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自20世纪初，人们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发现沿途的敦煌洞窟及其他遗址中有古藏文文献后，①这些文献就成为研究吐蕃甚至整个中亚的语言、历史及文化的无价之宝。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由弗兰克（A.H.Francke）、托马斯（F.W.Thomas）、巴考（L.Bacot）以及拉露（M.Lalou）等著名学者发起，接着又有几代学者前仆后继，其中包括石泰安（R.A.Stein）、伯戴克（L.Petech）、佐藤长（H.Sato）、乌瑞（G.Uray）、麦克唐纳—斯巴宁（A.Macdonald-Spanien）、山口瑞凤（Z.Yamaguchi）、白桂思（C.Beckwith）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我们对吐蕃历史、语言及文化的认识有了颠覆性的转变。
  先驱学者们的贡献可以归纳如下：a分类或公布了每一类收藏品里的文献；b为藏学研究找出了重要的资料，并从中整理发掘出了重大信息。②然而，要在不同收藏品里找到所有现存的有价值的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有时在讨论一个未知词汇或短语的意义时，只有在与之相关的文献已经出版或被提及后，才能以它们作为参考进行研究。这样就常常造成对这种未知词汇或短语的“特别注释”。当时，想对古藏文文献进行全面的了解，比如“其间有什么？”“其间没有什么？”以及要在大量的写本中找到每一篇文献，比如“它是一篇独立的文献吗？还有没有其他同类的文献？”也是很难的。
  我认为，在20世纪末，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或者说是第三阶段。由于主要收藏品的写本照片及其微型胶卷的发布，还有每个收藏品的分类目录的刊布，①这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在不同收藏品中查阅并比较许多写本。我们现在要做的一项工作，也许应该是把不同收藏品里所有的写本，按照目录内容、规格、日期等不同的标准进行梳理归类，然后创建一个详尽的数据库。做完这些以后，我们期望能看到一幅更加完整的古藏文文献图。比如说，哪些写本是原创的，它们出自怎样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背景？如此便可一目了然。
  如果把古藏文文献当作历史资料或者语言学资料，那么对社会文化和社会语言环境的考察就特别重要。因为除了铭文之外，所有的古藏文文献并非全是在西藏地区发现的，而其中有的文献是在新疆与河西走廊发现出土的，很多写本明显是在这些地区写作的。这些地区以前居住的并非是吐蕃人，但曾在7世纪到9世纪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另外，就是一些来自吐蕃中心地区的写本，包括《赞普纪年》、《大事纪年》、信件及官方急件、佛教文献等等，①它们很多即使是藏文的，但也不是吐蕃当地居民所写，而是由汉人和于闻人所著，因此它们大都反映了当地社会的情况，而非吐蕃的社会情况。这些内容我们将在第5章里介绍。我们要认真分析古藏文文献的社会背景及社会语言背景，以便准确地重现吐蕃统治其他地区时的真实历史。将它们用作语言学资料研究时，由于它们很多都不是吐蕃本地人所写，所以可以设想其与吐蕃本土的语言不同。②
  考察文献的社会语言背景也揭开了古藏文文献的另一篇章。乌瑞的《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是一篇突破性的研究成果，③让我们看到在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吐蕃曾经统治的区域里，其他民族运用藏文的情况，因此古藏文写本的年代最晚可能要迄止到11世纪初。有了这个突破口，我们可以借此寻找出其他文献，以便把它们恰当地编入新目录中（对照：乌瑞的《敦煌出土吐蕃文献新探》；④武内绍人的《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信函：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⑤）。

这里的“document”指非宗教文献，但包含非教义文献，如占卜、医药及占星术之类。;有些学者称此方法为“寻宝”。;实际上，很多文献没有编目录，《拉露目录》包含伯希和收藏品里的大部分敦煌文献，总计2216卷之多。其余的，如P2217～P2224，以及P3500～P4450，主要是《无量寿宗要经》的抄本（西冈祖秀，1984），它们没有编入目录，而是存于微型胶卷中。斯坦因收藏品中的敦煌文献最初收编在《普散目录》中，此目录正在修订中，并以《东洋文库目录》作补充。虽然还有几类敦煌文献没有收编（如Or8210/S8550v、9223v、9286v、9323B、10646v、10647、10649v、10828A、B，11335、11401-09、11718、12321、12818；其中还包括汉文文献，均交由荣新江教授编目）。斯坦因收藏品也包含写本及木牍，它们来自丝绸之路南边的遗址（如米兰、麻札塔格、卡达里克、达马沟、牙通以及巴拉瓦斯特），还有吐鲁番盆地（如小城堡及吐峪沟），托马斯（TLTD2）刊布的仅是这个收藏品的一小部分（大约1/4）。我已发现600多件写本和碎片，目前正在为它们做详细的目录。另外还有大约2000多枚木牍没有编目。马洛夫收藏品中的木牍，由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出版（1953，1955）。奥登堡和科兹洛夫等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没有出版相关的目录，只有萨维茨基近日出版的一组《无量寿宗要经》的写本（1991）。而斯文赫定收藏品中的古藏文文献，其最新的信息已经由我发布（《赫定》）。德国收藏品里的文献由童丕出版（TBT）。大谷收藏品里的文献已经由我刊布（《大谷》）。;敦煌石窟出土的《赞普纪年》及《大事纪年》可能是在敦煌抄写的，但它们的原稿应来自吐蕃中部。;常常很难从方言变化中区分它们，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1953）首次指出了米兰木牍中的方言类型。;乌瑞《甘州和于阗》：81-90。;乌瑞《新成果》：514-528。;武内绍人《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