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除了儿时的伙伴和快乐的游戏外，最清晰的恐怕就是搬家了。从我三岁到上小学四年级，7年间，我的家就搬过7次。那时家给我的感觉就和女诗人梅绍静的诗中所说的：是山原上烈日下背麦人的剪影/是一个含在嘴里止渴的青杏，有几分清苦又有几许甘甜。我们一家人虽常常居无定所，但却也随遇而安，其乐融融。我的第一个家是父亲以前过单身时的宿舍，不足20平米。那时母亲刚从遥遥千里之外的老家过来，没有工作，便在远离银川、靠近黄河的通贵县农场谋得一份工作，我的家便自然而然分做了两半：母亲带哥姐在通贵住，我随父亲留在银川。那时，每逢星期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叫醒，然后踏上家中唯一值钱的大加重车，前面捎着我，后面驮上足够母亲三人吃一个星期的重重一罐子酱油和满满一筐子蔬菜，去和远在几十里以外的母亲哥姐团聚。到家之后，父亲便帮母亲干些农活，然后带领我们三个“小淘气”去黄河边网鱼。最后全家人再美美享受一顿香喷喷的炸鲫鱼。一天的团聚之后，父亲又披着星光，驮着我和空空的酱油罐、菜篮子往银川的家赶，每个星期天，父亲都是这样风雨无阻。至今忆及，常怀念那份奢侈的“享受”和飘荡的鱼香。为了解决家中日渐露底的面袋子和母亲的户口问题，我家又从城市搬到了农村。第二个家很宽敞，除了有一间半大的平房外，前面还有一个大院子和一间小厨房，院中种了些花草，还养了几只鸭子。新家冬暖夏凉，春天时常有燕子衔泥做窝，周围有潺潺的小溪，弯弯的柳树、碧绿的菜畦、烂漫的野花和淳朴的农民，离家不远处，还有块属于我家的“自留地”，地里种满了瓜果蔬菜，所以这里对年幼的我来说简直犹如人间天堂。那时哥哥姐姐都在离家较远的城里上学，每周回家一次，父亲工作也很忙。每到周末，母亲就带着我早早地来到村子通向外界必经的一座小桥上等哥姐。等到哥姐后，我们母子四人就又一边站在桥边等父亲，一边谈论些哥姐在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直到父亲骑着车子回来，一家人才有说有笑回家。就这样，我在我的第二个家中度过了我最快乐幸福、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眼间，我已上学读书，哥姐也到了升初中、高中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前途，父母历尽千辛万苦，将家从农村搬回了城市。我们租了郊区一农户人家的一小间平房。第三个家房前依然有青青的菜苗和砖砌的花圃，唯一不同的是，离家不远处常有火车汽笛响过。那时，每个夏日的黄昏后，全家人围坐在一棵大树下，父亲品茶，母亲织毛衣，姐姐伏案温习功课，我和哥哥在一旁捉虫子、滚石头，常常从黄昏直到天黑。记得有一日，风雨大作，我家的小屋雨漏得不成样子，家中所有的盆盆罐罐都用上了还是无济于事。父亲—人蹲坐在一旁吸着闷烟，独自无语。我们三个孩子看着外面电闪雷鸣，都吓得蜷缩在床角。那一夜，雨下了很久…… 后来三次搬家，不是因为没电，就是因为离学校较远，总共住了不到一年。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因父亲工作的单位照顾知识分子，我们家住进了当时盖得最高也最漂亮的8号楼，即单位的科技楼。第一次从平房搬到楼房，而且住进了有自来水、有洗手间、有前后两个阳台、有四个房间的65平米大的房子，全家欢呼雀跃了许久。我们再也不用在昏黄的烛光下，头碰头地在一张书桌上温功课了，母亲再也不用点着柴禾做饭了，父亲再也不用踏着加重车骑半个小时上班了。家里渐渐地由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由烧煤炉换成了煤气灶，蜡烛也被现代化的台灯所替代。在这个家，我们一住就是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