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口述：陈善明□访录整理：李丹莉张竹新
  最早接我们电话的是陈善明先生的女儿陈卫女士，她十分热情地从互联网给我们传来了陈老先生的资料，并转达了陈老先生的谢意：“离开工作岗位几十年了，逐渐淡出社会，但科协此时还能想到他们这些耄耋老人，十分感谢。”我们在陈卫女士的带领下，来到陈善明先生的家里。95岁高龄的陈老，说他自己在电脑上打印稿件，使我们很震惊。随后，他又指着一箱厚厚的英文资料，告诉我们这是世界著名的论文，如果国家需要，他愿意捐献出来。陈老声音洪亮，回忆当年的经历依然思路清晰，激情满怀。
  1917年8月12日，我出生在上海市的一个旧职员家庭，七个孩子中我是最小的。1930年，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在兄长们的资助下，我读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抗战中我们随浙江大学从杭州颠沛流离到贵州遵义，一路上我们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搬一次家；在竺可桢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1941年6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专业。现在回顾那段历史，在那么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在全校师生多次大搬家的情况下，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完整无缺，我们的学习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真是一个奇迹。
  那时科学救国的思想深埋于心底，得知王应睐博士从英国留学回来，担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我就到那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在生化学家王应睐先生的领导下，我受到了良好的生化专业基本训练，既系统学习了生化方面的最新知识，又提高了动手能力，并掌握了生化研究的方法，还与王应睐先生在《生理学报》、《营养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维生素B6缺乏对鼠肝切片变色氨酸为”烟酸”的影响》、《干粮脂肪防氧化》等学术论文。
  我与彭加木在解放前的上海就相识，那时我们两个都是年轻的单身汉，对科学知识的探索使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一起工作、学习，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上海解放前夕，我们一起参加过党领导下的护院运动。1957年，彭加木患了癌症，住院治疗期间我多次去医院看望他。病中的彭加木告诉我说，病情稳定后他仍要去新疆考察，并希望我也去新疆工作。我被他的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感动，所以也下了决心到新疆去，为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做一点工作。
  1958年，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非常高涨。1958年6月，我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是1957年成立的，刚成立时各方面人才奇缺。1958年10月，在彭加木的推荐下，新疆分院先后发了三份电报希望我来新疆工作。于是，我服从国家需要，来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汇集了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高科技人才，国家给中科院提供了最好的科研条件和住宿环境。我在上海时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自不必说。我住在上海分院的家属区，我的住房约80平方米，还是木地板的，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家具都是单位提供的。因为住在一楼，房前屋后还可以种些花草，家里请了保姆替我料理家务。那时到新疆住的只有两间土坯房，烧的是煤炉，用的是原煤，大块煤要敲成小块煤，煤沫还很容易熄火。屋内没有上下水道，生活用水要到约500米外的水站去挑，废弃的水还要用水桶抬出去倒掉。冬天取暖烧火墙，还要经常掏烟灰，弄得满屋满身是黑烟灰。家务事要我自己料理，还有许多琐事要从头学起。那时《新闻联播》要隔两三天才能看到。飞机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也要两天，那时火车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限于当时的条件，我没有把家属带来。不巧的是，在我离开上海没几天，我爱人的单位——上海儿童社会福利院就动员要搬迁一部分人到甘肃张掖。在歌唱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激情下，她没有和我商量（其实也来不及商量）就报名要求支援大西北。虽然张掖又遥远又寒冷（那时直系亲属十年才能探亲一次），但老岳母还是无怨无悔地来我家帮助照看我8个月的小女儿。就这样，我爱人带着一个孩子随单位迁到张掖工作，留下2个孩子在上海由老岳母和保姆共同照顾。我的母亲要照顾我两个姐姐家的8个孩子，平时只能抽空过来看看我的孩子。我们一个家分了三个地方约一年多。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彭加木时常去看望我留在上海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每次来新疆工作时，都把她们的照片带给我，使我能在新疆安心工作。
  50年代，我国有许多生化试剂不能自己生产，要靠国外进口。譬如：生化研究中用来水解细胞、蛋白质、核酸、糖类、脂肪等物质的消化液——胰蛋白酶试剂就要靠国外进口，而胰蛋白酶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胰脏。生物试剂是有活性的物质，必须经过冷冻干燥成冻干粉才便于保藏、运输。
  新疆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畜产品资源丰富，牛羊肉是当地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牛羊的下脚料中蕴含着大量的生化资源，如果能从这些下脚料中提取出有用的生化资源，既综合利用了畜产品的下脚料，又提高了附加值，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来新疆工作不久，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开展了生化试剂——胰蛋白酶（简称胰酶）的研制工作。那时化学所初创，还没有实验大楼，实验只能在一般的办公室进行。从制作实验台到安装水电，购置仪器设备、药品等等，事无巨细，都是我们自己动手。提取胰酶用的器材更是因陋就简，甚至透析用的透析袋都是我们自己用白布缝制的。在一切从头做起的过程中，科研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当时却是实验中的难点，蛋白质的提取要注意提取液的离子强度、缓冲性、酸碱度，提取时的温度等许多因素，而蛋白酶的提取还要随时注意蛋白酶的活性，稍不注意，提取物就会在提取过程中失去活性，实验将前功尽弃。我们查阅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在反复实验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希望的苗头。在检测胰脏提取液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指、手背的皮肤经常被胰脏提取液消化，针扎般地疼痛，但在疼痛中我感觉到胰脏提取液中的胰蛋白酶活性没有降低，提取液中的胰蛋白酶浓度提高了，距离心中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经过反复试验、反复检测，我们把提取、浓缩了的液体胰蛋白酶拿到四五公里外的新疆生物制药厂冷冻干燥。厂方很支持我们，在不影响他们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为我们冷冻干燥。第二天，雪白蓬松的蛋白粉出来了。经过检测，胰酶的纯度、活性达到了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是那么高兴——我们地处西北边疆，却率先在国内研制出了生物级胰蛋白酶试剂，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另外，用羊的胰脏为材料提取胰蛋白酶，无意中走了个捷径，因为用牛、猪的胰脏为材料提取胰蛋白酶的纯度和活性都不如以羊的胰脏为材料提取的纯度和活性高。
  我们研制的胰蛋白酶生化试剂开始陆续供应全国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了扩大胰蛋白酶试剂的生产并增加其他生化试剂品种，中科院拨款为我们所建了一个包括冷冻车间在内的生化车间。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当时危害新疆畜牧业最严重的马脑炎、口蹄疫的研究工作。我们利用兔、羊、牛的肾和鸡肚等原代单层细胞，培养出口蹄疫Ⅲ系弱毒，经过反复实验，取得了预防口蹄疫的良好效果，在病害的防治方面作出了贡献，也奠定了新疆生物化学学科研究的基础。
  后来，我们在筹建化学实验室的基础上，又相继建起了生物化学、无机和分析实验室。1961年11月，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了，设有无机、生化、半导体化学和技术4个研究室、组。我被任命担任主持科研工作的常务副所长，这是新疆建立起的第一个化学科研机构，也使我成为原新疆化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
  那时的化学所人员很少，分配不到大学生，大学生只有两人。大部分进来的人员是中学生和支边青年。支边青年中有的人年纪很小，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就帮助他们安排生活。那时的工作条件是白手起家。而且，当时整个分院交通工具都十分缺乏，我们化学所只要有1辆自行车或拉拉车，就高兴极了。这样外出办事可以方便些，搬运东西时也可以省力些。可是，当时连这些条件都没有。在三年困难时期，创业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可想而知。现在我们国家科研事业蓬勃发展，边疆的科研单位不仅有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还引进国外人才，真可谓人才济济。
  到1962年，我们所完成了土法生产丙酮、丁醇、糠醛，微生物在勘探石油的应用，蛋白酶在皮革工业、土农药的应用，畜产品、石油废气、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利用抗生菌防治棉病，盐湖综合考察报告，克拉玛依原油品质和加工工艺等十几项成果，被列入“新疆分院重要科学技术推广项目计划”。在1959—1965年期间，原新疆化学所为支援“大跃进”，向新疆各地工厂、人民公社、牧场、畜牧兽医站等供应金、土、青、链等霉素及核黄素、酵母、丁酸、乳酸等各类抗生菌，以及金色葡萄球、固氮，各类根瘤、矽酸盐等菌种，甚至还远销江苏、浙江等地。并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的厂矿、大专院校、广播电台修理各类仪器，讲授化学分析方法，解答科普知识，成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难题的“科学基地”。同时，还积极响应乌鲁木齐市委“开展代食品运动的号召”，集中力量研制出了人造肉精、人造肉等替代食品。着手筹建了生化中间试验基地，建立起的胰酶厂，实行“亦工亦研”的方式，既可加速成果推广，又可实现“干部蹲点与科研工作、劳动与调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
  1963年，原新疆化学所明确了以畜牧病毒、家畜营养生化的研究为主，并进行岩石矿物中稀有、稀散元素的分析方法研究的发展方向。建立起了紫外及可见分光光度、离心、微量电泳、层析、营养分析、电子显微镜等6个实验室和通用化学分析室。为开展病毒生化研究，还设立了病毒无菌间。同时，我也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意见，“从原来只搞研究工作，而改变到主要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了”。1979年11月，我又被任命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兼新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而是时我已年过62岁。我参与创建的原新疆化学所已设立石油化工、生物化学、无机分析3个研究室和仪器仪表维修室。全所紧密结合新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由各民族人员组成的科研队伍也成长壮大起来。1980年，我和课题组同志系统地进行了羊毛理化性能的研究，建立了微量肽图法。在我国首次用于羊毛角蛋白组分结构研究，为改良羊毛质量和毛纺加工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和提供了科学依据，填补了新疆羊毛基础研究的空白。1985年，我们课题组进行研究的“新疆长毛羊绒面毛革两用染色技术”，在新疆伊犁皮革厂转让，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1987年，在“羊毛理化性能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课题组又进行了“新疆羊毛改性的中试的实验研究”，为我国羊毛品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1981年11月6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忆自己从1958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到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心潮澎湃，感触万千。中国科学院原秘书长郁文曾经对我们说：“你们只要使新疆分院不垮，就是你们的成绩。”23年过去了，新疆分院不仅没有垮，而且，新疆分院、新疆化学所已经发展、成长为祖国西部一支十分重要的科研力量。1983年8月4日，来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化学研究所学术评议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先生，看到成长、发展中的新疆化学所，有感而发，写下了“吐鲁瓜香迎远客，两年小别树成荫。破分油乳清而洁，染色毛皮艳且轻。加木精神留榜样，善明实绩得公平。好花自当须直护，莫待无花空自吟”的诗句。
  1981年，科学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新疆已经有好几个单位有了电子显微镜，有的单位正准备购买电子显微镜，提高科技人员显微电子样品的制备、观察和分析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1981年8月，化学所举办了电子显微镜学习班，请美籍印度人高斯教授讲课。全疆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派来了70余人学习，为了办好学习班使大家有所收获，我和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王世平副院长、化学所电镜室李维琪轮流担任翻译。我们每天去高斯教授住处和他讨论第二天的讲课内容，晚上回来准备讲稿的中译本，第二天高斯讲课时我们准确地进行翻译，化学所电镜室李维琪还组织演示实验。这样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学员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回单位就可以学以致用。学习班结束后，学员们很满意。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电子显微学会。
  1986年12月16日，我被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职务评审委员会聘任为研究员。在上报评审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故事。由于当时我觉得自己从论文的篇数和用国际水平来衡量都不够条件，所以我没有提出申请。并于1986年5月24日和8月9日两次写出书面报告，递交原新疆化学所党委，作出解释：“由于我过去主要担任了科研管理工作，没有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这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我的能力有限，不能二者兼顾，组织上对我过去的工作已给了很高的荣誉和待遇。我的条件不能符合科学院的规定和要求……”并说明：“我最近几年已摆脱了行政工作，有较多的科研时间，估计在三五年后，能做出一点较高水平的工作，再进行申报。”
  但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原新疆化学所党委研究认为，个人意见可以保留，决定以组织名义将我的评议申报材料上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评审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应睐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汪猷先生、戚正武先生、周维善先生等著名专家陆续反馈了推荐、评议意见，原新疆化学所的研究员、电镜组也集体递交了《推荐材料》。
  评议和推荐意见共同认为：陈善明是老一辈的副研究员，有坚实的生物化学理论基础和研究经验。他虽曾担任许多行政要职，但从未离开过科研工作，并做出许多成绩。他在新疆已很好地发挥了畜牧生化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在新疆科技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如关于新疆畜牧业的生化研究，已做出显著的实际成绩；在新疆病毒研究及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建设、发展中有突出的贡献；为解决新疆有关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所需的科技基础，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亲手创建了新疆化学所，在已完成的119个项目中，有21项获中国科学院和自治区的成果奖。这些成果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贡献。同时，他还培养出了一支素质优良的科研队伍。衡量他的学术水平，不能单纯地以论文的篇数为标准，他的学术水平更应表现在为新疆化学所的发展与成长所作的贡献。他“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品质和精神更是令人敬佩和感叹。他是自愿去边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发展历尽艰苦、坚持不懈地做出出色成绩的科学家之一，是新中国发展新疆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最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评审委员会采纳了专家等的评议、推荐意见，破例聘任我为研究员。
  在新疆工作生活，相对于内地要艰苦些，可是我时刻能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1962年新疆分院从南梁搬到二宫时，分院唯一的二层混砖楼房分给我们住，而大部分同志住的是土坯房。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局专门给我们特殊供应，改善我们的生活。70年代，有的生活用品太少，市场上无法供应，就时常分到单位，由大家决定先分给谁购买，譬如缝纫机、自行车、煤气罐等紧俏物资，每次所里的同志都一致要先分给我，容不得我推辞。虽然我只是任劳任怨地做着本职工作，可是党和人民仍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60年，我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当选全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当选九三学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80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还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新疆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并于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每年新春前夕，自治区统战部、自治区九三学社、新疆分院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要到家里来慰问，每每使我感激不已。
  我在分院工作快50年了，对分院有着深厚的感情：是分院的艰苦环境培养我成长；是分院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许多老领导，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德，并得到了很多指导；是分院使我有条件与我的同龄人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并得到了很多帮助；是分院使我有机会与很多年轻人相互沟通，年轻人的朝气感染着我，使我能不断进取……
  我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只想在增强学术空气方面协助分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