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我很高兴得知本人著作《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中文译本，通过杨铭教授、杨公卫（尼玛扎西）副教授及赵晓意副教授等专家的努力，即将在中国出版。现在的译本无疑将使该领域一些学者更为了解和认识这本著作。
  同时，在翻阅本书的中文译本及其英文初稿时，我十分汗颜地发现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这是由于我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书的出版是二十年前，学科领域已经出现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然而，由于我本人一直较忙，无法对现在的版本进行完全的修改和更新。所以，我决定除了一些小的修正外保留作品原貌。鉴于此种情况，我希望就当时的学术背景来总结本书的要旨，并且试图结合最新的研究发展来定位本部著作。
  当时在写作本书时，除了编辑的文献，如吐蕃历史纪年，王室年鉴，碑铭，古代吐蕃世俗文献（如信件、契约、法律文本及卜卦等）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在我开展这些文献的研究时，我运用的是下面的两种方法：
  1.尽量研究各种文献的所有种类；
  2.集中于研究各种文献种类的格式及结构表达。
  有幸的是，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证明是有帮助的。因此我能够在本书中表明下面几点：
  1.古藏文契约遵循严格的格式，如买卖、借贷和雇佣契约部分遵循汉文契约格式。
  2.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几乎都由吐蕃王国时期的当地人撰写，如汉人和于阗人。
  第二点揭示出藏文契约的多语种和多族群社会背景。这另一方面使我们疑问是否在吐蕃本土也使用同样的契约格式。然而，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同样的契约格式，包括信件、法律文书、神谕在吐蕃境内不仅被本族而且被其他族群广泛使用。同样的文献种类帮助吐蕃王国统治管理其广阔的疆域。
  同样，文书严格的格式和结构也使西域诸族更为容易地学习藏文文字，这肯定也使他们在吐蕃王国统治结束后将藏文当作通用语言来使用。①
  我希望尽管本书存在一些缺点，它仍将推动和帮助中国的同行对于本项研究领域产生兴趣。最后，我希望表达我对于中国同行的感激之情，感谢杨铭教授和杨公卫（尼玛扎西）副教授及赵晓意副教授在翻译和出版本书中的辛苦努力。
  2014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