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马登青
  光绪二十一年（1896），青海循化地区伊斯兰教花寺门宦新老派之间发生教派争执，清廷派员查办，捕杀老教派头目及群众十余人，并“枭首城头”，从而激怒教民。老教派群众一轰而起，联合新派及循化、河州一带的其他各门宦教徒，爆发了声震西北的河湟回民反清起义。清廷闻报惊恐，便星夜调集兵勇，对义军进行“株连捕杀”、“抄没财产”的大屠杀，最终起义惨遭失败。
  义军中有一部分是青海海晏、湟中上五庄的“托茂”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为哲赫林耶和虎非耶两大门宦的教民。起义失败后，他们向其他回民义军一起在哲赫林耶“老人家”（大阿訇）马骥和刘四伏（有人称刘师傅，原名刘四，马骥的妻舅）率领下从水峡冲出清军包围，经柴达木，然后沿野马山南麓进入新疆罗布泊。据说这部分人在经过水峡时“前遇峡隘，后有追兵”，峡内陡悄难行，人马拥挤，不少人坠落水中，致使峡内河水一时断流，到柴达木后又遭当地蒙古王爷的地方武装堵截，加之一路饥渴劳顿，人马损失惨重，最后只有一部分人强马壮者进入新疆。
  马骥是今焉耆县政协副主席马鸿武的祖父，在青海时人们尊称“大石头太爷”，在义军撤退途中的一次激战中阵亡，义军由刘四伏带领进入罗布泊以南的和儿昂，这时幸存者不足万人。他们在罗布泊立足未稳，清廷的追兵又至，刘四伏为保全幸存者性命，便挺身而出，一人承担了“罪名”，被解送到迪化惨遭杀害，其首级送北京高悬示众。幸存下来的义军接受“招抚”，被安置在尉犁的浦昌，后又迁往铁干里。那时的铁干里沙荒遍野，土质严重盐渍，他们不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等各方面的自然条件，尤其是“托茂”人又不谙耕作，粮食年年歉收，幸存者虽未在清廷追杀中罹难，但生活极度困苦。他们要求官府，希求迁往可耕可牧赖以生存的地方，官府未能允准。为了求得生存，在某年春天春播时，他们将官府发给的黄糜种子炒熟后种在地里，当年禾苗未、出，颗粒无收，这才创造了允许转移的机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焉耆知府刘嘉德下令让这部分人迁居焉耆，回民被安置在开都河南岸的马场台（今永宁乡），并将马场台改名“抚回庄”。“托茂”人因其原为青海和硕特蒙古旗民，谙熟游牧，便由当时本地和硕特蒙古右旗王爷、扎萨克辅国公贡格拉木扎愣（一说该王爷名叫克里达楞）向刘知府要求，安置于宝浪苏木（今查干诺尔乡敦达布乎村），此时他们只有30户60余人；从那时起，这块地方便被人称为“托茂湾子”。他们被安置在这里的那段年代里，流经焉耆的开都河上未架桥梁，来往行人及车辆仅靠几条大木船摆渡。托茂人定居后，部分年轻力壮的男子去河上撑船，大部分人进山为王爷富户放牧，极少数在家垦荒种地。至此，“托茂”人由漂泊而定居，生活基本自足。但创伤未愈，灾难又至。1933年，西北青年军阀马仲英由焉耆败返西撤时，把一部分青年男子抓去当兵，留家种田放牧的仅剩老弱妇孺，之后紧接着又遭和加尼牙孜和盛世才队伍的骚扰，他们刚刚安定的生活又遭破坏，苦不堪言，人口增长也很缓慢。解放初曾做过一次调查，1952年只有36户，181人。新中国成立后，托茂人的生活才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己有了土地和牛羊，绝大部分人结束了游牧生活，由随畜群逐水草而转变为定居务农。由于他们的先辈们长期生活在落后而又封闭的环境里，世代与人为奴，社会地位低下，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识字人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在清真寺念过经，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建国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除采取办夜校教他们识字外，并于1957年拨款修建学校，免费吸收托茂人子女入学，但由于当时受各方面的条件限制，大部分只读完初小课程就辍学了。虽则如此，这对他们此后的生产和生活起了极大的影响。现在，托茂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初高中毕业生。
  托茂人自称“托茂”，外界称他们“托茂鞑子”（“鞑子”是封建社会对蒙古族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称呼）。他们原居青海的所在旗被称为“托茂公”，因此，也有人称他们为“托茂公家”。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对外也讲汉语，有姓，同回族一样，姓马的较多，现居博湖县的全都姓马。其服饰原来与青海的蒙古族大同小异，男子多穿长袖无领的大襟长袍（冬天为皮袄），腰间束以绸缎长带，头戴毡礼帽或呢帽，脚穿皮靴。女子除穿长袍外，少女多梳小辫；成年妇女多戴尖尖帽或搭头巾（老年妇女全搭头巾），有的还把头发梳成两条大辫装入特制的发套里，分垂左右耳侧，既显示出整洁美观，又起到了护发作用。其在头饰上与蒙古族不同的是，他们受伊斯兰教教规影响，妇女无论老少，大都头上加戴一顶盖头，使头发一根不能外露。他们定居博湖后，进入本世纪20年代，其装束无论男女都与焉耆周围回族一样，只有在山里放牧的因受条件限制，穿戴无多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托茂人随着经济、文化和其他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与其他各民族的频繁交往，服饰大为改观。中老年男子多穿中山服和中便服，妇女多穿大右襟或对襟短装，脚踝部紧扎裤口；青年人追求新潮，穿西装、夹克服和流行装的更为讲究服装的屡见不鲜。
  在风俗习惯方面，其居住、饮食、婚姻、丧葬现在与本地回族相同。原居青海时，他们在婚嫁方面夹杂有蒙古族的习俗和自己独具的习俗。
  现居博湖县的托茂人，绝大部分是定居此地后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健在的只有3人，他们互相交谈多用蒙语，其余通讲汉语，会讲蒙语的为数不多。这部分人，因其宗教信仰和定居此地后的生活习俗与回族无异，故历来都以回族人口统计。由于他们多与当地回族通婚，现在纯粹的托茂人家庭已寥寥可数。1991年进行过一次统计，博湖县有69户，405人，由博湖外迁的26户（人数不详）。
  为什么称这部分人为“托茂家”，众说纷纭，多数人说，是青海一部分蒙古族人改信了伊斯兰教，脱离了蒙古，所以称为“脱蒙”。“托茂”是“脱蒙”的音变。托蒙后裔说，他们的祖先原本信仰伊斯兰教，是蒙古王爷的旗民，因蒙古王爷强迫两个民族相互通婚，并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他们不堪忍受蒙古王公贵族的歧视压迫而与蒙古脱离关系，所以叫“脱蒙”。“托茂”是“脱蒙”的音变。他们的这种说法与人们所说的“改信伊斯兰教、脱离蒙古”大相径庭。有几位托茂老人讲，他们的祖先原居俄国的“托合乃”，由于历史变迁，徒居青海、“托茂”是由“托合乃”音变而来。有人就此问题做过调查，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前一种说法的可信性较大。据说，成吉思汗西征时征服了中亚、西亚等大片土地，这些地区的群众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队受其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来，这些人在成吉思汗带领下回师东进，攻克了西宁，整个青海东部地区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前面提到的海晏、上五庄一带的托茂人就是这一部分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这种说法值得进一步考证。至于“托茂”是否与“托合乃”有关尚无资料研考，更无法定论。
  现在博湖县的托茂人仍按回族人口统计，全都从事农业，改革开放以来有少数人进城经商，他们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生活走向富裕，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责任编辑　刘昆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