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职工吃饭是头等大事，党委提出“政治进食堂，掌握勺把子”，于是，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进食堂抓生活，场部设生活福利办公室，全力以赴抓生活，机关政治部门抓生活，各单位食堂有党员当炊事班长，一天三餐做馍过秤，一个一个过，多少人做多少馍，一个不能多，少了也不行。
  三年自然灾害吃饭干稀并举瓜菜代，先吃瓜，后吃饭，每餐饭有干有稀，到了春天，没有菜去代替，动员职工群众用野麻根、沙枣叶、野草籽、玉米秆、瓜藤等，加工成淀粉，作成点心，把淀粉、草籽和高粱面一起做馍，一个馍一公斤多，只要把肚子填饱就行。
  场里抓了一个典型，林园队“三八”食堂，炊事员全是女同志，司务长是蔡玉兰，同样的定量，做的饭就是好吃，经常开现场会，推广经验，成为自治区、兵团的红旗“三八”食堂。
  1960年，出现了一个奇迹，一网打万斤鱼，花莫克西面波底湖。鱼网下去多少人也拉不动，用马车拉也拉不动，用链轨机车拉，因为鱼太多、太大，每条鱼3—4公斤，号称“万斤网”，鱼救了全场职工的命。
  万斤网出来以后，各单位派人去，每人带把刀子，破肚，盐巴一撒，沙包上一甩，加工厂仓库堆满了鱼。鱼真是比什么都好。各单位每天派人拉鱼，食堂也一天三餐吃鱼，清炖鱼、蒸鱼、鱼油炸鱼，炊事员李彦如用大葱、醋拌干鱼。用锅蒸特别香，连骨带刺一块吃，每人一公斤。现在想起来，还想吃。
  职工穿的也很困难。1961年8月，场成立副业队，解决财务困难问题，我被调到副业队当指导员，担负着熬甘草膏、剥野麻等任务。180多人常年住在塔里木河边，有时集中，有时分散，离场部10多公里，生活比任何单位都艰苦，穿的更是困难。工人每天在红柳、芦苇棵里干活，衣服、靴子坏得特别快，30上下的大男子，穿得露肉。到11月份还睡在外面，加上吃不饱，天又冷，工人冻得实在受不了，打报告向场里要棉衣，每次也只能先解决个别人，也就是说多数人就解决不了，只有挨冻了。
  我是成了家的人，比单干户要好一些，在最困难时候，我爱人胥玉华把她的棉大衣送给翟立法的母亲，领导看我没穿的照顾我一件棉衣，我把它送给我们单位工人张西河。
  1960年春，天气还很冷，二分场七队的广大干部职工到波底湖（现在的十二连）种闯田，陈东才猛然发现波底湖水里有鱼，就动手抓了不少鱼，在生活十分艰苦，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能抓到鱼，真是难得的事，有了鱼，猛吃一顿闹肚子，请了病假，耽误了工作，教导员康传甲知道了这件事，下命令把陈关了三天禁闭。
  我和青年助理员李森田一起到连队调查了解情况时，七队指导员毛有太把陈东才关禁闭的事作了汇报，李森田认为，这件事违背了连队管理条例，不经请示批准，他无权这样做。我们向党委作了汇报。党委对这件事很重视，生活困难，职工吃不饱，吃了鱼拉肚子，只能引导教育，不能关人，决定找康传甲教导员谈话，落实事实，以便做好善后工作，稳定部队情绪。
  当政治处主任张斌找其谈话时，康传甲一口否认事实，本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搞得复杂化了。张斌主任对这件事既严肃又认真，不能不了了之，分析有两种情况一是我汇报有假，要不就是康传甲态度不老实，不敢承认。主任第二次又找我们，问我们汇报情况是否有假，如果有假，作个检讨向康传甲赔礼道歉，我们二人听了主任既严肃又认真的教育后，当即向主任保证，我们汇报陈东才被关禁闭的事是准确的，因为我们事先已找陈东才谈，关他的那间房子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张主任没有因为他不承认就算了，而是向党委作了汇报，党委对康传甲做错了事，又不承认的态度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他向陈东才道歉。我和李森田同志也在工作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196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司务长芦功华对我说：“指导员伙房没有面粉了，中午没有吃的，我现在早点去加工厂领面粉，如果晚了，中午饭就耽误了。”我说：“早去早回。”
  大家虽说吃不饱饭，但干起活来不示弱，开展劳动竞赛都超额完成任务，打柴禾的你追我赶，一担一担往家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熬甘草的人，连话都顾不上说，只听斧头剁甘草的声音，千方百计供上11口锅熬甘草膏。负责熬甘草膏的11位同志，看谁的火大，不停地搅才能出膏多。我一会儿到挑柴火处看，一会儿又到剁甘草地方去看，在劳动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因为大家吃不饱，就在这时，司务长芦功华双手空空回来了，说没有面粉，中午饭怎么办？我二话没说，拿起扁担、麻袋，直奔加工厂，找到保管员一问，确实没面粉，我求保管说：“我能不能到仓库看看。”保管开了仓库门，我一看，仓库四周墙上还有面粉，向保管要了一个扫帚，把仓库墙壁上的面粉全部扫光，装了两个半袋子，午饭和晚饭一起喝了一顿高粱面糊糊。现在我想起挑面粉的事浑身发麻，那个时候，每天坚持正面教育，会前唱《社会主义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部队情绪高涨，纪律严明，大家齐心协力顶住外来压力，勒紧腰带，战胜困难，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