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这些先锋作家向庸俗作家蜕变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这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在价值危机和商业诱惑的双重夹击下拱手投降。苏童从《水神诞生》的激情象征中滑入无聊的历史传奇，格非由《迷舟》那样清丽地散发江南水乡香味的作品和从存在的迷惘之诗中滑向干枯的叙事圈套。孙甘露的“绝对写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暗含着举棋不定和自我怀疑：“我为何至今依然漂泊无定，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段往事。今夜我诗情洋溢，这不好。这我知道。亳无办法，诗情洋溢。今夜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少年酒坛子》）这是一个诗人在茫茫夜色时分的顾影自怜。对照一下杜甫的名句：“此身饮罢归何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一种元气充沛的文化活力与一种精力耗尽的衰颓心境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文学上的“强者时代”被一个灰暗的“弱者时代”所取代。在古代,诗代替神向世人诉说真理；在近代，文学代表民众向邪恶力量开战；在当代，艺术以自身的无力添加世界的寂寞。文学成了物性的无限爱慕者，这种物性不是东方“物化”诗学中人向物的“更广大更神秘的生命”靠拢，而是法国新小说式的向“物性的冷漠无情” 的无机性（罗兰•巴特称为“零度写作”）靠拢，企图从物的坚硬不可解的表面博取某种怜悯和“不朽光照”。物性的崛起，使文学所剩无多的美感丧失殆尽。举目扫瞄，“后工业”、“后现代”、“后新潮”、“后殖民”比比皆是，“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新小说”应有尽有,但这一切“喧哗与骚动”，均无法掩盖当今文坛的贫瘠与荒凉。文学由对虚无的抗争，变成对虚无的认同；由对现实的超越，变成无可奈何的囿于；由对商业的虚与委蛇变成无条件的胁肩谄笑……人们越来越觉得这种文学的颓败似乎与某种种族的文化特质相关。命当如此，夫复何为？ “我们瞻望那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海德格尔语）上帝抽身而去，众神纷纷离席，只剩一些枯枝败叶装点都市生活荒凉而繁华的门庭，文学就此式微。文学在经历了短暂的后现代主义逃避之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衰败和消亡。文学的衰败与消亡是我们时代精神全面崩溃的写照。文学的衰败与消亡宣告了多重的危机：诗性危机，即诗性作为对有限世界的无限超越弃置一旁；真理性危机，即文学作为与有限世界的平等对话者，参与了这一世界的困惑，添加了它的深度，而今，这种对话被玩弄所取代;美感危机即人们供助审美实现对外在世界重压的片刻逃离的企图全部落空了:在平面化和枯燥化的现代文本中根本就没有了内在空间，以供人们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憩息。文学由人类精神的慈母变成了时代的精神弃儿。我们成了这个世界的不折不扣的囚徒，白天被物欲和商业倾轧所催促，晚上则只能木讷地面对电视机，看着四方不断涌起的本质空虚。此时此刻，若想杜绝任何形而上学和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法，我们只能仗神秘主义对事物自我更新能力的无限信赖：如果某个问题在某种逻辑视野内不可能被消解，那么正确的方式不是更换这个问题以回避之，而是更换这个问题得以产生的整套逻辑。“改变了的目光改变了世界”（叶芝语）。总之，当代文学不再是时代的经典叙事，它让位于多种文本的“共同叙事”。其中影视媒体占据时代叙事的主导地位，文学成为它的附庸和陪衬，只能从它的叙事光芒中分享一丝辉煌，所谓崇高早已被诸如行为艺术所展示的颓败气氛所笼罩，显然，在大肆渲染的“艺术的目的就是反艺术”的举动中，艺术正走向渺茫之地。重返崇高已成为迫切的需要。然而,这就需要我们靠一个绝对的神圣，只要我们信任他，神圣的复归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