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早在明朝崇祯末年，即清朝入主北京成为我国中央王朝之前，刚上台执政准噶尔部不久的巴图尔珲台吉（？—1653），就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首领一样，派使臣到当时清朝的军政中心——盛京（今沈阳），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在这同时，双方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建立起来。
  清朝与卫拉特蒙古政治关系的建立，开始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即清朝的太宗（皇太极）崇德二年。这年，“厄鲁特部落顾实车臣绰尔济，遣其头目库鲁克，来贡马匹、白狐皮、獭喜兽、绒毯等物。顾实车臣绰尔济，初未入贡，闻上威德远播，至丙子年，乃遣使。因路远，于是岁始至。”②这里的“厄鲁特”，今一般写作“卫拉特”；“顾实车臣绰尔济”，指固实汗（有的清代文献又写作“固始汗”），当时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因为这时和硕特部在卫拉特蒙古各部中势力较为强盛，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起到首领的作用。对固实汗的这次遣使朝贡，皇太极非常重视，也是卫拉特蒙古与清朝政治交往的开始。对此，前人说：“我太宗文皇帝崇德二年，固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是为厄鲁特通〔贡〕我朝之始。”③以后，卫拉特蒙古各部首领便不断遣使朝贡，与清朝的政治性往来不断。这里面就有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儿子僧格派出的准噶尔部使臣。
  明崇祯十一年（1638），即清朝崇德三年，巴图尔珲台吉派使臣墨尔根岱青赴盛京，向清朝“贡马匹”。④这是准噶尔部与清朝首次直接发生政治、经济关系。
  清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北京，成为我国中央王朝之后，准噶尔与清朝的政治、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双方互派使臣不断。
  顺治三年（1646），准噶尔与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卫拉特蒙古各部的王公台吉共23人，联名向清朝政府遣使通贡，表示友好。在这些王公台吉中，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杜喇勒和硕齐、楚琥尔乌巴什、罗卜藏呼图克图等人“并附名以达”。对巴图尔珲台吉，还特别记载说：“巴图尔珲台吉，名和多和沁，孛罕十四世孙，恃强侮诸卫拉特。”①说明这时的巴图尔珲台吉不仅已是准噶尔部的首领，而且在卫拉特蒙古各部中的地位也正在提升。
  顺治四年（1647），巴图尔珲台吉单独派使臣到北京朝贡，与清朝进行政治交往。清朝政府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宴请到京的准噶尔使臣，赏赐缎布等物，而且随后还派遣官员宰桑古尔、侍卫乌尔滕作为使臣，持顺治皇帝的信前往巴图尔珲台吉的牧地进行回访，以加强双方的政治关系。②这是清朝政府首次派使臣进入准噶尔。
  在顺治七年（1650）和顺治九年（1652），巴图尔珲台吉又两次“遣使”进京“进贡方物”。③
  顺治十年（1653），巴图尔珲台吉去世，子僧格（？—1671）继位，仍不断遣使进京，与清朝继续保持这种政治上的朝贡关系。对此，清代文献中皆有记载。十三年（1656）和十四年（1657），僧格以其父巴图尔珲台吉的名义遣使进京，分别向清朝“贡貂皮、马匹”和“贡珊瑚数珠、白氆氇”。④
  康熙三年（1664），僧格在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等人的支持下，消灭政敌，正式执政准噶尔部，随即派使臣入京朝贡，表示愿与清朝继续发展已有的友好关系。五年（1666），僧格派遣的“进贡”使臣到达北京，受到清朝政府的接待“赏赉”。⑤六年（1667）、八年（1667），僧格又接连“遣使进贡”，⑥均受到清朝政府的接待和赏赐。
  在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父子执政准噶尔部的30余年中，清朝与准噶尔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摩擦和矛盾，例如在顺治四年（1647）准噶尔使臣呈顺治帝的信中，因没向顺治帝请安而引起的误会；八年（1651），因巴图尔珲台吉收容侵扰清朝地界的喀尔喀蒙古部众而遭到清朝政府的责难等。但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内，清朝与准噶尔的政治关系是比较友好而平静的。
  在巴图尔珲台吉、僧格父子执政准噶尔汗国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清朝与准噶尔在经济上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以上双方上层的朝贡和赏赐，民间较大规模的物质交换或商品贸易并不多。在这一时期记载双方经济交往的清代官方文献中，“进贡”、“赏赐”一类的文字很多。这里的“进贡”，即指准噶尔的使臣把进京时所带的各种物品献给清朝政府，这里面包括马匹、骆驼、各种珍贵的兽皮、绒毯、珠宝等。这里的“赏赐”，即指清朝政府把各种物品赠送给准噶尔赴京的使臣，主要是绸缎、布匹和各种生活用品。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等贡貂皮、马匹，赏赉如例”。①十四年（1657），“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贡珊瑚数珠、白氆氇”。②康熙五年，“厄鲁特僧厄台吉，遣使进贡，赏赉如例”。③
  在我国历史上，包括新疆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在特殊政治条件下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之间开展的、以“朝贡”和“赏赐”名义进行的物质交换和贸易活动屡见不鲜。他虽然带有很大的政治性，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双方和各地区之间的物质交流和经济发展，仍有积极的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样，这一时期清朝与准噶尔经济上的这种特殊交往，对于增进双方关系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二年十月丙午。;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下所引该书，皆见此版本。;　《清太宗实录》卷44，崇德三年十月庚戌。;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古老档》，蒙字46号—0056。转引自马大正等：《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八四，“舆地十六”。见高健等《清三通与续通考新疆资料辑录》上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9页；《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二月甲辰。;　《清世祖实录》卷97，顺治十三年正月己丑；卷109，顺治十四年五月壬子。;　《清圣祖实录》卷19，康熙五年五月庚子。;　《清圣祖实录》卷24，康熙六年十一月甲子；卷31，康熙八年十二月庚申。;　《清世祖实录》卷97，顺治十三年正月己丑。;　《清世祖实录》卷109，顺治十四年五月壬子。;　《清圣祖实录》卷19，康熙五年五月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