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丝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入欧洲。后来，在长期的东西方贸易活动中，丝绸一直是我国古代远销中亚及西方各地的主要商品，因此，连接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这条古代陆路交通线，便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东从中国的西安（时称长安）开始，向西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在新疆境内分为沿天山北路、天山南路、昆仑山北路三条路线向西延伸，越帕米尔高原后进入中亚、南亚和西亚，最后到达欧洲和世界各地。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贸易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受其影响，内外贸易非常活跃并长久不衰，特别是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物质交流更是频繁，成为新疆历史上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先秦史料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早在西汉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前，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就相当活跃。新疆出产的玉石、马匹、牛羊等不断输往内地，内地生产的丝绸、铜器、贝币等也不断地运往新疆、中亚。西方的一些商人也不辞辛苦地经新疆，往内地贩运货物。
  公元前1世纪前后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及西汉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治理，使中外人们的眼界大开，丝绸之路也更加畅通，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汉文史籍载，来住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商队、行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这些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对促进东西方贸易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内地输往新疆及西方的货物主要有丝绸、金银器皿、铜镜、漆器等，西方及新疆输往内地的主要是畜产品、香料、马匹、珍禽异兽等，特别是新疆的毛织品，很受中原地区群众的欢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就曾托人带300匹绸缎给在新疆活动的弟弟班超，要他把绸缎卖给中亚的月氏人后，用这笔钱购买于阗、鄯善出产的毛毯带回内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虽然战乱频繁，但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内外贸易仍相当活跃，经新疆往内地贸易的商人不绝于途，仅平时居住在北凉政权首府姑臧（今甘肃武威）的粟特商人就有1000人左右。敦煌地方政权也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鼓励新疆和中亚商人往中原贸易。在这种贸易活动中，新疆出产的葡萄干、葡萄酒、玉器、棉布等土特产品大批运往内地，同时又从内地把丝绸、铁器等运回新疆。今天新疆境内考古发现了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各种钱币，其中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拜占庭的金币，中国北周政权的“布泉”币，新疆自铸的“五铢钱”、无字方孔小铜钱等，充分说明新疆境内的内外贸易活动仍相当频繁。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仰慕的中心，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活动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唐朝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后，在天山南北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西域广大地区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经新疆来往贸易的中外商人络绎不绝，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唐代诗人张籍的“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就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繁荣的生动写照。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西域及外国商人“藁街充斥”，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在内地久住不归，开店营业。唐朝后期，因吐蕃侵扰新疆，丝绸之路一度受阻，大批西域和外国商人滞留长安，据统计，仅靠唐朝中央政府供应生活用品的就多达4000多人，实际上唐朝中期丝绸之路畅通时在长安的西域和外国商人当大大超过以上数字。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长安时，就经常到西域“胡商”开的酒店饮酒，并在诗中说：“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在这一时期经济交往中，今新疆地区的贸易活动也获得空前的发展，特别是绢马贸易的发展较快，数额动辄以千万计。久住长安和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中，许多就是西域各地的商人。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各种贸易活动，而且把新疆的产品诸如马匹、毡布、毛纺织品、玉器、珠宝、葡萄产品等运往内地，换回新疆各族群众所需的金、银、铁器、文具、茶叶、丝绸等。今天考古中也发现了这一时期在新疆地区使用的各种货币，数量和品种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疆地区在内外贸易中的繁荣和重要。
  10世纪以后，即宋朝以后，虽然由于中西海路交通的开通，陆路丝绸之路在中西经济交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新疆与中亚地区，特别是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往来并不比以前逊色。明朝时，从中亚撒马尔罕经新疆到中国内地的商队，一次运输货物的骆驼队就有800多只，可见规模之大。新疆各地来往于内地的使者商人每年不断，把新疆的玉器、棉织品、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换回金银铁器、丝织品等供新疆居民消费。同时，来往于中亚各国、新疆和中国内地的从事三方贸易的新疆商队也时有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茶马贸易逐年上升。宋朝以后，新疆及中亚各国饮茶的人数大增，对茶叶的消费也逐年增加，特别是这时占据天山以北地区的蒙古各部（时称瓦剌或卫拉特）、哈萨克各部，对茶叶的需求量更大，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为了从内地换回茶叶、布匹、丝绸等生活用品，每年都往内地输出大批马匹、牛、羊等牲畜，特别是马匹，一次输往内地少则数万匹，多者十多万匹。明朝时，中央政府在我国西北各地设有专门与新疆贸易的“马市”、“茶市”等，茶马贸易的规模之大为历史所少见。
  清朝时期，由于新疆社会长期比较稳定，生产发展迅速，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对内对外贸易活动在新形势下有了更进一步发展。北疆地区与哈萨克等的贸易，南疆地区与中亚诸国的贸易仍在进行，新疆出产的棉花、棉布、粮食是他们生活必需的物品。同时，这时新疆与内地各省区的贸易呈现了新的特点，天山南北的奇台、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吐鲁番、阿克苏、喀什、莎车等成了新疆对内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内地的大批商人在新疆建有店铺，在各地长期进行贸易活动。清朝政府在伊犁、塔城、喀什建有贸易亭，专门管理与哈萨克及中亚各国商人的贸易。莎车城中（时称叶尔羌）“八栅儿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如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西域闻见录》）。清朝后期到南疆活动的俄国人瓦里汉诺夫说，喀什噶尔有中亚各国商人侨民数万在这里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可能有点夸大，但说明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这一时期是非常活跃的。嘉庆年间被流放到伊犁的洪亮吉曾写过一首描述当地与哈萨克贸易的诗：“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这里主要指哈萨克）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其盛况跃然眼前。据清朝政府道光年间调查，内地每年运往新疆的仅茶叶一项，就有“四五十万封”（每封约5斤）（《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其中新疆军民每年消费20余万封，另外20余万封被转卖到了中亚各国乃至欧洲各地。同期从内地运往新疆的货物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品无所不有，甚至内地的水果海鲜也运到新疆供各族军民享受。乾隆年间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清代大学者纪昀就吃到过由内地长途贩运到这里的“柑桔”、“海鲜”等，并作诗道：“朱桔黄柑荐翠盘，关山万里到来难；官曹春宴分珍果，谁怯轻冰沁齿寒”；“不重山肴重海鲜，北商一到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鲞，行箧新开不计钱”。
  总之，历史上，新疆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特殊条件长期开展的各种贸易活动，特别是与祖国内地不断加强的经济往来，不但丰富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祖国内地各族群众生活的更为多样化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