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内容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1963年初，19岁的张扬由长沙去北京看望唯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临行前，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你是他的夫人吗？”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xX X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舅舅的苦学成才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劳动之余将《浪花》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科学家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之后他又改了两稿，易名为《归来》。
1970年2月，张扬因曾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议论林彪搞个人迷信，而以“现行”罪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出事前，他便将随身隐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临被带走前，被铐着双手的张扬对缩在被窝里的弟弟悄声说：“快去陈x x家，将里面的东西——”他打了个撕碎纸片的手势：“嚓！嚓……”随后，他被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伸。在他被警察带走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却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手抄本越传越广，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并翻看了《第二次握手》后，给《北京日报》打电话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地被转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査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1975年1月7日上午，张扬再次被捕人狱与此同时，长沙的姨母、母亲和北京的舅父，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査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穷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狱中，张扬觉得，与这帮人没什么可论理的，再找他“审讯”时，他索性对他们说：把你们的“从宽”收起来，把你们的“从严”拿出来！他就等着有人把他拉到铁窗外的高墙下，令行刑队向他“端枪”、“瞄准”了。突然，很奇怪，对他的一切“审讯”都停了下来。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关于张扬案子的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提意见。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故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如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当康濯等同志得到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近四载，他们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奔走呐喊。与此同时，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收到不少要求给《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恢复名誉，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来信。该报一位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女编辑顾志成辗转借回一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一口气读完，被感动得流了泪。她立即向报社领导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品的命运。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南下调查。一个月后，她们把已经了解到的关于这起文字案前前后后的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这位领导表示，省公安局认为《归来》要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然而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局，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下午3时许，鹿洞里看守所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省公安局于志副局长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反复调査研究，现在终于作出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本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极度虚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似有一股热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起那句“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的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字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为《第二次握手》出书一事飞抵长沙。从他口中，张扬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吶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汹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燿邦不但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下面，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给胡德华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德华同志：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胡耀邦1.22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高烧不退的张扬被李硕儒带回了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胸部X光片表明他已“病入膏肓”了：左右两侧肺叶均已布满“粟粒状”结核病灶，左侧还患有胸膜炎，长年的饥饿、冤狱之苦，极度的营养缺乏，多次的绝食（最长的一次长达十四天），连续五十二天的重感冒，是感染肺结核并使之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位医学专家惊叹道：“如果再在监狱中呆两个月，不，一个月，就绝对没治了！”治疗期间，张扬倚在病床上连续奋战五十多天，将二十万字的手槁，改写成二十万字的定稿。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俗话说：“吃水不忘掘井人。”张扬将这本历经磨难的书，首先寄给可亲可敬的领导人胡耀邦。后来他听说，耀邦认认真真地读了这本书，并对一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1963年初，19岁的张扬由长沙去北京看望唯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临行前，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你是他的夫人吗？”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xX X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张扬自幼酷爱读书，还爱写写画画。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舅舅的苦学成才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劳动之余将《浪花》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对我国科学家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之后他又改了两稿，易名为《归来》。
1970年2月，张扬因曾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议论林彪搞个人迷信，而以“现行”罪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出事前，他便将随身隐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临被带走前，被铐着双手的张扬对缩在被窝里的弟弟悄声说：“快去陈x x家，将里面的东西——”他打了个撕碎纸片的手势：“嚓！嚓……”随后，他被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伸。在他被警察带走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却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手抄本越传越广，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并翻看了《第二次握手》后，给《北京日报》打电话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地被转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査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1975年1月7日上午，张扬再次被捕人狱与此同时，长沙的姨母、母亲和北京的舅父，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査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湖南省公安局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穷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狱中，张扬觉得，与这帮人没什么可论理的，再找他“审讯”时，他索性对他们说：把你们的“从宽”收起来，把你们的“从严”拿出来！他就等着有人把他拉到铁窗外的高墙下，令行刑队向他“端枪”、“瞄准”了。突然，很奇怪，对他的一切“审讯”都停了下来。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关于张扬案子的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提意见。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故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作者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如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当康濯等同志得到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近四载，他们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奔走呐喊。与此同时，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收到不少要求给《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恢复名誉，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来信。该报一位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女编辑顾志成辗转借回一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一口气读完，被感动得流了泪。她立即向报社领导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品的命运。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南下调查。一个月后，她们把已经了解到的关于这起文字案前前后后的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这位领导表示，省公安局认为《归来》要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然而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局，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下午3时许，鹿洞里看守所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省公安局于志副局长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反复调査研究，现在终于作出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本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极度虚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似有一股热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起那句“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的话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字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为《第二次握手》出书一事飞抵长沙。从他口中，张扬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吶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汹涌。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耀邦画了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局预审处副处长、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燿邦不但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下面，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耀邦也打了线。给胡德华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德华同志：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胡耀邦1.22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高烧不退的张扬被李硕儒带回了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胸部X光片表明他已“病入膏肓”了：左右两侧肺叶均已布满“粟粒状”结核病灶，左侧还患有胸膜炎，长年的饥饿、冤狱之苦，极度的营养缺乏，多次的绝食（最长的一次长达十四天），连续五十二天的重感冒，是感染肺结核并使之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位医学专家惊叹道：“如果再在监狱中呆两个月，不，一个月，就绝对没治了！”治疗期间，张扬倚在病床上连续奋战五十多天，将二十万字的手槁，改写成二十万字的定稿。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俗话说：“吃水不忘掘井人。”张扬将这本历经磨难的书，首先寄给可亲可敬的领导人胡耀邦。后来他听说，耀邦认认真真地读了这本书，并对一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