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要给古藏文文献分类，就得尽可能彻底地从各种收藏品里收集到相关的写本。在我初步的调查与尝试中，我渐渐发现可将它们分为信件、契约及占卜文献三大类。信件是最多的，而契约与占卜文献也不少，几乎所有收藏品里都是这三大类。我也发现这三类文献可作为最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因为它们既不像佛教文献那样是语言的翻译，也不是带有文学色彩的编年体文献（如《大事纪年》）。①它们提供了很多相同的句子，而同一个环境中会出现不同的单词，反之亦然。这些资料帮助我们得以了解那些未知的词汇的意义。②它们也包含了很多古老的语句，这些是研究习惯用语形成过程的重要资料。
  另外，这三大类文献最重要的一个共性是：这些文献都是根据某一类惯用的语句来编写的，也就是说，有古藏文信件常用语、古藏文契约常用语以及古藏文占卜常用语。在信件中，地址格式、问候用语及封印等都有明确的格式。在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べツ卜语手纸文书の研究序说》③《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信函：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中，④我曾尝试以三种基本类型来划分信件常用语。至于占卜文献，至少有5种常用语，不过对此我还未能完成更深入的研究。
  常用语在契约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那时整个文献必须用常用语来书写，⑤所以各种契约包括了模式化且独特的语句。它们并非都遵从语法规则，因此要与基本的常用语相联系才能理解。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阐述每一件文献的内容就得先弄清这些习惯用语。了解这些习惯用语以及典型用语，也能使我们找到零散的文献，并重现它们遗失的部分。⑦所以，在研究那些信件、契约及占卜文献时，我一再强调运用惯用语的重要性。
  惯用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全部或者一部分，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而引进的外来语。例如“看来这是比邻（或）遥远的地区”的句型，就出现在了于阗、粟特以及回鹘文的信件中。①此外，吐蕃、于阗、吐火罗、西夏、韩国及日本等邻近地区，对中国式“画押”或者“私章”的运用，也是文化借用的一个例子（比较5.2节）。古藏文占卜文献运用骰子的做法，与回鹘《占卜文》（ïrk bitig）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把古藏文文献的惯用语与其他语言相比较，就会揭示藏文惯用语的形成过程，并帮助我们了解在不同语言和民族间有哪些文化交流。
  以上述方法为基准，我以古藏文契约为研究重点，讨论它们的结构的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及社会语言背景。

《大事纪年》中的文学创作部分见武内绍人《史记》：142-143。;此类案例以及习语形成过程，见武内绍人《信函》，175，fn.1，2。;山口瑞凤监修：《チべツトの仏教と社会》，东京：春秋社，1986，563-602。;武内绍人《信函》。;就汉文契约而言，比如展示基本用语的《书仪》等出自敦煌的文献，如S.6537v，参照池田温《契约文书》。;比如，短语“mchid-kyis vtshal-ba”频繁出现在契约中，通过语法分析很难理解这种表达，但它总是出现在同样的语境里，也就是保证人的赔偿陈述中。从其文献内容以及汉文契约中相关陈述的对比来看，这种语句的意思是“负（全）责”。;此类案例，见武内绍人《信函》，176，fn.5，以及本书第二部分“契约文献”中，文本no.42-57的考释。;于阗文信件方面，见恩默瑞克（1975：225-226）；回鹘文见特斯坎和西默（1971：455-457）。粟特信件中的信息由吉田丰教授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