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田文成
  1970年1月，焉耆盆地的博斯腾湖地区（包括当时隶属和硕县的跃进、光明两个公社）3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憾全疆乃至全国的清查反革命组织案，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谓建国后全国案例之最，虽时过二十余年，即便是今天仍让人难以忘怀。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9年，在江青等人“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就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样偏远的地方，也没能避免武斗事件的发生，当时的库尔勒群众组织派系众多，在这种形势下，州水泥厂的工人成立了两个对立的派系，随着武斗的升级，其中一派为对付另一派，通过乌鲁木齐的群众组织搞到了两部电台，他们把一部放在博斯腾湖的芦苇荡里，另一部留在库尔勒，便于两地相互联系，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潜伏在湖区的这部分人马就冲出湖区，配合库尔勒的那部分人马继续战斗。没想到此事泄了密，一位工人在对立派的严刑拷打之下，写了一份“招供”材料，这份材料被添油加醋后报告给了军管会。
  当时，博斯腾湖区确实有些与各地大闹革命不相符合的情况：
  湖区里有个叫周平的人（后被枪决）为贩卖鱼及农副产品（那时买卖农副产品都需要证明），就用肥皂刻了“乌拉斯台农场”和“哈满湖农场”的公章，开具假证明从事贩卖活动。另有些人用红萝卜刻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公章……
  博斯腾湖地区水域宽广，里面生活着各种背景的人：有的是“五类分子”的亲属，怕受株连挨斗躲进了湖里；有的是关内的农民，因自然灾害生活无着，为求温饱，投亲靠友来到博斯腾湖以打鱼为生……
  有些渔民晚上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人叫刘九铎，当时16岁，住在博湖县乌兰再格森乡席子木呼尔村），以“酒司令”为题吹大牛，给自己封官（后被一同喝酒的人别有用心地报告给军管部门，说他们是“民权党”的主席，副主席、总理、参谋长等……
  有些人聚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对江青等人发表了不满的看法……
  有些人为谋生，私自打鱼、割苇、出售家庭自产农副产品……
  ……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以阶级斗争为钢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些“导火索”被滚雪球似的无限上纲，为配合当时一打三反的政治需要，被上报给了军事或专政机关。而这些机关为了速出战果，经加工炮制出了一份份敌情简报，上报给自治区甚至是国务院的有关部门。
  这种“所谓”的重大敌情简报，扩大到社会各个角落，一时间流言四起：
  博斯腾湖有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秘密工事，湖区布有一个军的兵力，部队里有电台，每月还有汽车定期向湖里送给养，通过船只运抵秘密工事中；
  湖区中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军营、飞机场、妓院，特务们经常用信号弹与台湾联系；
  苏修特务经常坐上超音速飞机到湖区指挥，湖区里有“民权党”、“中国救民党”、“中国解放战线”（又名“北天山青年军”组织）等组织，组织中设有主席、总理、部长……
  湖区有地下商场，市场上没有的东西在那里都能买到，那里是投机倒把的黑窝子，仅各种假公章就搜出了两麻袋……
  这些经过加工的谣传，导致了当时1970年清剿博斯腾湖事件的发生。
  被加工、炮制的敌情简报，引起了上级军管部门的重视。1960年底，由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新疆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批准对博斯腾湖地区的反革命组织进行清剿。
  清剿部队由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革委员会主任、人保组长、农二师政委马秉需任总指挥，调集了农二师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零团、三十四团等所属团场的10个值班连以及国防基地8023部队的3个营和巴州军分区1个营、跃进、光明公社的基干民兵共1万多人。清剿部队成立了指挥组，下设政工组、军事指挥组、后勤组，设8个审查分部，分设于农二师二十四团团部，二十五团团部，跃进公社社部，光明公社社部、焉耆县公安局，和硕县中学，二十九团副业连，马兰公安局，1个审查总部设在农二师师部，若干个政策检查组，3个向导中队，6个小分队共79名向导。另调集了库尔勒、焉耆、和硕、州医院、农二师医院、州流防所的6个救护队，同时组织了常训队。各清剿分队配备有电台、机枪、步话机、担架、救护车、摩托车等战地设施。
  清剿部队于1969年12月27日开始集结，1970年1月1日零时清剿博斯腾湖行动开始。首先由巴州革委会、当地驻军、农二师、8023部队对博斯腾湖的阿克别勒库木（即库鲁克塔格山前沙漠）沙漠地区（北至103高地，南至阿达里克塔格2548高地、东至头道海心山、梧桐湾子、杨家湾子、西至阿克塔什大坂及塔什店一带），孔雀河口北岸（南海四十里城子至开都河口），开都河东南地区、博斯腾湖西北地区、乌什塔拉地区及大小盐池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期过往行人除16岁以下小孩外，一律进行审查。对每户社员家进行清查。出去走亲访友，买卖东西人员必须出具生产队的证明，打鱼的船只，打柴的牛车、毛驴车、马车都作为赃物集中上交处理，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私自在湖区打鱼、捕鼠、打猎、割苇、挖盐、打柴……
  第一阶段的清查历时28天，主要是政治清剿，即对博斯腾湖30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区分三层包围，第一层是地方民兵，第二层是团场值班连，第三层是正规部队，每50米设一个岗哨。经过28天的政治清剿，博斯腾湖地区已被军事管制。
  1970年1月29日8时至2月3日下午10时，清剿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主要地区实行包围，分片包干，内外合围，进行全面军事清剿。6天里，凡在湖区打鱼的无户口人员、有政治嫌疑人员、“五类分子”及自流人员都被强行收容审查，先后审查1万1千多人，逮捕收容916人，（初审时仅和硕县二中内就关押2千多人）。这次清剿范围涉及博斯腾湖周围的各渔场、清水河农场、二十四团场、农二师各团场副业连、自治区博斯腾湖水产管理处等。经过5个多月的内查外调，被审查的916人中一部分无罪释放，另303人分别收容集中在焉耆（125人）、和硕（111人）、库尔勒（23人）、农二师二十五团团部（25人）、州审查总部（19人）。批斗和准备捕办人员47人，长期劳动待查107人，最后在尉犁县成立了常训队。
  清查期间，正值“一打三反”运动高峰，为突出战果，就对清剿中逮捕收容人员无限上纲，层层逼供，制造假材料、假口供。最后有六人（李启雄、任一军、杜其才、周成联、刘九铎、何忠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和特务处以死刑，另有5人（刘秉成、吴茂士、罗绪纲、宋业建、李云华）被判处死缓。将刘秉成、吴茂士、宋业建、周平、周春联、韩英、孙安庆、姚疙瘩等10人定为十大特务。被关押在库尔勒审查总部的吴茂士受不了毒打，乘看守人员不防，从后窗逃出。他先在焉耆一个亲戚家住了几天，后从乌市逃到北京，上访到国务院，经国务院派调查组调查，认为事实与上报材料不符，下令将关押的538人全部释放。被枪决的6人于1976年对部分人平了反，被关押和错判人员随后也落实了政策。这场由个别人策划、借助军管和“一打三反”运动而制造的清剿博斯腾湖事件，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些人被逼疯，有些人被逼自尽，有些人为躲避清剿而失踪生死不明，有些人在严刑拷打下终身残废……这场清剿带来的影响之大波及几代人，造成的后果是永难挽回的！
  清剿之后造成了一桩桩冤假错案。这些和着血泪的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偏听偏信造成的损失，对人们心灵的创伤是永远不能弥补的！
  1970年11月20日，在州革命委员会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再要求下，中央从发展经济和生产方面考虑，下发91号文件批准成立博湖县。1970年清剿博斯腾湖事件导致了博湖县的成立。
  博湖县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1970年清剿博斯腾湖事件造成的冤假错案，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的予以公正的处理。这桩长达20余年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责任编辑　刘昆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