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读到今年《随笔》第3期刊出的南丁的《感慨二端》，也引起我一点感慨，于是便产生了写这篇小文的念头。何南丁先生感慨之一是，他青年时代曾作《“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被罗织了一顶“右”字号帽子，一直戴了二十余年。那是他的第一篇杂文，也是数十年来“唯一的一篇杂文”。而同是这篇杂文，50年后，却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1949-1976）·杂文卷》。历史的沧桑感引发了他的感慨：看来，不是那篇文章所说的意思有什么问题，只是他的话“说得太早说得不合时宜”罢了。其感慨之二为，1955年发表的小说《检验工叶英＞，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两家同时选入两种不同版本。当年选入选本的稿酬颇高，是以“每千字25 元计算的那时，他就收入了两笔各500余元的稿费。而1998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卷收入此文后，给他的一张稿费通知单，其款额为：512.50 元。由此，作者感慨道：“不是说要稳定吗？稿费堪称稳定之模范了。40余年过去，依然故我，稳如泰山，我之岿然不动，真算得上是超稳定了。”此乃南丁先生之又一端感慨。
  何先生由亲身经历述说了稿费40余年“稳如泰山”之一例。其实，能“稳”也罢了，问题是还有种种不稳之情况。笔者曾有《宁夏有个刘阳生》一文，见诸1996年8月 30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不久，收到稿费200元。该文不足5千字，看来每千字已过40元了。同是这篇文章，后被《共产党人》选刊于同年第11期，这家刊物则付笔者 70元稿酬，我自然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标准计算的。不过，如今已有了电脑，精确计算也许并不困难。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的编辑还是尊重作者的权利：用了作者的稿子，则按文付酬。1998年伊始，该刊又转来一个获奖证书一经该刊推荐，小文又在一个什么学会的评奖中，被评为全国党建刊物优秀稿件一等奖。证书之后，自然不会再有什么下文了。评奖之事，历来是“雷声大，雨点小”。“精神鼓励”为主嘛 ！这已成惯例，我是理解的。何况在形形色色的所谓x-x奖被评滥了的情况下，不参与比参与为好。令人不理解的是，此文被收入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集《中华之魂》后，竞然也没有下文 ！这是一部洋洋220万字的精装大型文集，每册定价高达148元。笔者曾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十多年，并于版权之类的事，也略知一二。因为文章见报时，并未注明作者的单位，怕这家远在北京的出版社因不知我的地址而不好联系，于是就主动写信给九洲图书出版社，说明他们录用时，把“马东震”误作“马东霞”了（这个“震”字，以往曾数次被误作“霞”，这次又被“女性”化了，有什么好说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一本样书。这家出版社很快回话了，让我和此书的主编单位四川省社科院联系，而四川社科院一位姓刘的同志却电话“通知”我和文主刘阳生联系，结果刘阳生则以私人名义赠我一部《中华之魂》。从宁夏而北京，而四川，再回到宁夏，转了一个大圏，此事就此不了了之。谁说稿费“稳如秦山”？ 这不是“不稳定”的一例吗？拙文被收入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集，非但得不到稿费，得到一本样书，还欠下了被撰人的一份人情 ！真叫人哭笑不得。
  版权法已公布八年了，是九洲图书出版社的领导没看到这个法，还是认为这个“法”多余？不得而知。不管出版社和该书主编之间有什么名堂，我想在此郑重提醒一句：“著作权属于作者 ！”此乃看了何南丁先生“由稿费单引发出的感慨”之一点感慨。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