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在敦煌石窟和新疆的其他区域，如米兰（Mīrān）、麻札塔格（Mazār.Tāgh）、老达马沟（Old domoko）、卡达里克（Khādalik）以及吐鲁番盆地，出土了一批数量庞大的古藏文契约文书。托马斯教授开创性地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契约的翻译文本，尽管他没能辨别出哪些是契约，那些不是。自那以后，除了对个别文献的翻译外，没有人对这些契约文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②由于上述翻译没有与其他契约相比较，也没有使用那些惯用语作为诠释工具，所以整个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比如“有多少契约，有哪些种类？”至今不得而知。因此，我研究的初步目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并且彻底地查阅古藏文契约。我的工作进程如下：
  1.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并调查这些古藏文契约文献；
  2.根据它们所使用的惯用语，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
  3.为每一种类型设定契约的惯用语。
  为了核实其结构特点，如纸张尺寸及质量，辨读模糊的字母及封印，测量指印，避免照片带来错误信息等等①，我们有必要查阅原始写本，而我有幸走访了几个主要收藏馆，查看到了原始写本。②结果，我发现了一大批之前无人问津或未出版的文献资料。也许还有一些契约文献仍未披露，但我想大多数已被发现并已得到描述。

比如，王尧、陈践（1983）对P1115、1118、1297的翻译，以及山口瑞凤（1985：506-507）对P1095的注解。我自己发表了一些有关契约的文章：《家畜买卖》《赫定》《买卖》，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已引入本书并做了更新。;有关这种混淆的例子，见本书文本no.14注释中关于汉字“千里”的解释。;我参阅了以下收藏部分：巴黎的伯希和收藏品，伦敦的斯坦因收藏品，斯多哥尔摩的斯文赫定收藏品，圣彼得堡的科兹洛夫收藏品、奥登堡收藏品，以及马洛夫收藏品，还有京都的大谷收藏品。虽然我没有参阅柏林的德国收藏品，但可以通过童丕出版的照片（TBT）来研究这些写本。还有一批写本存在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不过有没有契约文书我们还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