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口述：刘铭庭□访录整理：李丹莉张竹新
  在采访刘铭庭先生之前，我们就听说过新疆有一位“人工大芸之父”，来到刘铭庭先生的家，看了他的资料，才真正了解到他是当之无愧的“人工大芸之父”。在他的回忆中，我们仿佛和他一起走进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为了帮助和田农民摆脱贫困，致力研究红柳大芸，他用忙碌的身影抹去昆仑山干涸的泪滴，在草木萋萋、黄沙漫漫的和田乡村，他带着家人扎根几十年，如今换来了丰收的喜悦，他研制的大芸配植技术世界领先。
  我出身于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父亲刘盛江1929年从山西太原成成汽车驾校毕业，为我国第一代汽车驾驶员。
  1939年，国共合作期间，他到新疆边境星星峡戈壁滩将苏联支援中国的抗日军火拉到抗战前线；1943年中缅公路打通后，他把抗日军火运送到缅甸和印度，支援那里的中国抗日军队；1948年兰州解放后，他还在兰州，他的汽车拉上解放军的大炮去解放新疆，前后一直把大炮送到南疆阿克苏驻扎地才返回西安，历时一年；1952年正值新疆土改，我父亲又一次将土改干部从乌鲁木齐送到库尔勒。我父亲虽然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但从他多年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爱国的驾驶员，他的爱国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也是我毕业后坚决要到条件艰苦的新疆工作的一个原因，我要向父亲学习。
  1957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新疆分院不久，即12月上旬，乌鲁木齐团委号召全市青年和团员义务修建32公里的从南山大西沟到乌鲁木齐鸿雁池水库的青年渠水利工程。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锻炼思想品德的好机会，号召发出的第二天，我不仅在科学院第一个报了名，而且还联络了分院刚刚分配不久的团员和青年，我们向自治区团委写了保证书，表示“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到青年渠火热的劳动中去”，而且坚决表示自始至终参加修筑青年渠的劳动，直到最后放水的那一天。
  1958年12月的大西沟工地，寒风刺骨，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气温降到零下25度，第一期工程主要是挖渠道，到了1959年元月份工程进入第二期捡卵石阶段。第一期我是小队长，由于劳动积极表现好，第二期我升任为副中队长。一天早上，刚刚吃过早饭，全工地500多人要到河对岸河谷去拣卵石，准备铺渠的材料。那天，天气虽然晴朗，但是刺骨得冷，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尽管天气很冷，但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当大队人马到河边时，5米宽的河水挡住了去路，无办法过河到对岸拣石头，拣不到石头，就完不成当天的任务。正在大家心急火燎的时候，只见我们文教中队区医院一个姓张的青年，一下子跳进冰冷的河水中，让岸上的人员找到一根木椽，准备在河水搭一座便桥，让大伙过河拣石头。不料由于天气太冷，河水流速太急，他刚一接住木头，就被急流把木头卷入河中。看到这种情景，我急忙跳入河中，将那根被河水冲走的木椽拣起来，与那位姓张的两个人一起，将那根木头架在了河床上，同时让岸上的人又找来几根木椽。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一座一米宽的便桥搭建完毕，几万名修渠大军通过便桥，顺利地到达河对岸，开始了拣石头的劳动。桥修好后，我从河水中爬上来的时候，两条腿麻木，被河水浸湿的衣裤换掉后，马上又投入到捡石头的行列中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腿部及全身留下了关节炎的病根，直到今日，我的关节常常疼痛难忍。几十年来，我没有责怪过任何人，反而感到很欣慰，正是青年渠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日后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始终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虽然腿部有伤，凭着坚强的意志，仍然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难的科研任务。
  1958年3月以后，青年渠工程进入到后期的铺卵石阶段，我继续担任文教中队队长，带着100多人专门进行铺石工作。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任务，我发挥“官兵一致原则”的模范带头作用，三天之内我要记住100多人的名字。每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晚上工地开会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睡觉。第二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把大家叫醒，在劳动中我开动脑筋，想办法，找窍门，带领大家提前完成任务，夺得了工地上各连队的第一名，获得了“保尔柯察金中队”的荣誉称号，获得了一面鲜艳的“保尔柯察金中队”大红旗。
  在青年渠5个月的劳动过程中，我先后12次受到大队部的通报表扬，先后获得3次“修建青年渠实进手”称号，一次团旗下照相的表彰，多次创青年渠铺石记录，最高一次一天完成铺石记录60.2平方米，提高功效20倍。鉴于我在修渠中的突出表现，一天晚上，工区大队长张昌荣同志（自治区团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说有事商量，他对我说：“你在几个月的修渠劳动中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和优秀，我们大队党组研究想让你入党，现在征求你个人的意见。如果你同意，明天上午全工区召开大会就可以宣布。”这个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身为一名共青团员，加入共产党是我毕生的追求和目标，但我觉得我刚刚毕业，入党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眼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思想道德锻炼和思想改造，在劳动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我对大队长讲：“我很想加入共产党，但是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我还年轻，希望组织能再多考验我几年。”从青年渠回到单位，1959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1960年10月，分院党组织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这时我正忙着在莎车和群众一起搞防沙工程，回不来。等我12月回来后，全院的“反左”党组织也解散了，我又一次失去了入党的机会。但我不后悔，我相信党，我坚信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申请入党40年后的1999年12月31日我终于成为一名最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1959年冬天，乌鲁木齐决定进行和平渠改建工程，文教系统的领导又想起了我，决定让我担任文教系统的连长，参加和平渠改建工程，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区级机关的指挥部设在南公园，严冬12月，我们奔赴修渠现场，为了提前完成文教系统修渠任务，我这个连长还是采用青年渠“官兵一致”的老办法。连长是脱产干部，而我这个连长一天都不脱产，不仅和大家一起干，而且还和大家一起想办法，找窍门，果然我们文教中队又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还帮助市级单位在年前完成了任务。
  在和平渠两个月的劳动过程中，我这个“脱产干部”多次打破砌石记录，获“砌石能手”称号两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除了劳动收获外，还收获了一份纯真的爱情。在两个月的共同劳动中，与卫生局派到工地的医生储惠芳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爱情。1962年春节后，我们新婚大喜。1964年，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诞生，为了永久纪念我们在和平渠建立的爱情，我们为女儿取名为渠衣。
  我于1957年毕业于国立兰州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本科，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新疆，50多年来，我做了一个科技工作者力所能及的工作，党和政府也授予我诸多荣誉。为科学事业的普及奋斗终生是我一生苦苦的追求。
  我自小在山西万荣老家读私塾，后到西安念中学，再后考取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以后来到了新疆，选择了治沙事业。65岁时，又从乌鲁木齐一头扎入于田沙漠。这一辈子，我的人生坐标一直向西。这一半是机缘，一半是信念的追求。我青年时代的抱负，在新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得以开花结果，能够为新疆的科学事业做点事，是我备感欣慰和幸福的。
  搞科学研究需要扎实的功底、诚信的道德底线、寂寞的耕耘，还需要能够承受各种艰辛的毅力。我工作中的座右铭是：“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一心一意为新疆”。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7年，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给当时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毕业之后坚决要求到新疆去工作的请求。我的请求很快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研究室工作。时间过去了54个年头，当年血气方刚、激情满怀的我，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我为什么被人们称为“刘红柳”？还要从55年前说起。1956年，还在兰州大学生物系学习的我，到新疆进行生产实习。在新疆的荒漠考察中，我第一次见到了敢于与风沙、盐碱抗争，以美丽的身姿傲立于荒漠的红柳，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像红柳一样，做一个在任何困难环境中都不折服、不低头的人。与此同时，我选定了红柳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决定为此奉献一生。为此，我申请来新疆，开始了与红柳结缘54年的科研生涯。
  1959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组织的沙漠考察队。4月下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英苏塔河南岸高大的流动沙丘上，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红柳种类，它植株高大、挺拔，枝条柔韧，叶全部抱茎成鞘状，不怕流沙与狂风，不怕沙埋和沙割。1960年，我在《新疆农业科学》杂志上，首次发表了《沙生柽柳新发现》一文。1979年，这个新种证实了它仅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流动沙丘上，是我国流动沙丘上的一个特有种，这个种最后正式定名为“塔克拉玛干柽柳”，作为发现者和定名人，这个新种被人们称为“刘氏柽柳”，从此柽柳属植物定名人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紧接着，我又陆续和大家一起发现了莎车柽柳、塔里木柽柳、金塔柽柳和白花柽柳，成为中国柽柳属家族中1/4种数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柽柳分类学者。
  在我发现的柽柳新家族成员中，白花柽柳的发现更带有传奇的色彩。它是我坐在考察车上发现的。红柳的“红色”，来自它的枝干，更来自它的花序。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他流放新疆所写下的大量诗作中曾这样描绘过红柳：“依依红柳满滩沙，颜色何曾是绛霞。”红柳开白色花朵，对人们来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但是，在孔雀河下游的兴地河谷中，的的确确长着两丛开纯白色花的红柳，我们用它的枝条扦插繁殖和用它的种子繁殖的后代，长大的植株仍然开的是白色花朵的柽柳。
  多种红柳新种的发现为我和祖国带来了不少荣誉。然而，新种的发现，对我来说，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把千百年来自然界自生自灭的红柳引入到为人类战胜沙漠化的理想服务，我开始了对红柳的引种、育苗、造林和综合开发的长期艰苦实验和研究工作，要求在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做到最好。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我将红柳种子育苗产苗量由每亩5万株提高到50万株，扦插育苗每亩产由8000株提高到12万株，比当时红柳育苗方面先进的苏联分别高出6倍和20倍，创造了几乎不可逾越的世界记录。在红柳造林方面，我在实践中创造出深栽抗旱、抗盐碱和引洪造林的先进方法，并在荒山、砾石戈壁、黏土龟裂地、盐渍化沙地、流动沙地、重盐碱地等不同立地条件下，进行大面积营造红柳荒漠灌木林，均取得了成功。
  有了以上长期科学实验结果做后盾，这才有了后来两立“军令状”，获得两项联合国大奖的故事。
  一次是在1982年。历史上三次被迫迁移的策勒县，又一次处在“沙临城下”的困境。自治区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在策勒召开的现场办公会议上，拍案决定开展策勒流沙治理。我和课题组张合年一道签下了一个在5年中治理流沙6万亩，沙区植被恢复到30%—40%的第一个合同书。3年后，课题目标已超额实现。1987年现场验收，达到流沙治理15万亩，沙生植被覆盖率平均达到60%以上，流沙前锋后退4—5公里，投入产出比达到1∶7.5，15万亩恢复的植被中，红柳占到5万亩，占了1/3。这项成果先后获新疆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更成为联合国表彰的8项“全球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之一。
  另一次是在1986年。3月12日，全民植树节，自治区党政领导亲临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参观，看到园中生长旺盛的各种红柳，时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宝璋问道：“能不能在南疆花20万元恢复10万亩红柳荒漠灌木林？”在现场的我当即保证在3年内可以完成。一周后，我与自治区计委签约后就立即出发奔赴伽师、于田、策勒、民丰4县，开展利用洪水灌溉，在伽师的重盐碱地，于田、策勒、民丰的流沙地上大面积恢复红柳的试验。3年以后，我们交出的答卷不是10万亩而是27万亩红柳灌木林。
  黄宝璋副主席在我的汇报材料右上角写下了：“这是为南疆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从此以后，南疆各族群众利用我们的引洪方法，在重盐碱地、流沙地发展红柳灌木林达500万亩，南疆荒漠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恶性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伽师县在不能耕种的各种盐碱地上发展荒漠红柳林面积超过了100万亩，这100万亩红柳林的排水作用，使伽师县的高地下水位平均下降了1.5米，伽师县农业获得了高产，从一个全疆闻名的贫困县，在粮、棉、畜各项指标中，一下跃入全疆10强县的行列。引洪发展红柳项目，也与“策勒流沙治理”项目一样，同获联合国大奖的殊荣。在这两项大奖之后的第二年，我本人又一次荣获联合国颁发的“防治荒漠化与干旱实用技术最佳实践奖”，这也是我获得的联合国荒漠化治理的第三个奖项。直至今日，我仍然是全世界获得联合国荒漠化治理奖项最多的个人。
  从将红柳运用于大面积固沙造林开始，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都带上我的“百宝夹”。“百宝夹”中装的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关于红柳和红柳育苗、造林的科普宣传彩色图片，一共有百十来张，还有绳索和夹子等。我走县串乡赶“巴扎”，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挂起来展览，我用半通不通的维吾尔语开始我的宣传，虽然维语讲得不好，但从效果来看还不错，因为图片很直观，大部分群众一看就懂。群众通过这些图片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是为他们服务的，就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在地、县、州、县城，甚至乌鲁木齐，哪里开“三干会”，林业系统的专业会，只要我打听到消息，就要去“撞会”搞我的科普宣传。到内地去开会，甚至到国外去考察，我也将“图展”搬进大会堂、大学堂和科研单位。靠着这股倔劲头，20多年来，参观过我的科普宣传的各族群众达45万人之多。前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专门到生地所看望我，并为我的科研精神深深打动，她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科学家，科技推广就需要这种精神。”她建议我到全国科普大会上，给大家讲一讲。
  钟情红柳的我，为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农民，以及他们的孩子洒下一片爱心。我在科研、科普宣传过程中，就耳闻目睹了南疆维吾尔族一部分农民的困苦，我紧缩自己的开支，为多名维吾尔族儿童捐资助学。我也常屈教授之尊，为农民理发、修闹钟，甚至在街边摆摊免费为各族群众火补塑料鞋，仅在策勒县数年间就为大人、小孩补塑料鞋1300双。我要做一个科学家，也要做一个一心一意为各族群众服务的“活雷锋”。在吐鲁番（1970—1983年）、和田策勒县，出差期间（1983—1995年）我为各族群众义务火补塑料鞋共计2500双。因为火补温度很高，我的手指经常被烧伤。我是利用休息日和每天午休时间为他们做好事的。学习雷锋要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德，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之以恒。
  通过做好事，加强与广大群众的沟通，做好事反过来也提高了我工作的效率，达到做好事与工作两不误。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在山西老家万荣和新疆和田地区捐资助学达18人之多，至今还在继续。
  然而，靠一人之力，终难解众人之贫困，帮助群众，也只能解决一时之危，只有帮助农民找到一条致富的新路才能做到长治久安。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我终于萌发了在红柳根上接种沙漠名贵中药材大芸的想法，只要大芸接种成功，就能从根本上帮助沙区群众走上一条快速奔小康的致富之路。
  1984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首先提出沙产业的概念。这一新的治理沙漠的理念大大启发了我的治沙思路，我想如果在固沙植物红柳的根部能把中药材大芸接种成功，治理沙漠就可以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既治理了流沙，又可以使沙区群众短期内脱贫致富奔小康。我研究红柳，自然而然地也关注以红柳为寄主的大芸。1985年，我在策勒治沙站小面积试验大芸的接种问题。1986年8月，我的接种获得了成功，连我自己也觉得成功得有点突然，然而这是事实，我们终于揭开了人工种植大芸的神秘面纱。
  1995年春，我收到于田县人民政府的信函，邀请我到于田沙区帮助那里的群众学习接种大芸技术。当年5月，我从塔中油田赶到策勒治沙站，带上我培育的2万株优质红柳苗，在奥依托克拉克乡9大队流沙地上栽种了50亩大芸试验田，当年红柳发育得很好，高1米多。第二年春天，我到9大队试验田中，手把手地把大芸接种技术教给当地群众，当时县上领导和当地群众都持怀疑或观望的态度，心想他真的能种出来吗？又过了一年，到1997年5月，接种的大芸果真从沙土里钻了出来，不仅惊动了县上领导，更惊动了沙区广大群众。他们说：“这个专家不简单，胡达种不出来的东西他种出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芸的接种成功，使群众和领导的怀疑态度一扫而空。
  为了把这件利国富民的事办好，1997年10月，我举家搬到于田沙区，那年我65岁，老伴不放心，也跟我一同到了于田沙区，她60岁，我们在于田沙区，日出而耕，日落而归，吃的是家常饭，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涝坝水，生活过得很艰辛，与乌鲁木齐根本不能比。但我们老两口的信念很坚定，我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在这片荒漠的沙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她在于田沙漠中陪我已度过了14个春秋。有不少人，年纪大了，都想向上调，图个安度晚年，可我们在退休后却从大城市到了基层的沙窝之中，为什么？我们就是丢不下沙窝之中广大的人民群众。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鼎力相助的女人。”这话一点都不假，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提起我的老伴，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欠她的太多了。我的爱人储惠芳是一名医生，她的工作很出色，而且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们4个孩子出生时，我都不在她身边，孩子都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退休前的30多年中，我没有和她在乌市共同度过一次中秋节，1992年双双退休后，我要到离乌鲁木齐1200多公里的于田县为那里的沙区群众传授名贵药材大芸种植技术时，她不放心我，跟我去了于田，对我的老伴，我这辈子欠她的情太多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尽量地还，如果还不完，只好下辈子再还。
  由于九大队一时拉不上电，吃水问题也很艰难。1998年夏天，我们又换到了一大队公路以南的一片流沙地，县上给我们划拨了几百亩未开垦的流沙地，打了一口机井，我们在这里才真正地大干了起来。到1999年春，我们在这片流动沙地上已开垦出150亩地，并栽种了红柳。2000年春，我们开垦的150亩红柳大芸示范样板基地全部接种上了大芸。2000年8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来基地参观时，在试验田中挖到的大芸已有8—10公分长，宋健副主席热情地题词：“向刘铭庭教授致敬意！”这是宋副主席对我们大芸示范基地的鼓励和肯定，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我的大芸示范基地建成后，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在十六大召开前夕，我写信向自治区党委王乐泉书记汇报，并寄去了人工红柳大芸的照片，王书记看到信和照片后，马上给我回了电话：“看到照片，心情十分激动！”并表示坚决支持我的工作，希望我将这一阳光产业好好发展下去。还是在一年前的1999年，王书记在内参上看了一篇有关我在于田建立大芸示范基地时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的报道后，不仅亲笔题词：“此事一定要支持下去”，而且很快下拨了20万元，支持示范基地的建设。
  从2000年于田大芸示范基地建成投产后，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数已超过了5万人。有中央和地方上的各级领导，有国内外的专家教授，先后有6位国内外资深院士到大芸基地参观过，他们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在治理流沙的过程中，利用红柳、梭梭固定流沙，然后在其根部接种名贵中药材大芸，是改造和利用沙漠的最佳选择，它一方面改变了沙漠地区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群众在治沙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了双赢，跳出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治沙过程中存在的只见投入没有产出的怪圈。我认为，我的这项发明，将从根本上解决沙区群众的贫困问题，从而更好地建设沙区的生态文明。
  其实，王乐泉书记对我和我的红柳大芸的关注和支持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了解到我搞红柳大芸后，他就曾委托时任自治区党委周声涛副书记到于田大芸示范基地看望我，送去了军大衣、大头鞋、面粉和清油等。在和田地区的干部大会上，王书记在讲话中，还将红柳大芸列为和田要发展的六大产业之一，发展30万亩，他还批示对红柳大芸的发展给予财政支持。
  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支持和田大芸的款项已超过了2000万元。
  自治区党政领导，只要到了于田，没有不去参观我的大芸示范基地的，熊辉银副主席来过3次，李德宏副秘书长来过2次，并且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全国扶贫办胡复国副主任来了，林业部纪检委杨继评书记来了，农业部刘副部长和国家经贸委副部长来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大棚之父”王乐义先后来了3次。
  中科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参观后感慨地说：“把科学研究和生产第一线治沙的工作结合在一起非常了不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籍华人郑齐勇在参加完第二届肉苁蓉国际会议后对和田地区一位领导同志讲：“刘铭庭教授是你们和田地区的一个宝，希望你们一定把这个宝利用好。”
  2000年，世界沙漠工程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会后全体代表到于田参观我的大芸种植场，大会主席、澳大利亚荒漠化治理中心主任威廉姆斯教授参观后说：“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农场，希望你们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2010年，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曲喜乐教授带领他的十几位博士生来大芸示范基地参观、访问，他在留言簿上写道：“10年前我和我的夫人访问了你们的基地，得到了你们热情的接待，当时你们的工作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10年中，你们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祝愿你们继续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
  台湾旅游协会张学劳会长来了。他是在中央电视台看见关于我的报道慕名而来，可惜没有见上面，这个好心人临走时给我们家留下两盒台湾高山云雾茶及两块手表，对于这些素不相识的好人，我打心眼里佩服。1997年7月，新疆各高校挑选100名大学生赴南疆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在调查中，其中3个人给他们留下了永世难灭的印象。一个是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誉满全国的“白衣圣人”吴登云；一个是原来和田地区副专员，为开发水利事业而牺牲的王蔚；再一个就是我。调查人员说：“我们在于田县大芸农场见到刘教授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花白、面色黝黑，身着粗布衣裤，脚蹬解放鞋的老人，就是世界著名的治沙专家刘铭庭教授。”他们将我们3个人作为了自己的人生楷模。被我感动的还有喀什个体商人、喀什“西域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时安。李时安与我素昧平生，当听到我的事迹后，他专程从喀什赶到于田大芸基地与我见面。两人初次见面，喜遇知音，相见恨晚。李董事长当即拍板，投资20万元支持我的大芸事业，两人只有口头协议，没有文字契约，表明了彼此的无限信赖。这20万元如雪中送炭，帮助我渡过了最初的难关。
  除了国人帮助我外，澳大利亚官员对我的项目也很感兴趣，在国家外经贸部的帮助下，澳大利亚无偿捐赠了我42万元，全力支持我的大芸产业。还有许多境外电视台、通讯社记者到我的基地对我进行了专门的采访。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获得的科研成果奖项大大小小达30项之多。在科研成果奖中，主要有：联合国荒漠化治理奖3项。它们是“全球土地退化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两项）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实用技术最佳实践奖”。国家级奖有：“吐鲁番地区沙漠化防治措施综合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红柳大芸繁殖技术”获1992年全国星火展览会金奖，“柽柳属植物综合研究及大面积推广应用”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策勒流沙治理试验研究”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新疆沙漠化防治措施综合研究”获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红柳大芸繁殖技术”获2003年国家发明专利，“珍稀濒危常用中药资源五种保护模式的研究”获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除科研奖外，本人获得的主要荣誉有：“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水土保持先进个人”“全国沙产业先进个人”“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全国科普先进个人”“中国科学院双文明十大标兵”“中科院竺可桢奖”“自治区双放先进个人”“新疆学习吴登云先进个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顾问团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除此之外，我还采集沙生植物标本5000多份，参与10余部著作的编写工作，发表科普文章百余篇，专著两部（130万字）。
  我的红柳事业和大芸沙产业，是我大半生完成的两项重大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成为众多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四套、七套、十套都播放过我的专题节目。中央十台和巴音郭楞石油电视台联合摄制的长达60分钟的专题片《红柳的故事》，作为我国唯一的一部参赛片，在2002年第十九届法国国际科技影像电视节上，不仅获得了“儒勒·凡尔纳大奖”，同时还获得“科学与社会”单项奖；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拍摄的《红柳人生》党教宣传片，获2002年中组部颁发的“红星”一等奖；兰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柽柳》科教片，2003年获国家电影最高奖“华表奖”。
  毛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就是要在我的一生中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在这里我还要向读者披露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函，这封信表达了公众对我的认识，对我的期望以及对我的敬仰。
  写信人是上海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小龙先生，他随信汇来了2000元钱，以表达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我的一份敬意。信是这样写的：
  刘铭庭教授：
  看了您的来信和事迹报道，我止不住从心底里唤了你一声，平凡而高大的刘红柳先生，祖国大地上的风沙要靠你和大家一起来治，中国的风沙和灾害治理的希望更落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肩上。我们上海人虽然体会不到风沙带来的灾害、困难，但看了您的事迹报道和您的亲笔来信，我深信，风沙治理的希望不再渺茫。祖国需要刘红柳，人民需要更多的刘红柳，人类更需要代代相传的刘红柳。
  看一看，这是一个品质多么高尚的董事长，祝福吴董事长生意兴隆，健康长寿！
  在我的带动下和自治区党委农办的大力支持下，到“十一五”末，和田地区7县1市在流沙中推广红柳大芸20余万亩，和田地区已成为我国人工种植大芸最主要的生产地和大芸商品集散地，人工大芸总产已突破历史上野生大芸的最高产量。于田县人工大芸面积达8.5万亩，总产则占到和田地区7县1市的一半。于田县奥依托克拉克乡距离大芸示范基地只有5公里，“近水楼台先得月”，2010年，全乡18700人，光大芸一项人均增收500元。许多大芸专业户，最近几年盖起了新房，购买了小汽车，我15年前来于田时提出的：“北有精河枸杞城，南有于田大芸县”的梦想已初步实现，于田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柳大芸之乡”。
  2011年是“十二五”第一年，我还要在于田沙漠中继续待下去，为当地沙区群众的致富梦操劳。“十二五”期间，我要力争使于田大芸产量再翻一番，达到亩产1000公斤的水平，每亩最高年产值达到1万元，使于田大芸专业户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真正地富裕起来。和以往一样，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