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直接地影响着新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这时，英、俄等国势力不但已经深入或控制了与新疆相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且也已经渗透到新疆境内。英国当局派遣各类人员多次进入新疆南部，以“经商”、“探险”、“考察”等名义，收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特别是与新疆相邻的俄国，在派遣军队征服哈萨克草原前后，早已越过巴尔喀什湖，侵入中国境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俄国更加快了在新疆的侵略步伐，不但公开在我国西北沿边境内建立侵略据点，武装移民，修筑公路，为其进一步侵吞中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做准备，而且还在咸丰元年（1851）诱迫清朝政府的代表在《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是近代新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俄国从这个条约中，在新疆获得单方面的设立领事、免税通商贸易等特权，为以后在经济上公开地进行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同时，在这一时期，原“臣附”于清朝的中亚浩罕汗国趁清朝力量衰落之机也逐步崛起，一再对新疆南部进行侵扰。浩罕汗国是中亚以乌兹别克族为首建立的重要汗国之一，东与新疆为邻。18世纪中叶，浩罕摆脱了中亚另一个汗国布哈拉的统治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浩罕首领额尔德尼表示“臣附”清朝，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家。以后，浩罕统治者经常遣使入贡或派使臣进京朝觐。这种“臣附”关系一直维持了数十年，一直到嘉庆后期浩罕与清朝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到19世纪前半期，浩罕势力逐渐壮大，领土也迅速得到扩张，趁清朝逐渐衰败之际，占领了不少土地，势力向东向北一直扩展到新疆的喀什噶尔和伊犁地区。同时，浩罕统治者还长期收留扶持大小和卓的后裔，利用宗教关系支持他们反对清朝的活动。从道光元年（1820）至咸丰七年（1857）的近40年中，和卓后裔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人在新疆的多次大规模作乱，都得到了浩罕的支持或是由浩罕直接策动的。不仅如此，浩罕军队在这一时期还多次大规模侵入南疆，烧杀抢掠，攻城夺地，使新疆南部，特别是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等地区的社会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破坏。
  在新疆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不景气在嘉庆中期就已经表现出来，除官员、伯克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件不断增多外，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发展速度的逐步放慢和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
  如前所述，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诸如组织各族军队大规模地屯田开荒、兴办牧厂、修城筑路、开矿铸钱等等。清朝政府的这些措施和财政、物质上对新疆的巨大支持，使新疆的经济在数十年内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新疆经济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经济建设的初具规模，在嘉庆时期就已经逐渐减缓下来，而这又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上。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国长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所谓经济发展，主要是指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主要指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总产量的增加。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初具规模，新疆军民的吃粮问题还在乾隆后期就已经解决。乾隆四十七年（1782），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地区每年军民需用粮食约“十六万石”，而各族军民上交官府的粮食每年约为“十八万石”，多余“二万余石”，层层积压，粮仓已经贮存“五十余万石”，①以至于出现粮食霉烂的现象。乌鲁木齐地区也同样如此。乾隆五十年（1785），乌鲁木齐都统长清奏称：“乌鲁木齐各处地方，每年支放兵饷口粮各项，约需粮十五万四千余石，遇闰加增。现在升科户民额征地粮，与屯田官兵所交粮石，二项统计，每年可得粮十七万二千余石，除应用支销外，尚有盈余。”②昔日缺粮最为严重的北疆地区到乾隆后期已出现粮食过剩的现象。南疆是新疆传统的农业区，经过数十年发展，到嘉庆时期吃粮问题更没问题。因此，在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官府就已不再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活动，对内地愿意到新疆种地的汉、回等族农民群众，也不再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新疆地方，天气温暖，食物价贱”，③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由于粮食问题的解决，已不复存在，这是新疆农业生产到嘉庆时期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道光前期，由于和卓后裔张格尔、玉素甫一再入境作乱，再加上浩罕军队的入侵，使新疆政局，特别是南疆维吾尔地区的政局一再动荡，农业生产更谈不上大的发展。上述情况一直到道光中期才有所改变。这主要是人口的自然增殖造成耕地不足，而掀起新的屯田垦荒高潮。但这个高潮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并没能坚持多久，成效也有限。至于咸丰时期，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和社会经济的破坏，造成新疆协饷不足、财政危机，再加上政局不稳，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更是停滞不前了。
  另外，有清一代，由于种种原因，新疆财政一直不能自主，军政开支几乎完全依赖内地中央政府和各省协济，史称“协饷”，也严重地制约着新疆经济的发展。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初期，正是处于鼎盛时期的乾隆中期，国力强盛、财政充裕，对新疆每年200余万两白银的“协饷”供应，并没什么困难，不但按时拨解，而且还给大批额外资金，帮助新疆发展生产。当时，乾隆皇帝还专门发布上谕，驳斥清朝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治理新疆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论调。④
  但是，到了嘉庆时期，随着财政状况的日益紧张，清朝政府已没有乾隆时期那种财大气粗的语言，开始在上谕中要求新疆增收节支，以减少“协饷”供应数额。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皇帝在上谕中说：“新疆南北两路，自乾隆年间开辟以来，……经费系由内地拨解备用，岁以为常。……该处自平定以来五十余年，人民日聚，土地日辟，今昔情形不同，因时制宜，亦宜量加裁定。……此事关系甚大，……朕亦不责以近功速效也。”①嘉庆皇帝虽没提出马上减少新疆“协饷”供应数额，但对新疆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不祥信号。道光时期，清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更为困难，对新疆日常的军政开支费用虽勉强可以如数拨解，但对经济发展或突发事件的额外拨款已力不从心。道光中期，清朝政府在平定张格尔、玉素甫作乱后，曾决定在南疆巴尔楚克等地安置内地汉、回等族农民群众屯田，其目的就是“备官兵俸饷之用，而省内地拨运之烦”，②是为了节省军政费用。后来，清朝政府在南疆开展“民屯”成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资金。为了解决新疆经费不足，长龄于道光十一年（1831）向清朝政府提出过一个建议：“请将各省绿营兵额，各按马步守兵，分别均匀，于每百名内，暂裁二名，咨照各该省核办，即将各省裁缺所节经费，由部汇拨，解交甘肃藩库，自道光十二年为始，归入回疆经费项下，搭运前往，以资支发。”③长龄的这个建议久无下文，不了了之。这时，新疆由于支出的不断增多而财政已相当困难了。到了咸丰时期，内地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农民起义爆发，清朝政府财政陷入危机，对新疆协饷已不能按时拨解，欠额越来越多。咸丰四年（1854），清朝政府正式通知新疆，“现在内地军务未竣，度支告匮，所有新疆各城经费及协甘兵饷，几至无从指拨，若非设法变通，断难持久”。④新疆财政由于“协饷”不继而入不敷出，很快便无法维持，处于破产边缘。
  总之，在道光朝的数十年中，国际、国内以及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处在重大的变化之中。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在这数十年中，从总体上来说，新疆经济处于逐步地从盛向衰的转变之中。虽然在道光中期曾出现过一时的以兴屯垦荒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复兴，但终究无补于新疆经济逐步走下坡路的大局。

　《清高宗实录》卷1155，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丙申。;　《清高宗实录》卷1227，乾隆五十年六月癸酉。;　《清仁宗实录》卷266，嘉庆十八年二月壬戌。;　《清高宗实录》卷612，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壬子；卷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癸卯。;　《清仁宗实录》卷280，嘉庆十八年十二月戊戌。;　《清宣宗实录》卷274，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庚子。;　《清宣宗实录》卷197，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　《清文宗实录》卷131，咸丰四年五月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