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1968年离开北京，在大半个中国转了个圈以后，1990年才回到北京，难免一直呆在北京的人不再拿我当北京人看。聊天时，问到学历什么的，我总自豪而习惯地说:“‘宁大'毕业的。”“什么、什么，宁大是什么学校?”我这才意识到，在宁夏无人不晓的“宁大”，北京人却闻所未闻，我只好把全称“宁夏大学”一字一顿地说一遍。之后,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总得补这么几句“宁大”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位，相当于哈佛大学在美国，剑桥大学在英国，北京大学在中国。不是流传这么句老百姓的话，“满朝文武尽清华”吗，宁夏大学为宁夏培养了不少人才，宁夏人可以这么讲-“宁夏政要皆宁大”。第一次听到“宁大”是1971年我刚到银川的时候，听人讲了个“宁大”的故事：文革期间，宁夏大学的学生到北京串联，坐公共汽车，售票员查票，其中一个宁大学生指着已买了票的同学说：我们是一搭里的（可能为陇东方言“我们是一块儿的”）。售票员听了直撇嘴，“别说是意大利的，德国的也不行,买票。”从此知道除了宁夏话以夕卜，银川还专有一种“宁大话”，指的是宁夏人学说普通话不到家，故成了“宁大话”。这个传说不觉影响了我这个还以北京人自居的知青，对“宁大”没什么好感。后来插队落户到盐池，长城铸造厂没能进去，只好苦挨苦磨度日如年地等待其他返城机会，北京肯定没戏，求其次银川也成；银川无望，再求其次，吴忠也行，这是当时盼星星盼月亮的极渺茫的希冀。1973年传来大学要全面招生的消息，我是盐池县屈指可数尚留在农村没动地方的知识青年之一，公社也愿意早点打发走我这个“老大难”，积极推荐我作为可教育好的“知识青年”当“工农兵大学生”，填了表后不久，便被集中到盐池县一中参加考试，名为考大学，其实考的全是小数分数四则混合运算什么的，如此考题我用口算也能做出来。因为是宁夏大学外语系招生，我想全盐池的工农兵里也不会有几个学过英语的，便报了 “外语系”。凡报了的也得走下过场，原来只是考考ABCD等字母，会背下26个字母的就为合格。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进了考场，我就对主考老师来了句"Hello, good afternoon!（下午好）。老师是苏树铭，宁大化学系毕业分在盐池教化学，据说他现在美国已获得了博士学位。猛一听,他竟吃了一惊，便用英语问了句"What i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How oldare you?”（你几岁了）我也一一用英语作答，其实这英语水平就是英语国家一两岁幼童的水平。可在当年的盐池轰动了，都说盐池来了个北京知青功课如何如何棒，数学考了一百分，英语和老师能对答如流等等。宁大去招生的老师是宁夏大学化学系的陈仁，当晚便接见了我，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等，表示对我的文化水平尚满意，最后鼓励我说:根据党的政策，工农兵大学生中可以有百分之百的“可教育好子女”，你努力争取吧。听了这番话，我竟高兴得半夜才睡着觉。第二天回生产队，走过古长城脚下时，想起了杜甫的名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得太棒了，太符合自己的心情了。谁知好事不过夜，第三天就传来消息，“文化考察是右倾翻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还不知道辽宁出了张铁生。我一听到消息忙又赶到县上去找陈仁，他说：小伙子别丧失信心，以后争取上北大。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宁大”没戏了。顿时在我心中“宁大”就如悬在云端的天堂，宁大校门就如同“南天门”，是那么高不可攀。这次再回生产队，仍旧路过那段古长城，站在沙丘上，满目萧然，萦绕在头脑中的诗句却成了：“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适龄青年都得知了这一消息。由于我是老初三的，银川的新城招办还不发给我准考证，说老三届生专指高中以上的,不包括初中生。后经我们厂人事科的人努力（如何回银川进的长城铸造厂已在《却望宁夏是故乡》中作过交待），临考前一星期才发给我准考证。虽说这之前自己也找些题作，但由于当年上“宁大”碰的钉子太重太狠，也弄不清这恢复高考”是否会有反复，复习得不是太认真，看着印得十分精致的准考证，无形中增强了拼搏的信心,开始夜以继日地复习，每天都要到夜里两三点。这次考试距1965年的高考隔了十二年,积攒下了十二年的毕业生,宁夏的录取率也是好几十个中取一个，其中还有相当多的老高中的，竞争中我并无优势可言。但是对宁夏大学强烈的向往，它在我心目中那难以描述的崇高地位，促使我产生了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由于邓小平的特别批示，我和同班的四十一名同学经过种种波折，终被宁夏大学录取为走读生，我终于进了宁大。因为是走读生，一直拖到1978年的5月底才入校，我报到的那天，走到宁大门口时，正好又碰到陈仁老师，我说，陈老师您还认得我吗?他仔细端详之后说，你到底还是进了宁大了。这真应了《红楼梦》上那两句话：“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宁夏大学四年的犬学生活，对于我们走读生来讲，精确计算只有三年半，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畅快收获丰厚的三年半。并且，后半生的命运一直和宁夏大学紧紧相连。回想起来我们这一届真够幸运的，遇到了好几位高水平的老师，他们当年虽无教授头衔，却都有教授之才，给我们上逻辑课的吴家麟老师，反“右”时是被周总理点过名的，也算风云人物了。后来当了宁大的校长。他的逻辑课妙趣横生,幽默诙谐，严谨精练，博古通今，老师讲得兴高采烈，我们听得聚精会神，课堂上时时爆出会心的笑声，上吴老师的课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晚我们两届的，包括后面几位老师他们就无缘耳提面命。中文系上古汉语课的刘世俊老师，讲《史记》中的“鸿门宴”，其中樊哙如何进的帐中,如何放下盾，如何拿过项羽赏的整个一只猪腿……其气势举止和项羽的对答，全讲得如樊哙再世。刘老师是京剧票友，讲这节课，他连比划带站位，走位，带表情。樊哙的视死如归忠心救主，刘邦的机警聪明，张良的沉着冷静，项羽的优柔寡断等等，刘老师通过他的天才授课，将两千年前的人物场景全都一一再现出来，让我们如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又经历了一次“鸿门宴”。后来，众望所归，刘老师担任了宁夏大学副校长。讲先秦文学的是李增林先生，他对“诗经”、“楚辞”的研究在国内都属于一流，听他的课，从“诗经”中知道了许多习俗和传统的起源，才了解到黄河文化的底蕴。李先生学术上名气相当大，后来担任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院长。陈学兰老师讲当代文学，一部看上去挺普通的短篇《黎明的河边》，人物刻画手法整整分析了三堂课，确实让我学到了刻画人物的种种手法。我的短篇小说曾在国内著名刊物《十月》上发表，终以这小小的成功报答了老师的指教。由于是经历了文革劫难才进的大学，教材奇缺，“文艺理论”没有课本，讲的净是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那一套。班长冯少军从私人手中借到一套以群文革前著的《文学基本原理》，便组织发动了十几位同学，每人几十页刻钢板出油印本，这任务我整整干了半个暑假，把书抄一遍，顶得上读十遍，无形中的学习使自己受益匪浅。回首在宁大的生天都像一首诗一首歌，让人激动难忘。不觉之间，到今年五月是我进宁大整二十周年的日子。自从中文系毕业后，公务便一直以文字为主，是宁大给了我这安身立命的本事。这几年间最大的出息，就是出过几本书,写过百上篇文章。“敝帚”自珍，每当拿出来翻看时，一向对我这个宁大毕业生不以为然的女儿在一旁也露出敬重之色，她也给报刊投过稿，得到的是清一色的退稿信，碰了几次钉子后，始知什么事都不那么容易。尤其为她所喜爱的《中国青年报》、《中国体育报》上刊出了几乎整版她老爸的文章后，她也不再冷嘲热讽她爸爸的宁大情绪，转而对别人称-我爸是宁夏“哈佛”毕业的，对此，我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