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我学围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父亲会下，第一副棋子是从护城河里捡的黑白两色的石子组成的，那时也不见商店卖围棋。后来对围棋可能算是有些灵气，被北京棋艺研究社招去作了学员，而再后家都搬到棋社楼上。1965年获得过北京市少年乙组冠军，那年的第二、三名分别为刘文龙和聂卫平之弟聂继波。当时既不知道下棋可以为国争光，也没有把它视为谋生之路，学得不很认真。文革插队落户的际遇才使我深深地感叹一声，多亏当年学会了下围棋。我1971年离开东北阿荣旗音河公社，转插到宁夏的盐池县高沙窝公社，虽然换了插队的地方，但出身不好的黑锅依旧扣在自己的头上，丝毫没有松动。宁夏的自然条件比东北差多了，尤其盐池，前是腾格里沙漠，后是毛乌素沙漠，靠天吃饭的农村就可想而知有多苦。我从东北来西北的原因是我哥哥在宁夏某新建工厂工作，由于新建需招收工人，或许看在本厂职工的面子上，像我这黑九类出身的也能照顾一下，仅仅是凭着这样一丝飘渺的希望，就迁徙了大半个中国。
  到了盐池，开始一切顺利，果如先前的设想，不到三个月，新鲜劲还没过去，就有宁夏长城铸造厂来招工。铸造工相当于城市里的煤矿工人，整天也是满头脸的黑灰，不同的是一个在地底下一个在地上头，城里人没有愿意去干这工作的。我不同，我已是地道的农民了。哥哥虽事先也托了人但我却一直心里不踏实，如果换成出身好的，铸造厂还不去呢，我暗中企盼最好没人愿去干这工作，我的希望就会大些。
  '从公社领了表填上，送到县劳动局，参加体检都很顺利，就等着发录用通知了。铸造厂管招工的很客气地把我叫到他在县招待所的住房。外表看去，这人很厚道，一点架子都没有，脸黑黑的，像是铸造厂的黑灰都已渗进皮肤里面。他热情地扌招呼我坐下，还给我沏了杯茶。自当了农民，除了回北京，还从没有人这样对待自己，顿使我觉得这工人是当定了，颇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像拉家常一样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而我一点其他想法都没有，心想这是参加革命工作，人家这样厚待自己，自己决不能有负人家的希望，于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他问我：“你大姐是哪年入的党，是怎么入的党？”我尽我所知，把大姐如何在1947年背叛了家庭，通过关系跑到了山东解放区参加革命等详细说了一遍。我本意是讲，我虽然出身于旧家庭，但家里还是有革命倾向的。他听完后，原本温和的态度马上变得严肃冰冷起来，“噢，你大姐是火线入党的”。说完这句话，在他已完成了一项周密的调查，对我则等于判了招工的死刑。他端起了我只喝了一口的茶水，推开门狠狠地泼在了院子里。原来，我人到了宁夏，当年插队的档案早不知丢哪了，东北那边根本没转过来，我是黑人黑户。他从招工表上看不出我的家庭情况，又无从了解，便根据我姐姐的入党来取舍，如果是解放后入的党就说明我们家问题不大，否则就根本不予考虑。我哪知道这里还有这么多暗道机关，早知档案没转过来，早知道四人帮肯定会倒，早知道邓小平同志会拨乱反正重在个人表现，我当时什么都说不知道，大约也就进了铸造厂了。当了一次老实人以后，开始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三年。铸造厂都不要我，当地人判断我的出身成份肯定坏得不得了，以后又有几次招工招生，我则连填表的机会都没有，谁愿意在阶段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里同情一个准阶级敌人呢，躲还躲不及！从1972年起，盐池连续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国家的救济粮是每人毎月18斤带皮的玉米或带壳的高粱，当地人有以前的存粮，而我就可以想像了。我人在盐池，但宁夏首府银川的围棋爱好者们则通过我哥哥了解到有个北京的围棋高手到宁夏了，便时常找到我哥哥，提出要会会我。于是认识一大帮爱下围棋的朋友，到他们那里下棋，吃住他们全包，虽没有现在的围棋比赛那样多的对局费和奖金，却得到了纯洁的友情和雪里送炭般的款待，热情的笑脸，一顿不奢华但可口的饭菜能让我心热乎好多天，帮我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
  到了1974年，传来1975年召开第三届全运会的消息，银川的围棋朋友热情地到区体委推荐我，拿着我1965年的冠军奖状去为我游说。第三届全运会是文化大革命搞了近十年才决定的大比赛，在当时来说，也是检阅各省区体育成果的一次机会，这一背景下，宁夏体委非常重视全运会的准备工作，能多设一个项目就是多一份成果。宁夏是体育小省，除个别项目，全国赛上多是倒数的名次。体委的人听到了别人的介绍，对我这北京市的少年冠军还挺重视，很快确定有围棋项目。
  1974年春天，一个漫天黄沙的大风中，体委的干部庹蓉生忽然来到我这里，专程给办理到体委集训的手续，什么填表、政审都由他全办了，能参加区体委集训也是盐池县的光荣，各种手续都很顺利，老庹临走还留给我两盒猎枪子弹，瞩我送给公社书记。他说：他们公社书记爱打猎，他会很高兴。已经整整十年没参加过棋赛，通知我参加区上的集训队，并准备参加全国运动会，这破天荒的喜讯让我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常常梦见下围棋参加比赛，因为老输，县上来人通知我，你政审不合格还想下棋……每当梦到这都会从梦中惊醒。以至到了1975年在上海赛区正式打全运会比赛时还被这类梦惊醒。有这样的梦时时提醒自己这比赛的机会来之不易。从1974年到1975年连邀请赛算上参加了三次全国赛。这三次都打到近于中游水平。虽然距离夺取名次还差得很远，但比起宁夏体委的其他较差项目来说，已经完全可以交待了。文革前，我还是中学生时曾到国家体委围棋队去学过棋，安排的是和当时的全国女子高手魏昕二段下，1966年全国围棋赛，北京的许多青年棋手都败在了她的手下，她是曾上过日本《棋道》杂志的女中豪杰。她让我两个子我还输了她，由于是输给了女棋手所以印象特别深。而在1974年的全国赛中，我和她相遇竟然获胜。这么多年我连正经的对子棋都难得一下，更别说向高手学习了，水平不可能有大的提高，我主要赢在拼劲上，有步棋我长考了一个小时，这在以往业余下棋的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这几次比赛还赢了其他几位专业棋手，其中包括当时尚属少年的，如今已是名手的刘小光。对此战果和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宁夏体委领导较为满意，当年在体育界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就我而言业余棋手打败了曾是国家队和省队的专业棋手，领导的评价就是“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完成了第三届全运全的比赛任务后，由于宁夏不设专业围棋队没能留在体委，但在体委的干预下为了有利于开展围棋活动，我被安排在银川工作，谁知去的又是宁夏长城铸造厂。这是全自治区数得着的企业，如果临时借调我去下棋，这个厂不会和体委计较谁发工资的问题。这次重进铸造厂政审家庭出身什么的都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在这个厂一年里得有半年在外面下棋，代表宁夏参加了历次全国赛，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四次全运会，那以启由于已上了大学，临近毕业功课太紧了，我才放弃了打全国赛，但心中从未放下过围棋，它曾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更让我难忘的是那些热心围棋事业的朋友们，如宁夏体委的训练处长李秀，银川一中老教师虞威骐，宁夏围棋高手施卫民、张华文等。前二位已作古，后二位年近五十，近三十年的交往，心中都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象。如今已回京城故里，但我一直视宁夏为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