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金树仁执政时期，新疆各地华商与当地苏联商务机关的关系多呈紧张对立，其中以塔城尤为突出。1928年9月，塔城县属汉、维各族华商众宝、吉成、明德号、鸿盛和、恒泰昌、冯登泰、依敏三、阿希木默克素提阿吉、毛拉、阿布都拉肉孜阿洪等百余家商号、私商，联名禀恳抵制苏联在塔城的转运公司。内称：
  “塔县城距苏属苇塘只四、五十里而遥，出入货物悉由彼国在塔设立转运公司包运，不准华商自车往运，垄断独登。且专运苏货，故压中货，有难售困苦莫言。拟请就巴克图卡旷地拉街，并就地集资自设公司转运，以缩短塔、苇两地运途，兼以渐杜其深入塔境圌市利狡谋。伏祈允准，以利商业，而安边氓”。②
  县长王汝翼接禀文后，责令塔城县商会会议办法。遂据商会并董事会商议结果呈称：
  “巴克图卡拉街安户，设局转运，计属长策，益禅大局。开会讨论，众极赞成。谨将会议概情呈复鉴核。窃查中俄通商在塔城开埠，原祇准其在贸易圈内相互交易，无许其在我中国境内建设公司权、运华洋出入百货之权。因我国放弃此项权利，渐被苏联得寸进尺。一则设毛公司，再则设转运公司、三则设商务机关，浸至暗设银行，侵略财政。虽名目种种，究其实在无一非以吸收我国权利为目的。然我局宪均未从正式允许，亦职此故。
  查华商每年出入口货物约在百万普桶之多，祇塔、苇两地四、五十里，程途运脚每普桶均在四钱左右。统计华商岁纳苏联转运脚银，当在三四十万之谱。且物价时有涨落。货殖最利乘时，而该转运公司往往于某货缺乏价昂时，即提前赶运苏商后来之货入口，而于华商先期运到苇塘之货则故意扣留。虽近在咫尺，动需数十日或数月之久，不得越雷池一步，起运来塔欲出口之货物亦然。以故我商有货不能到市销售屡遭逾期，赔折情事积案累累，无法处理。我自雇车往运，该公司则又无端把持，坚拒不肯。现在苇塘华商来货屯积如山，扯照催运，逾限空回；又复扯照，又复空回。如此再三，盈盈水运过天涯，莫可如何。至于该公司低价雇用华车，高价索取运费犹为损失之末焉者耳。
  兹拟由塔城各商集股，先办由塔至边卡转运，办有成效，再行续办由塔至迪（化）之公司。至在边卡建设公司一切经费，谨由塔商自行筹集，不事累公。开办简章奉准再呈。此为挽回利权计，众所请建公司自运货物一层，不得不请予准行者也。
  查巴克图卡近接苏壤，今岁苏联在出苇塘五里紧接界处宏建边防关卡，足见彼国对于边防不特非常注重，且亦寸土不遗。我塔巴克图卡内外俱系戈壁平原，议请仿照苏联苇塘子镇市情形，由我县长招户承领，照章缴价，建设一大市镇。内以横截苏联在塔种种之设置，外以缩短塔、苇之两地运途。商户众多，戌卫自谨。即所设立之公司，亦有凭依，不致发生意外之患。更就边防而论，实边有策，益为巩固将来百堵。偕作阛阓，云连难系。边徼一隅实为全疆一大保障。此为殖民安边计，该从所请在巴克图卡内外拉街安户一层，不得不请予准行者一也。
  至于纠合商众，建设地方商务机关，籍查中商货物实在，保障信用，禁止个人对外相交易，免受赔折，使彼方在我境内一切商业机关无所事事，自行取消。一方面即就公定出口货物价内值百抽二为手续费，虽出自华商，实取于对手。如皮毛，如棉花，彼方原料全仰我国，百分加二当亦甘受。查塔市每岁出口各货成本约三百万两有奇，此项手续费岁当在六、七万两之多。除开支办公经费外，余数悉提缴公家。或作边防经费，利国便民无善于此。①
  塔城县长据此呈文省政府，要求批准在巴克图卡拉街安户，集资转运，并仿设商务机关。以事抵制，而消隐患。以为苏方“暗设银行、擅立商业机关、广开皮毛公司、在在侵渔我利权，剥夺我财力。即此包运出入货物一项，掺纵左右，勒扣滞留，已大足扼我华商命脉。至于输纳，该公司运费漏巵只塔、苇半程，岁积三、四十万之巨。虽属骇闻，尚堪目观。而无形之损失赔折则更有难屈指以计者。倒持太阿，喧宾夺主。莫此为甚”。②
  1929年初，又发生塔城华商与苏联羊毛公司关于出口羊毛价格之纠纷。先是苏羊毛公司压低本年度羊毛收购价格，与上年相比，羊毛每普特压价省票银7两之多。依此价交付羊毛，华商亏损甚巨。塔城商会遂开会议决集体抵制，要求苏羊毛公司仍照上年毛价收购羊毛：每普特春羊毛省票银14.5两，秋上毛36两，秋次毛30两。苏货随市。否则即集体拒绝向苏羊毛公司出售羊毛。塔城各族华商60余号同声签约，违者议罚。商会又公选代表，向苏羊毛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又致电新疆省政府，要求通令全疆各商会“一体坚持，而挽利权”。①对此，新疆省政府电复称：
  “查苏联羊毛公司与中商订立合同，任意放债，无非实施经济之压迫。华、缠（维吾尔）各商迫于资本薄弱，相率与订约。在订约之初，固可藉外人资本，活动个人营业。既定约之后，遂被外商资本所羁绊，又因不能履行义务，倍受剥削，辗转推延，受创日钜。溯厥原因，无非由于华商只图目前利益，不顾将来损失，并缺乏经济常识，有以致之。兹即据称，驻塔苏联羊毛公司顿减毛价，高抬苏货，希图压迫，自属实情。惟此等事实纯系商业性质，该公司所订毛价货价，如不利于华商，自应由该商等与之拒绝贸易，以免堕入术中；或由该商等结合团体，共图抵制之法，以期维护商权。此事纯系商业性质，该商等自应会商妥筹，公家未便干预也。不必请示，仰即遵照，并候行塔城行政长、特派员查照”。②
  苏羊毛公司为拆散塔城华商联合抵制，利用旧日赊贷货物的老关系，暗中与塔城维吾尔族商总玛克苏提哈吉等订立低价交收羊毛合同。“谋设引渡之计，私行开端竞收”。合同内规定玛克苏提哈吉等向苏羊毛公司交付30万斤羊毛，每普特（32.76市斤）毛价为省票银27两。华商闻讯，群起抗议。以玛克苏提哈吉等“背约陷公等情”，向塔城县政府提出控告。于是塔城华商内部并华商同仁与苏羊毛公司之间对立日趋严重。塔城与苏方羊毛公司中断贸易达四月之久。
  塔城商会恐贸易中断日久，“演成停动之举，障碍交通，前途关系匪轻。又况各缠（维吾尔）商向以该（苏羊毛）公司支毛拉货为活动基础，又兼历年积欠（赊贷货款）甚伙，诸多困难”，遂出面向苏羊毛公司调解。是年5月10日达成和议。苏羊毛公司同意提高羊毛收购价格：每普特春羊毛省票银14两，秋上毛33两、杂毛28两，驼毛36两。较前玛克苏提哈吉暗订价格每普特秋上毛增价6两，杂毛增价1两。塔城年出口羊毛达15万普特之多，内杂毛约11万普特，计可增价省票银11万两，秋上毛年出口4万普特，计可增价省票银24万两，两项共增价35万两之多。此外，塔城华商历年所欠苏方赊贷货款约计一百七、八十万之谱，应交付羊毛在六、七万普特之数。苏羊毛公司前规定，截止1929年底，华商积欠之羊毛今年补还者，不分等级均按每普特省票银27两扣收；如本年再交不清，拖至来年交还者，每普特按省票银24两扣收。在塔城华商的抗议下，经商会出面谈判，苏羊毛公司同意仍照上年定立合同之价交收羊毛，并与欠款华商订立字据为凭。仅此一项，又挽回塔城羊毛多扣价款30余万两。以上两项合计，塔城地方获益在70万两之多。①
  塔城华商联合抵制苏羊毛公司之举小有成效，各族华商无不为之振奋。为久远筹计，塔城商会议定每月三、六、九日开会讨论本地商务，“力为指导整理商业之方法”。又致函省政府建议通令新疆各商会联合抵制苏方贸易“骄诈”，以在全疆挽回利权。呈文内称：
  “我国待遇苏商莫不通融，而苏联方面毫不关顾邦交，辄行骄诈，迄无更改。迩来较前尤甚。或经转运局承运中商货物逾期不交，致中商受损；或商务员与华商交易于正价之外，每普特又索签字费一元。近又有中商在苏边卡订立易货合同时，如每普特20元者，该商务官勒扣5%，否则不许起运。或哄骗华商，递转各品级在各处包售货物，甚或有弊贿华商，徒将我货物减低，徒将彼货抬高，私行定价，引渡各商负亏事。本年春间，苏羊毛公司籍我华商过年不防之间，利用维吾尔族华商，暗为朦敝，大减皮价，抬高彼货，引渡各商收售羊皮30万张，以民国七年（1928年）价目订立合同，致使华商受亏三十万两之谱。华商会集，议非联体相持不便抵制。当经著名商人五十六名签立合同，公举妥商八名为磋商贸易代表，嗣后关于中苏交易之事，必由公体代表定价，不许个人私行开端；惟双方货价，仍以上年为标准，否则不与交易；不许华商代替苏商运货品及包售货物。此等限制并非不与华商自由，实因被苏商压迫于情急，且因商务正在研究中，稍予放松，深恐贻弊。
  正在抗议未经就绪之际，苏羊毛公司又利用维吾尔族华商私将羊毛价格每普特下压五、六两有余，苏货抗比，市价尤高，定售价关三十万两之多。依此核计，塔城公共羊毛共负亏九十万两之钜，统计新省羊毛年少得价银二百五、六十万两，于公家税收亦少进三十万两上下。各商奏请塔城行政长黎海如置议，以敬效尤，而期抵制。此后所幸各商仍前声抗，苏方亦觉有克制难下，似能依华商之议题成效。今后此项情弊惟非省政府之功令，殊难商禁。可否由省府令各处商会查照前项各节一体抵制。①
  四月，新疆省政府密令塔城行政长传谕商务会及各华商：组织抵制各节，应出于个人间自由之结合。结合以后在约商民均应切实履行，不得违背，否则应由该商会设法取缔，较为省事。如再不听众议，届时再由地方官厅按照诉讼程序加以制止，该商会及各华商勿稍张皇，以免致生枝节。②
  1931年1月，塔城商会复呈苏联无约通商，侵我利权，坏我纸币。内称：
  “自苏羊毛公司开设以来，先用半款半货收买我方皮毛，继则现款不欲出手，纯用货物易换。上年春间，在先欲将华商之皮毛价值尅落，于后招诱老尕夷（塔塔尔族之俗称）数人，与其包替售货，另卖另销，趋行多方，意欲摆脱华商。近又自行设铺，集货如山，按照市价顿减销卖，日获新疆官票银计有数万之多。华商势如鹄嚎，呆望莫测。盖其在塔所售之货价，如华商在谢米办买者一样。各华商与之皮毛兑换之货，比其另售者又高十分之四，因之华商未能赔价销售，苏货大行减价，希图盗收新省银票，拥入领馆附设之银行内，广资贷息。同时以省银票直接收买民间皮毛，一则希图省价，二则束困华商之无能下手”。呈请省政府通令将苏设立之另售货铺等即行查封。①
  2月，得省政府批示：“应联合当地商人，共筹对付之办法，以期挽回”。②未批准查封苏另售货铺之请求。
  同年3月，塔城商会三呈省府，再次要求查禁苏在塔城之另售商店。内称：
  “现在塔城苏羊毛公司意张声势，开设大铺，夺我市厘，已经数月之久。明销暗售，毫未减其行容。华商日告困苦，要求设法禁阻。若不即请消除，将恐又成腑内之大患。只得再肃代电，密禀主帅钧鉴，准以防闲名义，严行决禁，庶免别生议义，公私均感幸甚”。③新疆省政府仍着由塔城民间商务会自行筹设对付办法，未便由官方通令禁阻苏方开设店铺。
  当然，上述新疆省政府与华商在处理新苏贸易中出现的问题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免带有政治偏见，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不免带有不理解甚或持反对态度。但是如果仅从国家之间双边贸易角度出发，苏联方面在对新疆贸易中的一些作法是欠妥或不能接受的。1929年7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恶化，新疆与苏联政治外交关系也随之冷落。中东路事件后，南京中央政府曾电令新疆撤回驻苏联中亚的5个领事馆，新疆省政府以同苏千里接壤、国防空虚，不堪卷入中东路事件内及苏联中亚大批旅居华侨需照顾为由，呈请中央同意允许新疆与苏联保持局部和平及通商贸易，而在实际上则将对苏外交活动降到最低点。在通商贸易方面，新疆省政府一方面对华商要求抵制苏联之呼声不予公开理会，坚持官方不直接介入的原则，以免节外生枝。暗中却加强控制，限制华商与苏方交往过于密切。又令“将与（苏）领馆毫无关涉之（俄籍）商民设法取缔，暗中警告不准与苏领馆任何人往来交接。并将苏方意图操纵之阴谋剀切示知，商民了解斯旨，自当相约拒绝”。而政府人员“仍应与苏领事照常斡旋，以免露出痕迹，致对方籍口”。①
  为了抵制苏方贸易垄断局面，新疆省政府采取了两项对策。其一是筹划开办新疆省银行和土产运销公司，协助华商发展对关内贸易，减少新疆经济对苏联的依赖性。1930年初，省政府主席金树仁通令组建新疆省银行及土产运销公司。内称：
  “年来新疆直通绥运之外蒙驼路，因库伦背叛而断绝，新省土产运往内地及（天）津、（北）平间商货运来新疆，须绕道万余里之甘边草地。其间税捐之繁苛，蒙匪之劫掠，危及财产生命者时有所闻。累年莫达，犹其余事。于是道途梗塞、商贩裹足，全省所有消费之成品不能不完全仰给于苏俄。而全省所生产之原料更不能不以苏俄为唯一之销路。苏俄遂得利用此种机会垄断把持、无所不用其极。农商各业所感受之榨取剥削，非片牍所能罄其一、二。且更进而经营汇兑，暗中操纵金融。虽经严重交涉取缔，只以我方无相当汇兑机关，而苏方之国营贸易机关仍不免暗中与华商代为汇兑。树仁忝膺任民之休戚，职责之荣辱攸关，自不能不急起直追，妥筹应付，以图挽回一、二。当督同财政厅长徐益珊，商取各委员同意，由省库筹拨基金贰百万两，在迪化组织省银行，于本年七月一日开始营业。并设立分行于伊犁、塔城、喀什、天津各地，一切组织及营业均系依据银行条例，并参酌本省特殊情形，审慎办理。
  另设土产运销公司，其宗旨系为救济各种生产事业，避免苏联之垄断。凡本省大宗生产，如皮毛、棉花、各种野兽细皮，羚羊角之类，由公司以合作团体之性质管理经营，直接运销津、沪各埠，殊不受苏联之贱价勒买并免其他中间人之剥削”。①
  省政府则设立有“羔羊皮公司”，对利厚之新疆特产羔羊皮实行政府专卖，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以后新疆输入关内天津口岸的各类羔羊皮，每年约近40万张，价值130多万元，用以交换内地各类物资。
  其二、打破新疆对外贸易向由苏联垄断的局面，寻找新的西向贸易对象，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多元发展。金树仁政权首先选定的是德国，早在1929年9月，金树仁即派出包尔汗、潘治义往德国考查实业，并采办机械及武器。同时拟就新疆省内石油开发、创设发电厂等经济项目与德国实行合作，还准备进一步向德国购买各类工业机器、军火等。1931年又与英国驻喀什领事接触，商定以现金向英购买军火，英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步枪2000枝，子弹40000发售与新疆，这些武器陆续由印度运入南疆，再转运迪化。①此外，金树仁政权又通过加入法国国籍的前帝俄商人，与法国建立了商务关系。1931年11月，法籍帝俄商人沙立斯等代新疆省政府购买汽车三辆，自巴克图卡进入塔城。迪化公安局第六分局报称：“查有法人沙立斯，暨前俄民迭米宁科夫窝儿诺夫等三人各司汽车一辆，并持塔城区行政长公署护照一纸，由塔来新住居鲍尔汉院内。据该法人沙立斯称，奉命送省政府由该国所购汽车三辆来新等情，并携带猎枪一杆，衣服数件。检查人照相符”。②通过与德、英、法等国的贸易往来，金树仁政权力图纠正以往对苏一边倒的局面，使新疆逐步达到对外经济关系平衡发展。
  20年代末，新苏政治关系也日益紧张。杨增新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思想的防范作法，此时仍得以继续，且将其与前帝俄对新疆的政治经济侵略牵混在一起。如伊犁行政长要求比照前清办法，限制当地苏联侨民自由置产。呈文称：
  伊犁“因历史上之关系，前俄民侨寓本已不少。近数年内，苏联方面以利诱手段，使之潜入新党者已有一百数十人之多。而我方并未加以注意。以为若辈恢复（苏）国籍，系彼方内政，似可不必干涉。……但老党在伊（犁）往往置有田地房屋。前清时代，我方丧失主权，久已无可讳言。此刻若不加以限制，而任听其自由置产，自由改籍，将见潜移暗长。恐新党势力不但操纵我财权，并且侵占我土地矣。前车之鉴，可为隐忧之佑。有见于此，现正令饬交涉局会同公安局，切实调查新旧两党在伊（犁）居留之户口数目。应俟调查详确，分别造册存案。其潜入新党之前，俄人民如果确有田产，应即依限卖给中民。如逾不卖，即由公家收归国有，以符定例，而保主权。如此办理，则于保全领土利赖实多。昔人有诗云‘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岂容忽视”。①
  金树仁复函多加赞赏，且授以机宜：
  “壹是苏俄自南京国民政府毅然排斥清共后，东方传播政策大受挫跌。遂改变方向，转而从新疆进行。继见新民敦朴，赤化煊染一时尚难著色，遂并挟其最时髦之新经济政策，以压迫我地瘠民贫之新疆。诚为来函所谓，不但操纵我财权且欲侵占我土地。处心叵测，言之切齿，执事早鉴及此。从事清查，拟将苏民占领之地产设法收回以保主权，足征眼光远射，深识大体。此事只要持以毅力恒心，不难达到目的。而运用之妙，大在善应事机。如授意中民提起界址、水利发生（纠）葛之讼诉，判令苏民退回原地；或于其所持之契约根寻破绽，勒令转售中民。……前在喀什、库车曾用此法处分俄人占有之地产，办理尚称便利。未卜伊宁情形何如耳”。②
  此时，金树仁已在利用1927年后国内的反共局势，在新疆各地制造磨擦，采取排斥苏联影响的政策。由于新苏关系日益紧张，1930年苏联相继撤回了驻迪化、伊犁、塔城、阿尔泰、喀什五地的领事。这使本已不景气的双边经济关系更趋萧条。

　民国十七的九月《塔城县属汉、缠（维吾尔）商从宝、吉成等百余名禀呈县政府文》。;　民国十七年九月《塔城商会会长宋之章、副会长李树森及会董呈塔城政府文》。;　民国十七年十月七日《塔城县县长王汝翼呈省政府文》30两。;　民国十八年三月五日《塔城商会会长致省政府电文》。;　民国十八年三月《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训令》。;　民国十八五月《塔城商会会长宋之璋呈省政府文》。;　民国十九年三月《塔城商务会呈文》。;　民国十九年四月七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训令》。;　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塔城商务会会长宋之璋呈文》。;　民国二十年二月四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训令》。;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塔城商务会会长宋之璋呈文》。;民国十九年三月七日《新疆省政府快邮代电》。;　民国二十年三月《新疆省为抵制苏联筹设省银行及土产经销公司给中央的呈文》。;包尔汗《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160页。;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迪化第六公安分局局长甘云呈文》。;　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伊犁行政长王之佐呈省政府主席文》。;　民国十八年五月二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复伊犁行政长王之佐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