部门所遗忘的县级保护单位。该石窟寺的存在，有关文物部门绝不可能一无所知，弃而不顾的主要原因似乎认为该寺已遭难以复原的毁灭性破坏，洞中壁画已经改绘，洞中佛像的原始面貌也已荡然无存。千佛洞的本来面目原无佛殿，今日的千佛洞上则已被新盖的纯汉式佛殿所覆盖，殿外还配以厢房、院落。这地面建筑也同千佛洞原貌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无论是新疆考古界还是全国著名考古学家，大都认为这座千佛洞已遭全面破坏。以上认识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能作为根本否定该洞仍然继续保有文物价值的理由。对此，我认为：
  第一，石窟寺乃是由窟洞建筑、洞中佛像、顶部及墙上壁画组成的统一体。现今全疆遗留至今而上述三项指标都保存完好的石窟寺已为数无多，几乎所有现存千佛洞中的佛像都已无存，残存壁画仍保持原貌者似仅限于克孜尔、库木吐拉等龟兹境内的千佛洞，西州故境的唐朝壁画几乎都经回鹘时期重绘，今之胜金口千佛洞有的甚至已成为空窟，这似乎并不妨碍石窟寺本身的价值，仍予妥加保护，何以独对吉木萨尔千佛洞弃若敝屣呢？
  第二，今新疆地区石窟寺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时间大都是发生于秃黑帖木儿发动宗教圣战期间，其破坏规律又都是先是毁灭佛像，接着挖毁壁画。吉木萨尔千佛洞则乃新疆地区唯一现存具有最长时间的连续性古代佛教遗址。吉木萨尔千佛洞所在吉木萨尔县自清朝统一西域以来，主要是佛教盛行的汉人聚居区，千佛洞被发现之后就香火旺盛，早在清乾隆年间当地佛教徒在原有洞形佛窟基础上，集资建殿，庙会渐兴，以千佛洞为正殿，兴建了殿、观、庙、阁等附属建筑群，成为东部天山诸县汉民佛教信仰的中心。这些建筑非但未损伤石窟寺原貌，反而对这一千年古寺起了外层保护作用。直到清中叶以前，洞窟基本上保持唐代原貌，同治之乱，这里似属于孔才所部汉族民团的势力范围，千佛洞虽不可避免遭到破坏，但并非是毁灭性的。新疆光复之后，光绪四年（1879）又以千佛洞为中心扩建为一座集庙、观、殿、阁为一体的宏大寺院，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开始举办历时半个月的千佛洞诵经大会，善男信女、僧俗人等云集寺院，祈福禳灾。1933年回族军官马仲英率兵入新疆，寺庙被毁，所毁者亦仅后来增修的殿阁，以及洞中的壁画、泥雕，古洞卧佛及大量唐代铜佛等仍存。1937年，以孔才家族为首，募捐重修了部分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千佛洞荒废，1958年大炼钢铁，大批佛像被作为废铜重加冶炼，始遭全面破坏，至“文化大革命”中才完全消失①。其间流入奇台废品收购站的铜佛数量就为数不少，今藏昌吉博物馆的鎏金菩萨铜像，据说原发现于木垒博斯塘，但该地并无佛寺遗址发现，很可能就是源自吉木萨尔千佛洞。这些只能说明此窟的遭受破坏的时间远远晚于新疆境内的其他石窟寺，并不能成为已完全丧失其文化价值的充足理由，应当更加值得保护。
  第三，吉木萨尔千佛洞虽然佛像荡然，壁画无存，却基本建制保存良好，这正是这座千年古寺文物价值之所在。现今洞中虽然又已重建大殿，再塑佛像，绘制壁画，反而有助于原有形制的认识和保护。由于千佛洞最后破坏的时间不过是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重修千佛洞时当地老人对佛原来的塑像、壁画、龛洞、千佛位置仍历历在目，并未损及任何原有形制，从而为我们研究这座古寺的建筑形制，提供了方便与可能。尤为可贵的是，该寺主持世代相承，至今仍然珍藏着一具古木钵，传说是开洞以来遗物，至今仍在。是否唐代遗物，抑或是清初僧人所留，尚需进一步鉴定。更重要的是，在今吉木萨尔千佛洞卧佛帐后，还隐藏着一个并非属于后世改绘，而是原始千佛洞遗存的一幅残存古代壁画余痕，有可能是唐代遗留，极为珍贵。经我们对这座千年古寺进行认真考察，高台寺的性质乃是天山北麓最早发现的古代地面佛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千佛洞。易言之，实为北庭地区最早的仿石窟寺型地面佛寺。其使用时间更早于今天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寺。整个建筑都是凿土崖为窟，仿支提窟形制，与北庭西寺大体相同，而为汉传佛寺中所鲜见。
  第四，千佛洞具有典型的支提窟建筑形制（图见412页），佛窟正殿宽14米，深度待测，中央佛龛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一尊，中央佛龛高3.3米，底宽1.7米，佛两侧各有圆拱门，仿支提窟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甬道形制的反回字形结构，自中央佛龛两侧另开四条甬道，回旋前进，甬道宽1.7米，第一层回旋进人中甬道，左、右皆开佛龛，中供佛像，再次回旋前进，深进一层，仍是左、右皆开佛龛，最后一道回旋进入后甬道，到达这座千佛洞的参拜终点——供奉俗称卧佛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前，这种回旋三进的形制，实属全国鲜见，很可能始建于唐北庭时期。卧佛像虽为今之劣质仿制品，久已非复古物，但佛座仍为原来形制，长达7米，属难得的原有形制。其中洞窟南壁的罗汉群像明显不同于中原汉传佛教寺院的同类佛像的开龛方式（图见407页），最能体现这种古风，应与龛内今日补塑之佛像区别对待。该寺早在宋初王延德访问回鹘时期已经存在，说明其始建时期必早于斯，则至迟唐末、辽初已经存在。时间显然早于碳14测定上限960～1090年，下限1100～1270年的回鹘西寺。出土物中以铜制小千佛为主，反映出密宗色彩。而密宗唐朝已兴，且汉风色彩极强，回鹘不过承其余绪。据此判断，这座全国罕见的仿石窟寺型地面佛寺虽遭破坏，仍具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该寺的整修并没有根本破坏其形制，而且对该遗址还存在着一定的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吉木萨尔千佛洞虽然佛像全毁，壁画无存，但形制仍为旧观，古代文化价值犹存。以我判断，非但不应列入已遭完全破坏的遗址行列，而应属于罕见的一座具有历史文化连续性的古代佛教遗存。直到同治变乱期间民团首领孔才仍全力保护这一佛教圣地，“文革”结束后，重塑佛像，再绘壁画的倡议者就是孔才后人，这一家族对于千佛洞具有特殊的宗教感情，至今该处仍是北疆东部汉民佛教徒顶礼膜拜、香火不断的所在。当地孔氏家族对于这一古代佛教遗址的变迁非常熟悉，所仿皆有所据，对于原有洞窟形制更是未敢擅动。虽然仅存一窟，却保存了新疆唯一、全国鲜见的建筑形制。其开窟规模远远大于回鹘西寺，前设中央佛座，后设释迦牟尼涅槃像，中设佛龛，旁开，四条甬道，反回字结构，回旋三进，既巧妙地利用了有限空间，又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支提窟形制，反映的具体内容仍是绕柱巡行礼佛的唐代观念，绝非后世汉人所能杜撰，而是凝结了唐代北庭各族人民的独特文化创意。复据王延德《西州行程记》，宋使一行曾憩足于此，又非狭窄的洞窟所能容纳，说明建于高台之上的石窟寺之外，必定另有地面建筑，其中就包括足以容纳宋使一行憩足的厢房、院落。由此判断，清代开始在千佛洞之外始建，并为今所仿制的佛殿、院落等亦非无据。这就足以说明这是一座支提窟同地面佛寺相结合的佛寺，其始建时间更早于回鹘西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不容轻易否定。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经我们实际踏勘，寺后高台，仍有长50米、宽300米的面积，当地信佛群众早就流传此寺之外，尚有后洞的说法。本县文物局专业干部李功仁也证实：“2001年6月，因大雨冲刷，与千佛洞主窟（支提窟）向北面东同一坡面11.75米处，土崖坡面暴露出距地表21.1米，与北庭古城所见素面红方砖形制、大小、颜色相同，与长安、洛阳所见唐代方砖也风格相类。略加清理，发现四窟。窟内径宽1.45～1.6米，顶部已毁，残高1.9～2.7米，底部素面红方砖平铺，砖长24.5厘米，宽21厘米，厚3.5～5.5厘米，窟间隔壁厚0.9～1.1厘米，窟内填土未发现任何扰乱迹象，说明属于未被清人发现的洞窟，应为唐代毁弃此窟时的原始埋藏。为防止破坏，于雨停后重加封埋，迄今未为人知。”①这一线索值得重视（图见409、410页）。
  参稽《阙特勤碑》发现地点，虽经俄、中、日等国学者多次考察，以为其旧址已无古迹可存。近年来土耳其通过不惜血本的考古发掘，却获得了21世纪重大的考古突破等经验、教训，我建议该遗址应提高其文物保护级别，并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

吴江、吴丰贻校订本：《乌鲁木齐事宜》，边疆丛书续编之六。;明使陈诚过交河，在所著《西域番国志》中记云：“城西百余里有灵山，相传为十万罗汉佛涅槃之所，近山有土高台十余丈，云唐时所建，台畔有僧寺。”此处之高台寺，非指“灵山”南，而应指“灵山”北“近山处”，亦即距吐鲁番只有一山之隔的今吉木萨尔千佛洞，其地望完全相合。;薛宗正曾在奇台一中、奇台师范任教21年。1958年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当年就率学生赴吉木萨尔水西沟炼铁，途经千佛洞，当时站千佛洞犹存。亲自见证了“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有铜佛从吉木萨尔县贩至奇台废品收购站的事实。;李功仁毕业于西北大学三年制考古专修班，具有基本的考古训练及近20年的工作实践，所说应当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