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66年，正当全县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场内乱使鄯善县政治、经济和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县委书记刘冶富为组长，县委副书记赵维新、买合木提·斯林木（维吾尔族），宣传部部长朱怀义任副组长。6月1日，自治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进驻鄯善县。工作团代理县委、县人委行使领导权，决定在县直机关城镇、东风、红旗、火箭人民公社开展运动，并设立4个工作队，各工作队和工作组也在各自主管范围内行使党政领导权。社教团首先宣布了组织纪律，要求干部、工人提高认识，自我革命，讲清问题。同时向各机关、企事业和各公社派出工作组，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月4日，城镇社教工作队进点之后，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报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6月10日召开了1 800人的动员大会，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运动中采用大字报、大小会议、面对面、背靠背等多种揭发方式。机关城镇有36个单位2 749人参加了运动。7月12日，社教工作队将全县中小学教师400多人组成县教师集训队，在县中学集训，学习中央报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件。7月下旬，召开教师集训队批斗大会，大会期间，失去控制，一哄而起，乱揪、乱斗，致使80%的教师被游街，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为了解决好县党政领导班子的问题，1966年8月12日至11月29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33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县委常委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是书记、县长中存在的问题，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逐个“过关”、“下楼洗澡”。会议历时108天。会议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波及鄯善，教师、学生上街游行，会议受到干扰和冲击，不宣而散。12月底，社教工作团全部撤离鄯善。
  1966年8月10日，从县中小学教师及中学生中选派第一批红卫兵代表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9月，县教师集训队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走上街头，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破“四旧”），砸烂、焚烧、收缴、更改了属于所谓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的图书、牌匾。女性剪长辫子，留短发、短辫，款式新颖别致的服装不准穿戴，随之全县各单位效法，全是一片黄绿色军装。12月，全县有很多教师和中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有的徒步，有的免费乘车。1966年年底和1967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发出通知，要求正在串联的教师、学生尽快返校复课闹革命，外出串联的师生陆续返回。1967年5月，受全国和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外来造反派的煽动，鄯善县中小学、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先后成立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战斗队，很快又分成两派，不抓生产，只搞“革命”，相互攻击，为各自的观点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大字报贴满街头，派性愈演愈烈，对立情绪日益加剧。两派群众组织开始了打、砸、抢、抄、抓，乱揪乱斗，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并被揪斗和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挂牌子、戴高帽。许多群众被抓打抄家，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1967年1月26日，仿照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模式，县委、县人委及各部门被群众组织夺权，成立了所谓的“县夺权指挥部”，全县各企事业单位也相继被夺权。县领导班子及各基层组织全部瘫痪，领导干部被揪斗，基层干部被迫停止工作，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学校无法上课，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作、生产无法继续，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为了扭转全国严重的混乱局面，毛泽东主席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并通过中共中央1967年1月作出的《部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作出《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决定》。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鄯善县人民武装部根据新疆军区党委指示，成立生产办公室，成员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张保（县人武部副部长）任主任，刘治富（县委书记）、岳立人（县农技站站长）、倪东海（县武装部参谋）、阿布力孜·汗木都（维吾尔族，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任副主任。生产办公室下设农牧组、工交财贸组、宣传教育组、保卫组。四大组分管县党政机关职权，领导全县各项工作。生产办公室成立后，面临春耕大忙季节。3月11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136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及新疆军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布置了春耕生产任务。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作出《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春耕生产的决定》。随后，立即采取了措施，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动员全县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人民解放军七九九五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县公安局、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邮电局、县广播站、县气象局先后实行军事管制。4月，新疆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分区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鄯善县，与驻军8人、地方75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各人民公社、机关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宣传中共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通知和规定，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以及《红旗》杂志第三、四、五期社论。“三支两军”使鄯善县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暂时有所好转。但是，在全国和新疆派性斗争大气候影响下，派性斗争仍然继续。
  1967年春，乌鲁木齐市的红卫兵来鄯善串联，到处煽风点火，散布“革命造反”，打、砸、抢的“经验”和“事迹”，引起鄯善形势的动荡和分裂。6月5日，三新组织的群众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标语，对抗县武装生产办公室，并静坐绝食。县武装生产办公室的干部带领群众冲进公安机关院内，制止了参加绝食的红卫兵，并派人把乌鲁木齐市来串联的红卫兵送回原地。“六五”绝食事件发生后，在鄯善县的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9月，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统一行动，两派之间展开论战，彼此围攻，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对方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对立情绪日益加剧。
  在此情况下，一派群众开始自造枪炮、手榴弹、长矛，修筑工事，在主要交通要道红旗公社、苏巴什大队、园艺场等处拦路设卡，封锁另一派。名义上是防备外来坏人，实际上是专抓另一派的群众，乱抓乱斗另一派群众的主要头领，从而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严重对立，逐渐发展成为武斗。1967年冬天至1968年夏天，先后发生了多起武斗事件。1967年年底，红旗公社发生武斗，两人被围攻打死；12月，红旗公社再一次发生武斗，其中一派组成的马队将一派群众赶到火焰山上，双方冲突加剧；12月2日，县城发生武斗，各公社组成的马队在“红革军团”的指挥下纷纷进城，组成近600匹马队攻打县人委，马队点火烧毁了县人委大门，并用木棒乱砸门窗、打枪，把抓到的人用木棒打、皮鞭抽，打伤群众多人；12月5日，东方红人民公社（鲁克沁）各大队同时出动马队，抓打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造成“一二·五”流血事件。1968年5月1日，东风人民公社群众组织召集马队围攻驻军某部雷达部队，撕扯解放军战士，损坏军事设施，抢走手枪1支，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5月6日，大批马队再次进城抓打群众，当天，县煤矿打死无辜技术员1人。武斗流血事件震动了全疆，从此，大大小小的抓打群众事件时有发生。正常的工作、生活无法进行，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工农业生产。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县武斗中抓打几千人，打伤1 098人，其中严重伤残者53人，打死37人。
  针对全国混乱局面，1968年8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驻军组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单位领导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公社、学校、企事业单位后，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组织开展大批判，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重点抓工厂恢复生产，农村保丰收，整顿社会秩序，促进了各单位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大力调解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逐渐化解，斗争日渐缓和。1968年年底，县派性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单位，对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宣传队执行了“左”的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1969年4月19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4月24日，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温忠厚（军队代表）任主任，刘新江（军队代表）、朱玛尕孜（哈萨克族，军队代表）、王安东（群众组织代表）、安兆礼（群众组织代表）任副主任，常委17人，委员45人。原县委、县人委的老干部被排斥在外，派性头头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因而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可能消除派性斗争，更不能领导好生产。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生产办公室撤销。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4个办事机构。四大组是党政“一元化”领导下的办事机构。这种体制既不利于政府行政职能的发挥，也不利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4月25日，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支左部队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鄯善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决议》、《鄯善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和《鄯善县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3个文件。革命委员会自5月1日起开始工作。革命委员会号召全县各族人民要提高警惕，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搞好斗、批、改，早日实现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求场（厂）矿、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家庭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12月6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105人（农村75人，机关15人，县革命委员会15人）进行学习集训，集训完毕后，12月中旬进点，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的高潮。据统计，举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70期，参加学习的有8 850人，学习中采用“四抓”的方法，即：抓阶级教育，抓大批判，抓学习，抓群众评论；在政治压力下出现了“四多”，即：革自己的命的人多了，主动承担责任的人多了，诚恳谈心的人多了，言行一致的人多了。1970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历时7天。工人、贫下中农（牧）、军队、干部、知识青年、民兵、红卫兵、居民4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互相交流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和经验，并作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发言，会议树立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标兵。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全面落实中共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武斗凶器和打、砸、抢的公私财物，全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遏制。学生开始回到学校上课，生产秩序开始有所好转。各公社（场）、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按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实现了大联合，到10月底，全县已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114个，占应成立班子总数的79%。在此基础上，1970年2月27日，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组长温忠厚（军队代表），副组长张永发（军队代表）、周同生（军队代表），成员胡保文（军队代表）、朱玛尕孜（哈萨克族，军队代表）。1970年6月，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历时4天，96人参加了会议，庆祝全县“一片红”（各基层单位均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9 ～ 1970年，各公社、县直单位、场（站）、企业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从人员组成上是“军、干、群”三结合，形成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全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思想观点不统一，斗争派性依然存在，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给这一时期的工作带来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