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作为西域大国、山北六国盟主的蒲类人何以在天山北麓诸族中最先崛起，究竟出自什么人种？操何系语言？山中岩画大量图像和中外文献资料对我们的认识有所启迪。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天山北麓各地的岩画逐渐被发现并显现出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东起巴里坤、木垒西至呼图壁一带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明显多于以西岩画，且一律分布于北坡山前地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著名的岩画点有巴里坤的冰沟、塔勒德巴斯陶、八墙子、石人子乡、兰州湾子、大黑沟、阔克加尔；伊吾县的阔如勒、伊吾镇、大白杨沟；木垒县的芦塘沟、鸡心梁、旱沟、东地、水磨沟；吉木萨尔县的松树沟、甘沟塘；米泉县的独山子；阜康市的三工河、吉沿坚；昌吉市的阿什里；呼图壁县的康家石门子、阔克霍拉；玛纳斯县的沙拉乔克、苏鲁萨依等地，正属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故境。这些岩画虽然不能通过碳14测定，进行准确的时间断代，却具有众多的共同性。（1）从岩石的敲击方法和作画方法判断，绝大多数已使用了金属器。说明是金石并用时代的产物。（2）动物题材在岩画中居于压倒一切的数量优势。见于岩画的动物种类有羊、野马、野牛、野鹿、马鹿、野骆驼、熊、狼、狐狸、蛇，已经灭绝的新疆虎、鹰和狗，几乎食草、食肉、爬行、飞禽类动物无所不有。虽然绝大多数都是野生，但狗和骑者、羊圈画面的出现则已说明畜牧业已同狩猎业开始共存，同已知的兰州湾子一四道沟考古文化发现相一致。（3）人的图像资料虽然远较动物为少，但却鲜明地反映了当地居民的体质形态特征及其社会、精神活动，成为探讨天山北麓东段自然生态和古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图像资料，弥足珍贵。
  在山北六国盟主蒲类发祥地的巴里坤、木垒，岩画开凿最多，而且多鸿篇巨制。兰州湾子岩画使用了凿刻、磨刻或凿磨兼施等技术。大都刻在平整砾石上，仅少数刻于岩壁。绘有行猎图12幅，包括单人猎、围猎、骑猎，使用的狩猎工具有弓箭、投枪、棒槌、绳索。猎画已开始与野生动物画平分秋色①。还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刻有许多奔走的戴帽骑者，旁有鹿、大角羊等动物。说明蒲类人已开始驯化野马。巴里坤东北38公里的八墙子岩画画面多，群体画面尤多，且有文化重叠现象，时间延续最长，开始出现了狗，成为人类不可分离的伙伴。巴里坤大红柳峡东南小加山南麓塔勒德巴斯陶岩画共有数十幅，内容也大体相似。伊吾县吐葫芦乡大白杨沟村外山丘东壁岩画数十幅，集中凿刻在高3米、长约15米的岩壁上。所绘骑马者画面，昂首疾驰，形象极为生动，所骑的马很可能是正在驯服的野马。伊吾县盐池乡的热孜布拉克岩画分布在西、南山坡的花岗岩上。共有画面十余幅，内容除了狩猎、狼吃羊等画面以外，也出现了骑者的生动形象。在奇台北塔山阿艾提沟的野马岩画①绘于宽2.6米、高2.2米的一座红色峭壁上，壁上密集绘制有近20匹马的图像②，最大的一匹马宽60厘米，高4.4厘米，其中13匹马都为东向，独有一人骑在马上，西向而立，马无鞍，跃然欲立，人屈两臂，状若套马，马长17厘米，高20厘米，人高12厘米，宽15厘米，跃然欲活，其余野马，也情态各异，这种野马似乎就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沙俄探险家格鲁木尔的野马。由此推测，蒲类人之所以成为山北六国盟主，同率先驯服天山北麓野马有关。
  羊的驯化为家畜和狼崽被驯化为狗，乃是考古学上重大事件。这在山北六国故境的天山北麓东段岩画中也有明确反映。这一地区羊的种类纷繁，包括大角山羊、盘羊、羚羊等。尤以大角羊数量最多，几乎每幅岩画都少不了它，为人类广泛放牧的肉用羊，应当就是这种大角羊驯化而来。木垒照壁乡学房村东的平顶山旱沟狩猎岩画中除了生动地雕刻出狩猎者张弓射箭的场面以外，其身旁还出现了蹲立的狗，似在待命出击，同四道沟出土的陶狗形象相似。
  吉木萨尔的松树沟岩画地属大有乡广泉子村，共3幅。其中最重要的一幅刻于约70米一峭立的岩石上，上方为一骑马、牵马图。骑者头戴尖顶帽，一手持缰，一手叉腰，牵马者位于马头前，身体前倾，双腿一弓一蹬，反映社会已发生了身份分化。下方绘有羊的画面（图1），又绘有一有开口的圆圈，内有一有角动物，似为羊圈（图2），门前还绘有一无角动物，略带夸张，造型生动，似乎是狗。说明已进入畜牧社会。甘沟塘岩画位于泉子街镇北不远的山上，在松树沟之东，岩画共有3幅①（图3、图4），皆镌刻在散置的三块大岩石上，没有人物，阴雕浅刻，具有强烈的夸张色彩，刻画工具似为金属，说明是金石并用时期的遗物。其一形象漫漶不明，另一上绘大角羊，相当生动，最重要的一幅上绘大角鹿，一鹿角桠纷披，十分夸张。阜康市吉沿坚岩画位于天池东南约18公里吉沿坚沟的台地砾石上。第一块砾石上由30余只北山羊、两个人物、一头鹿、两条牧犬、一条狼组成一个画面：恶狼正袭击羊群，一男子张弓作欲射状；另一个人双臂张开，身体前倾，作驱赶状。第二块砾石画面侵蚀严重，仅数羊形象可辨。明显属于畜牧时代的岩画。岩画雕刻简洁，虽难以准确地反映当时人类的面貌特征，却几乎所有可以辨认的人物图像大都头戴尖顶帽，例如巴里坤兰州湾子岩画总有骑者图5幅，其中1幅长300厘米，高140厘米，就刻有头戴尖顶帽的骑者。巴里坤冰沟岩画中的一幅胯下为一倒置北山羊的狩猎图，骑者也似乎头戴这种帽子，伊吾镇岩画中清楚地绘有一位骑大山羊的猎者，头戴尖顶帽，前述吉木萨尔松树沟第四组岩画中的骑者也是头戴尖顶帽，学术界公认尖顶帽正是印欧人种的塞人的重要特征。奇台县西地乡发现的一具石雕人头像，明显具有印欧人种的体质特征，尤为最具说服力的雄辩物证。
  塞人，又作塞种，《汉书》中多次提及这一古代族群，如卷96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鋥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同书卷97又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说明张骞初通西域时，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中亚内陆。“塞”字，即希腊文中之Sacae、古波斯语Saka的音译。乃古代中亚大族，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中多次提到这一古族，记其分化为拥有不同名称的若干分支，如Smilian、Massagetae、Scythia①等。Smilian今译多作“西密利安人”，我以为应即《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访问过的“西膜”部落。这部出自晋汲郡古冢的先秦古籍详细记载了周穆王此次以联羌制戎为战略目标的西巡，周初诸王世与姜姓联姻，姜即羌，很可能兼通羌语，其沿途所访赤乌、曹奴、容成、甄韩、西王母、寿余、诸干、重罋、巨蒐诸国，都是直接交谈，惟访问西膜时乃以译语人为语言中介，说明西膜语言异于西域诸羌。可见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有一支塞人进入今新疆境内。在《历史》中Scythia与Massagetae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地域，却明确指出了“Massagetae人操Scythia语”②。说明二者同族。而同书又记：“波斯人是把所有的Scythia人都称为Sacae。”兆示着这些名称都是塞人的不同支脉。有学者研究，Massagetae可分解为Ma与Ssagetae两部分，该词的词头“Ma”在塞语中有大的涵义，词干部分的Ssagetae＝Sacetae＝Sacae，具有大塞种部落的涵义，为塞人中的主部。同书又记：“Massagetae（原译玛撒该塔伊人）据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Scythia的一个族群。”Massagetae人穿着和Scythia相同的衣服，同样的生活方式；拥有骑兵、步兵、弓兵和矛兵，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波斯王大流士贝希斯敦纪功碑铭文上塞人也分三支：SakaHaumavarga，意为带着所崇拜的植物的叶子的Saka人；SakaTyaiytaradraya意为海那边或河那边的Saka人；SakaTigrahauda，意为戴尖帽子的Saka人。其中戴尖帽子的塞人SakaTigrahauda尤同希罗多德所记Massagetae存在着众多共同点。大流士铭文记载SakaTigrahauda“住在海的那边，戴高高的尖顶帽”，希罗多德：《历史》64节记：“属于Scythia人的Sacae（原译撒卡依人）人戴着一种高帽子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的Scythia（原译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Sacae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Scythia（斯奇提亚）人都称为Sacae的①。”贝希斯敦铭文上方浮雕中表现的被俘的塞人，波斯波利斯浮雕中描写的向阿赫明尼德王朝朝贡的塞人，牵骆驼的巴克特里亚人以及南俄库尔奥巴（刻赤）和沃罗涅日发现的金银合金瓶画中的斯基泰人（Scythia）都是戴着护盖两耳的尖顶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综辑以上汉文、希腊文和波斯文献，所记塞人的共同特征都是戴尖顶帽的族群。1983年8月，在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件青铜塞人武士俑，造型端庄英俊，呈蹲跪姿，通高42厘米，空心，重4公斤，头戴尖顶带弯钩状圆帽，面目丰满，二目前视，双手环握执物。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足，两腿一跪一蹲②，女性帽上饰翎羽两支；面颊修长，大眼、高鼻、小嘴、长项、细腰、肥臀、隆胸、修腿，男子则大嘴、有髭，面部轮廓粗犷，康家石门子墓地中发现有骨器、天然金箔、直径约0.05米铜镜，以及妇女头上戴的银装饰物品，也印证是一处塞人墓。说明在匈奴和汉人相继到来之前，从巴里坤到呼图壁这一广阔地区古代居民就是印欧人种的塞人，而不是蒙古利亚种或混血型人种。具有高鼻、深目、多鬚的体质特征，戴尖顶高帽的塞人。蒲类的种族归属也应当属于塞人中的一个小分支。蒲类二字③，复原古音，“蒲”为滂纽（P），虞韵（iu），类为来纽（l），灰（uai）、队（ai）二韵，上古虞入鱼韵（a），灰、队皆入支韵（e），蒲类的上古音值应读为“pali”，这一音读与中古波斯语中的pari一词完全相同，意为仙女、美丽①。如果这一解读不错，那么，蒲类海的塞语本义就是美丽的湖，仙女湖。进一步演变为蒲类人的族名自称。
  麦高文在其名著《中亚古国史》②中强调塞人最大的贡献是骑射用于战争。《左传》中也印证虽然漠北的狄人早就习惯于骑马放牧，但在战争中却是“彼徒我车”，作战时仍是徒步对抗华夏人的战车，弓箭虽然早就用以狩猎，但大规模作战中却并未出现专业的弓箭手，塞人组建了专业的弓兵，引起了一场军事技术的革命。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当赵武灵王（前325～298年）时始模仿北方的蛮人，改采胡服骑射……我们从此不难看出此时北方的蛮人已经起了怎样大的变化，两世纪以前他们还是徒步生活，徒步作战的；其主要的攻击武器也许还是用剑而不用矢，那时他们有没有靴和裤，也还是一个疑问，但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却要从北方的蛮人传习‘胡服骑射’了。”③据此可知，匈奴的骑射之术也是渊源于塞人。希罗多德还记载，Massagagetae人“不播种任何种子”，逐水草，营游牧，食畜肉，习骑射，歃血为盟，以人头为饮器④，这些都对后世匈奴产生了重大影响。

邢开鼎：《巴里坤兰州湾子岩画》，《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薛宗正：《奇台县北塔山岩画踏勘记》，《新礓文物》，1988年，第3期。;该岩画点此前未见任何报道，2005年我在朱丹陪同下勘察吉木萨尔山前地带无意中发现。领路者为甘沟塘村书记。在此选择使用了2幅。;王嘉隽译希罗多德著《历史》中译作斯奇提亚，有的译者译为西徐亚，今通用译名为斯基泰。;〔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47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47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图录90，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有人以突厥系语言相附会，释蒲类为今哈萨克语中的barikul，意为虎湖。但巴里坤一带素不产虎，其释难通。;薛宗正：《唐蒲类诂名稽址》，《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麦高文：《中亚古国史》，章巽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273～27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273～27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