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864年新疆对俄贸易中断后，俄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弥补因贸易中断造成的损失。首先，俄国政府要求清廷进一步开放东北吉林、黑龙江等处对俄贸易；增开张家口为通商口岸，以加强北路恰克图对华贸易；将原由新疆输往俄属中亚地区的主要货物——茶叶，改从海路先运至印度，再由陆路商队经印度，阿富汗运入俄属中亚及其它地区。另一方面，俄国开始在中国西部寻找其它通商途径。1868年，俄国派遣前驻伊犁领事扎甫林诺夫（又译名庞龄）去蒙古西部考察新的通商路线。随后，为了协助俄国商人另辟西部中俄贸易，又派驻库伦领事馆秘书前往乌里雅苏台进一步调查当地市场情况。1869年4月，中俄签订《改订陆路通商章程》，重申准许俄商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免税贸易，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如俄商愿往亦不拦阻。据此，10月，俄驻京公使照会清廷，要求正式开放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地对俄通商，以替代经伊犁、塔城的西路中俄贸易。内称：
  “（伊犁、塔尔巴哈台）该两城俄国商圈均被蹂躏，俄商多有折本，以致向来裨两国人民之盛至今尚未复元。此地情形如此，附近边界俄人生计亦随受萧条。因查伊犁新疆一带时势，商贾难望照常齐整，而往来贸易实裨邻谊日敦。本国为该处通商阅年已久，不忍就湮，再四筹维，惟有令於西路蒙古地方设法踊跃。彼处向虽互市稀少，然揣摩其势可望逐渐扩充，彼此有益，但不知将来拓至何等耳。至需用何物、土产何项，拟由俄商（议于）总理衙门派委妥员，前往广求明确。予示商人为策。兹有伊犁领事庞龄熟习两国西界商情，可充其选。……该员前往该处；各官亦必须从优照应一切，与前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两城俄员相待无异。”
  此后，由俄国比斯克经蒙古西部地区前往中国内地的贸易，代替了前经伊犁，塔城两地的中俄西路通商。1870年，经西部蒙古地区的中俄贸易额已达300万卢布。①1866年至1870年，新疆处于战乱之中，1870年7月，俄国出兵入侵伊犁，进而强占伊犁达1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俄国对新疆的贸易逐步恢复，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着。
  （一）、俄国与流亡原中国西部沿边地区新疆难民的经济贸易关系。在1865年下半至1866年反清义军对伊犁各城围攻时期，当地土尔扈特蒙古人等及部分清军满营、绿营和索伦、厄鲁特、锡伯等营官兵及家眷退入原中国西部沿边一带，以难民名义暂避。据1866年11月俄西西伯利亚总督来文称：新疆自变乱以来，各处兵民抛弃田庐陆续流入俄境（指根据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归俄国的原中国西部沿边地区。下同。）者核计男女大小共13861人。内有土尔扈特蒙古人10166人，索伦、锡伯等3695人，分住于喀（科）帕尔、阿拉桃屋（阿拉玛图）等处。土尔扈特人均系游牧，经俄地方官指地安居，给与籽种，准其垦种，尚能自行谋生，俄方不必振济。暂栖科帕尔的索伦等难民，家眷老弱大半，常见男、妇抱持弱小，衣服褴褛，结队徐行。凡入俄境难民，大多与中国失去了联系，索伦部众几次致信新疆地方当局，俄人不肯代为转送。欲派员去乌里雅苏台联络，俄人又不让前往。寄居异域，“日盼中原，几无生趣”。惟难民衣食无着，俄国西西伯利亚当局在难民较为集中的科帕尔和阿拉玛图两处各设立“恤患局”一所，专办振济等事。
  按俄国“恤患局”章程规定，凡中国难民均由俄方粮仓发放米面，每男、妇计口每月30市斤，不及15岁的幼丁20斤；其购买衣服之费用，每人银3两，幼丁酌减，共需银4000余两。②1866年11月初，俄国当局曾行文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将寄存科帕尔清军饷银80000两用作振济难民之款。内称：“从贵国西疆逃难兵民纷纷流入本（俄）国境内，为数甚多。经该处官员随时照料分给所需，为款亦复不少。今拟算清，或于科帕尔贵国所存军饷数内拨款抵还”。①清政府复文称：“中国需饷甚急，此项饷银碍难动用，至所称分给难民之款，应由荣（全）将军就近妥为核办”。②清政府11月下旬，伊犁将军荣全自科布多至俄境，往解寄存谢米巴拉金斯克和科帕尔清军饷银19万两。俄方坚持扣留科帕尔饷银9万两，作为振济中方难民费用。函称：“（科帕尔）索伦、蒙古男妇老幼不下数千，皆无食少衣，日费口粮甚钜。喀（科）帕尔一区原系偏僻小地，饷粮无多，我们（俄）官兵所需粮石，大半采买分散，今添贵国如许多人，实难周顾”。③新疆地方政府遂以部分饷银归还中国难民借款，并付清俄方为难民开支的各项费用。
  1867年元月，荣全率兵押余款经谢米巴拉金斯克返回中境。部分精壮索伦营难民随同回归。途中天寒地冻，在谢米巴拉金斯克散发每丁银5两，令其就地采买皮衣、皮裤、靴鞋等。④不久，又有千余名伊犁索伦营难民流亡科帕尔。经与俄驻京公使议定，所有在俄境中方难民生活必需，均就地向俄商购取。日用口粮，由俄官仓内采买，合算俄粮官价照数缴纳。难民所需费用，由清政府解送。1868年5月，新疆地方政府解银26000两至科帕尔，用以接济中方难民。除陆续易换俄卢布平时支出外，其余20000两白银存俄库备用。7月，寄居该地难民共4000余人起程归返，扣除支出费用，俄方退还银10000两，卢布5000张，清政府又自乌里雅苏台解银2000两驰赴接应，难民起程前，在科帕尔附近购粮合计约21万斤。①土尔扈特蒙古万余人也开始动身返回。1869年年初，索伦等400余难民归返暂居塔城。仅科帕尔一地难民，三年来新疆政府共支出采办生活用品及粮食银80000余两，按当时比价，折合160000多卢布，②是当时新疆对俄交易中较大的一笔。索伦等难民返回塔城后，俄商科孜呢色傅等仍继续代为在俄境采办粮食。至1871年5月，索伦等众赊欠俄商科孜呢色傅粮秣款扣除已归还部分，尚欠俄钞38250卢布。③
  （二）、俄国侵占伊犁后在当地的市场贸易。1871年7月，俄出兵占领伊犁，俄国商人尾随军队而入，一度中断的新疆对俄贸易首先在伊犁占领区恢复。俄国边防当局占领伊犁后，认为该地区已属于俄国，在当地作了“永久性”的安排。西北四城弃而不守，俄占领军萃居惠宁、熙春、宁远三城。其中宁远（今伊宁市）为俄统治伊犁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设有俄国七河省驻军司令部下属的军事占领管制机构。
  为扩展俄商在伊犁的贸易，俄方取废弃各城木料，在宁远城东门外营造市厘近20里，辟为贸易场所。④俄商纷云集伊犁，宁远城很快成为俄国在新疆乃至中国整个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城东市厘洋行店铺比邻，俄国货物琳琅满目，光怪陆离。从伊犁输往俄国的货物以农副产品为主，包括粮食、木料及鹿茸、贝母等药材。（在反清起义中伊犁牲畜受到的损失较大，所以牲畜和畜产品已经没有出口的能力，不再输往俄国。）双方年交易额达百万卢布左右。时伊犁东向关内贸易基本中断，只偶尔有骆驼商队自关内运来少量茶叶高价售卖，其余所有日用所需均来自俄国进口。①
  （三）、70年代后半，俄国商队在天山以北的贸易。70年代后半，清军陆续出关进兵新疆，所到之处皆遭战乱破坏，各类物资十分匮乏。俄商乘机私将贸易范围从伊犁扩展到天山以北各城。按1851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俄商只可在伊犁、塔城两地之有限范围内贸易。1872年初，在伊犁将军荣全就交收伊犁与俄国的谈判中，俄方即提出要求准许在布伦托海、哈密、巴里坤等天山以北城镇开放通商。清政府以北疆各地尚未安靖，拒绝了俄国方面的要求。②
  俄商却无视清军的禁令，从伊犁向天山以北各地扩展贸易。他们组织商队，携带成批货物，率先进入塔城清军驻地。时索伦等难民已回归塔城，加之各地陆续汇集的流散难民，当地人口已初具规模。惟塔城荒弃数年，华商绝迹。俄商乘隙而入，携货走营串巷，在官兵、难民中兜售俄货。因中方无货物可与之交易，凡买卖多用俄国卢布，一时卢布充斥塔城兵营。伊犁将军荣全抵塔城后，深虑此项卢布交易相沿日久，流弊滋深。但日常生活所需，又不可贸然禁绝，经奏请清廷批准，准绥远（今呼和浩特）将军代买红梅茶800箱，上细珠茶200箱差运科布多存储，听候荣全调用，所需银两自新疆清军饷银内扣除。并招募前在塔城贸易各茶商照旧领票贩运茶叶前往贸易，塔城对俄通商遂告恢复。①
  1872年5月，26名俄商携88驮货物至布伦托海，欲在该处并拟前往巴里坤、哈密及科布多等处贸易，经清驻军查验，虽无俄国正式通商文件，但带有俄国沿边地方当局所发俄、汉、蒙文三联路照，未便坚执阻遏，致起诘辩之端。清军遂许这批俄商就近贸易并前往他处，同时咨呈清总理衙门询问新疆对俄开放通商政策：“查新疆伊、塔以内是否准俄贸易，议复到来，即遵办招待”。②9月16日，清巴里坤三塘湖地方驻军报有俄商19名带79驼货物、马41匹、羊500只前来巴里坤、哈密等处贸易，当令暂住，请示办法。清军以巴里坤前敌，通商安全难以保证，劝阻该批俄商迅速折回。③1873年2月，一支16人俄商国队至驻古城清军营地，随带货物55驮，骆驼78峰、马37匹、羊438只，带有俄国边界官员所发通商路照一张，内开：今有本国商民哈利带人25名，携带骆驼90峰，杂货165捆、钱45000只（枚）、大小枪7支、刀5把、驮马27匹前往蒙古各处贸易，所有中国及蒙古地方各官员人等查照放行，任便贸易，毋得阻拦。该商队称欲赴乌鲁木齐贸易，清军仍以贸易安全为由，劝阻不得前往，但许商队在古城售货，俄商在古城居住近10个月，与当地清军各营贸易。至12月28日，才携带余货驼马、行李自古城返回。④
  往来于各地的俄国商队，除塔城一处为条约规定，并由清新疆地方政府筹办的合法贸易外，其余均违反条约。如果仅从通商的角度看，在当时边疆战乱不休、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俄国商队在各地的贸易对当地清军生活供应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一时期俄国商队深入新疆多带有政治任务。如前述巴里坤三塘湖地方的俄国商队利用清军允许暂住贸易的机会，在当地“图绘山川形势”。1871年11月18日，另一支由库兹涅夫率领的“商队”在玛纳斯一带活动，被西湖（今乌苏县）清驻军截获。“令将货物在西湖售完”后返回。但商队拒绝在西湖交易，却妄称要前往沙山子通商。半途，商队甩开清军护送人员，暗带军火，欲潜赴玛纳斯城与阿古柏势力勾结。11月29日这支商队在玛纳斯附近被徐学功民团截获，“俄商”开枪顽抗，被民团杀毙数十人，余悉纵还，同时缴获了大批物资和枪支弹药。①所以，清政府出于对边防和俄商贸易安全考虑，在新疆未收复前，一直禁止俄商在伊犁、塔城以外贸易。俄国方面为此与清政府反复进行过交涉。
  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力图开辟新疆全境自由贸易的背景是多方面的。首先，1860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国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俄国中部各省和乌拉尔比较落后的工业产品，在西欧不能够同英国或德国的商品竞争；而在远东，这部分工业品又无法进入英、美、法等列强已占据的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各省份。因此，“俄国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业家及商人们如饥似渴地期望着在中国西部和蒙古开辟新的贸易路线，西伯利亚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资本家们也有着同样的渴望”。1872年，在莫斯科工业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就俄中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决议努力取消中国对俄商贸易的限制，开辟通往蒙古、满州里和中国西部的新的水陆贸易线。谢米巴拉金斯克总督波尔托拉斯基在提出了关于在中国开辟新市场和扩大俄国工业输出的必要性的备忘录，他指出：新的市场不是英国人能够到达的中国东部，而是与俄国毗连的中国西部。根据О．约金夫所引用的1812年的情报，中国内地西北地区的陕、甘两省就有3400万定居的村民，并且离沿海很远，他们都想获得西欧的棉织品。1874年，俄国土尔克斯坦代理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向政府建议：应当着手进行关于给予俄国商人在中国西北、包括陕、甘两省在内的自由免税贸易权的谈判。①此外，1873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特点显著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冶金业、轻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受到的打击最大。国内市场在危机期间进一步缩小，更促使俄国要尽快地在中国开辟新的市场。
  其次，从政治上考虑，俄国需要进一步开辟和占有新疆市场。俄国政府历来把贸易当作自己对外界施加影响的手段。1856年至1857年，俄以武力兼并了中亚锡尔河以南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此后，俄国的注意力转向新疆。因此，扩大对新疆的通商，其意义已超出了贸易本身。俄国学者瑟切斯基在《19世纪50——60年代末中俄贸易活动》一文中指出：沙俄政府不得不注意越来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各种要求，而他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政治军事实力，贸易只是服务于此目的的手段。沙俄政府首先从自已的政治利益观点来看待他们同中国的贸易，他不愿意为了个别商人集团和工厂主集团的利益而使自己在中亚的征服政策的成就受到威胁。②此外，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俄两国在中亚的争夺日益尖锐，这一点在绪论中已经叙及。俄国必须抢先控制新疆政局，占有新疆市场，堵截英国势力自印度北上。
  再次，一批从事对新疆贸易并在其中得到利益的俄国商人势力已经形成。他们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在巨额利润的推动下，冒险深入战乱中的新疆往来通商。前述在塔城从事贸易的俄商科孜呢色傅即为突出的代表，他一直向新疆清军供应各类物资，换取银两和卢布。此外，锡尔河以南的中亚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在俄国兼并这一地区之后，一大批与新疆长期保持贸易关系的浩罕、布哈拉等商人以俄国商人身份加入对新疆贸易行列，大大加强了新疆的俄商势力。
  最后，自1864年反清起义爆发后，新疆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关内贸易中断。清军西征进疆，各类物资十分匮乏，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为俄商贸易担供了相当有利的市场。凡有清军驻扎之处，俄商往往至行营贸易。清政府虽有禁令，但各营官兵应用各物又不能不向俄商购买，故各营常常迁就，购买完货物后方令俄商返回。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俄国自70年代初即多次要求开放新疆全境，自由通商贸易。1872年7月俄驻京公使倭良戛里（又译弗兰加里）致函清政府，以归还伊犁要挟开放新疆贸易。清政府答：即欲商办通商，也应俟新疆收复后，查看情形，彼此从长计议，以期妥协。通商只要彼此有益无损，可一面接收伊犁，一面从容商议。①从中可见清政府并不排除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开放新疆对俄贸易。1874年，俄军总参谋部、外交部、财政部联合派出由陆军中校索思诺夫斯基为首的贸易考察团，其目的之一是为考察中国西部及蒙古地区的市场，探求一条从西伯利亚经新疆、甘肃前往中国内地的贸易路线。考察团于1875年10月返回。这次考察的报告，形成了未来俄国商人在新疆及蒙古各地自由贸易条约的草案。②
  （四）、俄国商人供应西征清军粮饱之贸易。1875年以后，清军陆续出关收复新疆。时陕甘回民起义初定，西北各省经济残破萧条，数万西征清军粮饷供应形势严竣。清政府在加强关内粮食购运的同时，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为在进疆沿途哈密以西清军各驻地广开屯田，补充军需；其二是就近向俄商采办粮食。早在1870年索伦等难民回归塔城后，俄商科孜呢色傅即前来出售粮食，供应各营及难民食用。次年底伊犁将军荣全带兵进驻塔城时，也“曾暗访粮石是否能就俄国购买”，①后经与俄商联系，陆续购买小麦13559普特（合京秤37.3万斤），每普特价银0．8两。黑麦1244．5普特（合京秤3.4万斤）。每普特价银0．52两，共合银11469两4钱5分（约合2.81万卢布。）②此后，不断有俄商向进疆清军运销粮食。
  1875年6月，俄贸易考察团索斯诺夫斯基一行到达兰州，受到清军西征统帅左宗棠的友好接待，索见清军向关外采运粮饷困难，“自请代为采运，由其（俄）国在山诺尔（斋桑淖尔）以达古城”。并与左宗棠签订运粮合同。③根据合同规定：俄从斋桑淖尔一带向驻古城清军运交500万斤粮食，每百斤粮价5两，外加运粮费用2.5两，合计每百斤价7.5两；每百斤内面粉和添75斤，小麦原粮25斤，清军接粮付银；如支付银两不足，许先付半数，余款在三个月内付清；粮食将于1876年5月交清，如果斋桑地区粮价不高，俄方将尽力使交粮价格低于每百斤7.5两。合同经俄国政府批准成为中俄之间的正式贸易协定。④1875年11月，索斯诺夫斯基致函左宗棠，内称斋桑今年粮食收成不好，运输驼队亦难雇觅，欲由中方派驼1万峰而不给脚价，未得允准。⑤次年，在索斯诺夫斯基的主持下，西伯利亚俄商卡缅斯基（旧译康密斯克）组织了15支商队向驻古城清军运粮。到1876年5月，运粮490多万斤，基本完成了合同规定数额。当时清军自关内运粮费用不等，肃州（今酒泉）至古城每百斤银15两。安西至古城每百斤11两。而俄属谢米巴拉金斯克、斋桑一带粮食连年丰收，“无地方储藏搁置”，每俄石（约合210市升）粮价3卢布（约合1.5两白银），而在古城的卖价为每俄石30卢布（约合15两白银）。①可见俄商供应西征清军粮饷之贸易，对中俄双方都是有利的，俄商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清军则节省了大笔运粮费用。随后，卡缅斯基又向驻西湖（今乌苏县）至昌吉一带的清军金顺部揽办粮饷1000万斤，并仍继续向驻古城清军运销粮饷。1876年至1880年，仅卡缅斯基即组织向古城运销粮食100万普特（合3276万斤），而他向北疆各地清军运送的小麦总额达300万普特（约合9828万斤）。价值达1500万卢布。这些小麦大多是从伊犁占领区向俄国出口后，再转手以俄国小麦名义运至清军营地。1876年伊犁小麦每普特价0.15卢布，而运往清军营中后售价为5卢布。②可见俄商在其中获利是相当丰厚的。
  当然，俄国政府支持俄商向西征清军供应粮食是有自已的打算的。按照索思诺夫斯基的话说这是“一方面给予，一方面索取。假如七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会掌握有我们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否则，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1830年一1831年对波兰战争第一阶段遭遇的惨败，……完全由于供应不足而引起的。这就是与左宗棠订约时所依据的前提。这很简单，真是再简单也没有了。我的考虑在于使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③此外，俄国政府拟开辟经新疆入嘉峪关至中国内地的所谓“西路”贸易，其中古城以东有正式商道，而伊犁和塔城至古城的通商道路状况俄并不掌握，俄商经营斋桑至古城的粮运，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探索这条商路。俄国考察团成员之一皮谢茨基指出：“只要驼运粮食的商队起程上路，道路就打通了”。①在这种背景，俄国没有轻易中断与清军的粮饷贸易，1876年底，清军收复天山以北，占据南疆的阿古柏势力曾派人去塔什干请求俄国人帮助抵抗清军挺进南疆，俄国只作中头许诺，并未中断俄商与清军的粮饷贸易。1877年7月，在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的请求下，俄政府通令停止向西征清军运销粮食，企图阻止清军收复南疆。但俄商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买卖，卡缅斯基的商队继续往来于伊犁和玛纳斯之间，担负着清驻军“伙食的主要经办人”。当清军收复阿克苏城后，卡缅斯基的一支大商队又尾随到该城。②1883年伊犁收复后，俄商阿洪．尤尔达侨夫等还沿伊犁河用轮船向绥定运送了2万普特（约65.5万斤）粮食。③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俄商与清军的粮饷贸易构成这一时期新疆对俄通商关系的主要内容。收复新疆用兵三年，清廷调拨饷银三千数百万两，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俄商的口袋。
  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起义以后，新疆与俄国的通商关系仅中断了很短一段时间，随即以上述几种形式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战乱及俄国侵占伊犁的10多年内，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为主。1878年初，清军收复新疆，战乱底定，百废待举。在各地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中，俄商又利用占有伊犁捷足先登，新疆对俄贸易激增。1879年，北疆重镇乌苏一地已有80多家俄商店铺，年贸易额为200万卢布。1880年，新疆对俄贸易总额达600万卢布。①这个数是1851年以后双边贸易贸易额最高年份1853年（136万卢布）的3.41倍。俄国商人一直把俄国侵占伊犁战乱年代的自由通商看作是对新疆贸易的“黄金时代”。他们借通商运粮为词，毫无限制地往来于天山以北各地，一些日后把持新疆贸易的俄商巨头，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厚利贸易中暴发的。

《资本主义列张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1956年莫斯科版第540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5，第34—38页。;　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俄驻京公使照会》。;　同治五年十月初四日《发署伊犁将军荣全文》。;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总理衙门速议署伊犁将军荣全奏科帕尔库存银被阻未能起运由》。;　同治五年十一月五日《军机处录荣全奏动用饷银接济兵丁等添用衣服等件开销由》。;　同治七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抄出荣全片一件兼入难民流入俄境拨款赈恤清还俄人账目并且斜米起程由》。;　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收伊犁将军信附喀科帕尔所存军饷动用解回各数目清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1，第20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8，第4页。;　见（俄）鲍罗亚夫连斯基《伊犁概述》载俄财政部印刷所1903年出版的《俄罗斯经济详论》第九期，第14页。另见伊犁州档案卷37号《伊犁外患史略》（一）。;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37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53—54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24—26页。;　同上，卷88，第19—20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7，第3—5页，40—4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7，64页；另见刘道仁《查办蒙古、伊犁事宜》，抄本第22页。;　《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227—234页。;　《19世纪40至60年代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1963年莫斯科版第201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汉朝，卷87，第6—10、13—23页。;　《1874—1875年索思诺夫斯基在中国的考察》第5—7，33—37页。;　同治十一年七月《荣全关于中俄贸易奏摺》。;　光绪元年七月初五日《荣全奏购买俄商军粮及屯垦情形折》。;《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第105页。;（俄）皮谢茨基《（1874年—1875年）到中国的不成功的考察》1881年彼得堡版，第29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第23页。;　《1874—1875年）到中国的不成功的考察》第87页。;（俄）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彼得堡版，第86—87页。;　《1874—1875年索斯诺夫斯基在对中国的考察》第545—546页。;　《1874—1875年到中国不成功的考察》第88页。;（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中译本，1976年，商务，第201、215页。;　《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541页注译。;（清）李云麟《西陲事略》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