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蒙古族经济以畜牧为主体。土尔扈特、和硕特自东归以后，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以盟旗制取代鄂拓克、扎萨克制。南路旧土尔扈特乌纳恩苏卓哩克图盟辖4扎萨克旗、54佐领（即苏木）；和硕特巴图色勒启图盟辖4旗（后为3旗）11佐领。扎萨克旗是合军事、生产为一体的封建自治体制。佐领为旗的基层组织，下属骁骑校、什长，每佐领编制150户，壮丁150人，50名服现役为常备兵，100人从事生产为预备兵。平时常备兵接受检阅，战时征调参加战争。社会形态是以畜牧经济为主体的宗法封建制，部落首领、宗教上层占有大多数牲畜和肥美草场，利用民族部落组织关系剥削所属牧民。牧民除向王公贵族、宗教首领交纳农牧产品外，还要承担繁重的无偿劳役。牧民最小的组织单位是阿寅勒，这是以封建牧主的家族或家庭为中心，由8～9户或20～30户与牧主有血缘关系，或依属牧主的平民和奴仆组成，经常在一起放牧。牧民夏季在凉爽的珠勒图斯草原的“夏窝子”游牧，冬季在前山地带的“冬窝子”或农区驻牧。
  蒙古族人民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开始不经商，习惯于从事畜牧业。勤俭质朴的蒙古人民，仍有不少人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己熟制皮革、擀毡、纺织毛衣及制作马匹套具。每个家庭的妇女均能制作醍醐（酥油）、干酪、马奶酒等生活消费品。打猎、放鹰是每个蒙古族男子经常的家庭收入。旗内还有木匠、铁匠和精工制作头饰、镶包马鞍、刀鞘的银匠为牧民服务。
  宗喀巴的《喇嘛戒律》有禁止“破土从事农耕”的戒律，这对蒙古族经济结构的变革有其消极影响。土尔扈特、和硕特蒙民东归以后，清政府以强制措施责令牲畜头数少的贫苦牧民开荒种地，补助牧业收入不足。对农耕牧民，清政府给予最优惠的待遇，“自教种以来，俱系自耕自种，并无出纳赋税，亦无别项差使”（《喀喇沙尔事宜》）。乾隆四十六年（1781），土尔扈特开烈旗部、巴伦旗部修建了开烈渠、大小巴伦渠，进一步发展农业。蒙古族人民短期内即学会耕作，并使五谷丰登。18世纪末期的10余年间，土尔扈特、和硕特两部蒙古族人民每年向喀喇沙尔的屯戍部队销售余粮达一、二千石之多。清末民初，多布敦策楞车敏为改变单一的畜牧经济，主持修建乌兰尕孜渠、盖干渠、斜米尔渠发展农耕；在杨增新的资助下，与刘文龙合资开办“三多公司”，与伊犁福盛皮革厂的经理玉赛音·木沙巴也夫联营皮革厂，还兴造木器、纺织、冶铁、米粉加工等中小型作坊；从西藏引进藏羊、牦牛，从苏联引进技术人才，引进奥尔洛夫种马和细毛羊，大力改良畜种，提高饲养技术。这时蒙部农牧工商各业全面振兴，而养马尤为突出。新疆督军杨增新曾将巴里坤、吉木萨尔两个官马厂的2472匹官马，以每百匹马年交租驹10匹、饲养费用自理为条件，租赁给蒙民经营，短期内即大有改观。两部蒙民每年向政府交租驹千匹以上。这些马轻捷善走，乘辕兼用，性格又很温顺，一时焉耆马远近知名。民国20年（1931），多布敦策楞车敏惨遭金树仁杀害，他的事业遭到夭折。当时陕甘两省的灾民不少拥入和静境内，蒙古族人民按盛世才公布的《修正和靖县蒙古族与其它民族伙种临时办法》，把大部分土地交付汉族人耕种，蒙部经济又回到以牧为主的老路上去。
  1949年9月25日，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农牧区宣传党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政策，成立各级农会、妇联、青联等群众团体，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废除蒙古族王公的封建特权，使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广大贫苦农牧民生活初步有所改善。焉耆专区的焉耆县、和静县、和硕县只用近三个月时间，在半农半牧区完成3县1镇、13个区、36个乡、5个街和126个行政村的政权建立工作。1954年，和硕县成立包尔图公私合营牧场，和静县成立22个公私合营牧场。1956年夏，在半农半牧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下，和静县、和硕县山区牧业互助组大量涌现，牧业合作社也相继建立。1958年，和静、和硕两县胜利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9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促进牧区生产力的发展。
  和静县是全州最大的牧业县，居民主要为原土尔扈特蒙部牧民。1949年，牲畜头数只有27.38万头，到1972年，牲畜总头数猛增到102.26万头，增长2，7倍，人均占有牲畜47头。七十年代末期，渐次呈现萎缩趋势，到1980年锐减至77.22万头，跌落到最低点。1984年后，随着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县委、县人民政府坚持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的方针，封滩育草，建立饲草基地，修建棚圈，改良畜种，建立县、乡、队三级兽医网络，各牧场和牧业单位都修建了定居点，牧民夏天带着蒙古包到山区夏牧场放牧，冬天回到新村或农业区过冬，基本结过去常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990年，全县养畜头数达到81.56万头。较1980年增长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