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就我所了解，本书是本世纪初期研究敦煌洞窟和新疆丝绸之路沿途其他遗址出土古藏文契约的第一本拓展性的研究成果。这些契约的日期，大多数为塔里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处于吐蕃占领时期的9世纪前半叶，他们是现存的以古藏文书写的最古老的契约。
  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汉文和回鹘文契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并得到广泛的利用。与之相比，古藏文契约的研究相对滞后，并且利用甚少。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本地区中世纪初期文化的贡献还不太清楚。因此，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并研究所有现存的古藏文契约，展现其全貌，为深入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
  在过去十年里，我寻访古藏文文本的主要收藏地，发现了许多过去不了解和未被研究的契约。虽然可能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契约，我认为本书收录了几乎所有的契约并进行描述。本书对所有文本进行整理性编辑和全面注解性翻译，包括照片翻制和字母索引。此外，本书讨论了它们的格式、年代、语言和古文字学的特点。特别注意研究其他中亚语言（如汉文、于阗文、粟特文和回鹘文等）对它们的影响，分析古藏文契约书写的多语言和多族群的社会背景。
  本项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观点。特别注意解释残损文本，辨认未知文字，澄清复杂表达，复原其潜在的格式。虽然我也涉及了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契约的法律特点，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贡献还有待于使用此书提供的数据的专家作进一步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我希望本书能揭示迄今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并为理解中世纪早期吐蕃和中欧亚地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和增订本，该论文于1994年1月提交给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研究部。十八份新文本的解释和三份注释为新补充的材料，部分内容得到修改并更新。在书本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老师和朋友的帮助和建议。
  首先，深深地感谢我的学术导师，克里斯托弗•白桂思引领我开始古藏文研究。一直以来，他不断耐心地鼓励我研究，没有他的指引我不可能完成目前的研究。我同样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其他老师和朋友，特别是土登晋美诺布教授和艾略特•斯柏林教授的慷慨建议和友谊。
  我还要感谢我在京都大学的教师，西田龙雄教授启蒙我迈入藏—缅语言学领域，并担任我主要的学术导师。我跟随棍山雄一教授学习传统藏文，跟随佐藤长教授学习现代藏文文献。从我童年时代起，长尾雅人教授在学术和生活上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我同样感谢我的第一个藏文教师和朋友，尊敬的楚臣格桑教授，他教我藏语口语和藏族文化中的生活习俗。
  我还需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和吉田丰教授。1983年，我们一起组织“青年敦煌学者”研究学社。通过与他们的合作研究，我学会了如何通过与其他语言比较，来研究古藏文文献的方法。他们通读了本书的草稿部分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评论，特别是在藏文文字中如何辨别汉文、于阗文、回鹘文和其他文字的姓名。
  我同样从其他日本同行处获益匪浅，他们是北村甫、山口瑞凤、池田温、上山大峻、御牧克己和长野泰彦等教授及许多国外同行和朋友，黎吉生先生、乌瑞及达维•杰克逊教授，这里仅提及他们中的几位。
  承蒙以下机构和负责藏品的同事的许可，我得以研究不同的手卷藏品，并发表它们的照片复印件：大英图书馆及斯坦因收藏品（副馆长格拉汉姆•肖先生及副馆员麦克•奥克菲）、法国国立图书馆及伯希和收藏品（馆长米•莫内克•科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及赫定收藏品（秘书斯塔芬•罗森教授），圣彼得堡东方学院和科兹洛夫、彼得洛夫斯基收藏品（馆长沃罗比约卡-得沙托维斯卡亚博士）。
  本书的研究及海外访问收藏品的旅行，分别得到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91—1992）、国际科学研究计划（1992—1994）和三菱基金项目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成果出版资助计划的资助。
  我还要感谢那些给我提供重要而实际帮助的人们。他们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坂口志先生、为音节检索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内藤雅彦先生和大藏出版社的编辑谷村英治先生，他无私地接受本专著并对手稿进行仔细编辑。
  最后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绍晃和阿佐子，我的妻子佐知子和我的女儿香穗，感谢他们始终不渝的支持和关爱。我把本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