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本新著，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经济状况的分析。在这一部分里，晓声先生因为担心讨人嫌，甚至可能引起诉讼，不敢以他人为例，直接拿自己开刀，坦白地交待了他自1979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至1997年工资和稿费收入的情况。就我阅读范围所知，敢于公开谈自己的工资和稿费收入的，除了梁晓声之外，还有北京知名学者、散文家季羡林先生。但季老先生在他的那篇谈消费的文章里，也仅仅是谈到他的工资虽然不高，稿费收入却并不少，遇上需要捐钱的事他也能大把地捐出去，然而他的稿费收入到底有多少，老猾的季老先生却并没有具体化，不像梁晓声先生那样一笔一笔清清楚楚。通过坦白的梁晓声所提供的账目，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有名气同时又勤奋的作家，经济状况虽然无法与做老板的相比，但与一般只是拿工资的人比起来，也仍然要高出许多。但是，梁晓声的坦白也让我们明白，一个即使像他那样有名气又高产的作家，1988年以前七年的稿费总收入还抵不上一名歌星几首歌的开价。从1992年至1997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的稿费总收入，可能也就是杨澜出版一本八万多字的书的版税的一半左右。.而他所有全部600余万字印成书的作品的发行总量，除了《浮城》特殊一例，可能比姜昆一本《笑面人生》的发行量还少十几万册，更不敢与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相比。发行量不能相比，在实行版税制有了印数稿酬的今天，稿费收入自然也就不能相比了。这就是名作家与明星的区别。当然，梁晓声的坦白还让我们明白，一个作家固然不是也不应该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但在商品社会，作家在金钱面前的过分惶恐和谦逊，往往会被人利用，浑然不觉地成为狡猾的商家赢得最大利润的工具。梁晓声在他的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1992年某出版社（梁晓声在书中点了该出版社的名，但恕我在此隐去其名）的编辑，看了他的38万字的长篇《浮城》的手稿之后，问他千字80元同不同意，谁知他却吓了一大跳，他还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稿酬，认为是编辑信口开河说大话，又认为倘若接受了大话许诺，其结果总是不好。于是主动减半，言定每千字40元即心满意足矣。然而，组稿编辑却还是与梁晓声议定，书倘若发行得好，稿费再有补贴。尽管后来《浮城》出版之后发行相当好，达到了40余万册，但那位编辑却不再言当初补贴一说，而当梁晓声希望其履行诺言时，编辑同志却说当初只是口头说说，没立字据，不能算数。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写书的远远比不上出书的、卖书的，善良的作家们当以梁先生此事为戒，学会保护并争取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