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1998年3月12日，刚满20岁的魏鹏辉平生第一次告别了深爱着他的善良父母和固原县大湾乡河堡村那片贫瘠的土地，带着挣些钱贴补家用的梦想走进了银川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一颗年轻的心为闪烁的霓虹灯、漂亮的高楼大厦更加有力而强劲地“砰砰”跳动时，他怎能料到，灾难已悄悄盯上了他这个质朴而贫穷的山里娃、作为帮工，魏鹏辉和表弟王旭随师傅薛宏来到银川十三中校办木器加工厂做工。木器厂是位于银川十三中附近一排普通旧民房中的一套三间土半房外加一个大院,占地约有二百多平方米。4月5日中午13时左右，正在里间做活的师徒三人感到肌肠辘辘，魏鹏辉便起身到院中的厨房去做饭。说是厨房，实则是由儿根柱子搭起的一个凉棚，三面透风，十来平米的地上当日码放着近百张刚刷了一遍漆的半成品课桌，以及十多桶油漆和一桶用于调漆、泡刷子的汽油。没几分钟，薛宏与另外两位工人突然听到院中小魏刺耳的尖叫声“着火了！着火了！”，当他们撂下手中的活计奔出来时，眼前的景象把他们几乎吓呆了，魏鹏辉身上火苗呼呼地向上窜，他疼得满院子到处乱跑，口中发出痛苦的惨叫，地上的汽油桶早已爆裂开来，火舌乱窜，凉棚的一根柱子也着了火，显然，火是因汽油而起。薛宏顺手抄起件衣服拍打起小魏身上的火苗，怎奈火借风力反而越发得势，情急之下，薛宏追上小魏，帮他脱下已粘在身上的裤子、鞋子，小魏疼得直在地上跳。当把一堆已烧得粘在一起的皮带、长裤、布鞋脱下时，魏鹏辉的双以及臀部以下肌肤已经烧得惨不忍睹。魏鹏辉立刻被工人们送到了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夫给烧伤部分做了处理，但明确告知如此烧伤面积必须住院治疗。面对五千元的住院预付金，几位山里娃一筹莫展。一名工人随后去找广慈烧伤诊所的卢志恒大夫。当卢大夫赶到医院看到魏鹏辉时，他为小魏的伤情感到痛心，全身烧伤面积高达30%以上，其中三度烧伤面就达15%左右，双手、双脚以及腰部以下部位伤情最为严重。魏鹏辉疼得只能在床上蹲一会儿、站一会儿，根本无法躺下休息片刻。当晚八时左右，魏鹏辉被送到了卢志恒经营的一家旅馆位于新市区的达亚物资贸易公司招待所接受治疗。身无分文又得偿付高昂的医药费，薛宏和王旭去求助木器厂厂长吴大顺。4月8日至11日，吴大顺分三次共支付了2000元钱（其中包括薛宏师徒三人的工钱1200元〕，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而包括输液费、药费在内的魏鹏辉的医疗费到5月中旬已累计达6000元。万般无奈，5月16日王旭投书本报社，希望求得社会各界的帮助，同时，让大家为他们讨个说法。5月19日下午，记者一行赶往新市区达亚物资贸易公司招待所了解情况。在三楼一间客房中，我们见到了躺在床上的魏鹏辉。除手部基本愈合外，腰部以下伤情虽已控制，但浑身白色的药膏、绷带仍掩盖不住累累的可怕伤痕。由于四十余天不能下地行走，营养严重缺乏，他身体非常虚弱，说话已是有气无力。回顾当初的恶梦，他不寒而栗。撂下家中的一切活计，小魏的母亲李桂兰东拼西凑向所有的亲友借来二千多元钱，火速赶到银川。短短十余天，她怎能相信自己活蹦乱跳的亲骨肉竟会遭此大劫，而且孤然无依。她心疼得几乎昏过去。一个多月过去了，提起儿子的病情，不善言辞的母亲依旧心如刀割声音哽咽。拿出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裤子和儿子离家前她亲手赶制出的那双布鞋，泪水不停地从她那苍老的面颊上流淌下来。站在一旁的王旭小声说：“怕儿子看到，她每天都会躲出去哭一回。”许多天来，李桂兰和两个已越来越消瘦的年轻人是靠着从老家背来的几罐咸菜和一袋面粉过活的，如今，钱已尽粮将绝，面对着每天都在加码的医药费，早已无力偿还的李桂兰夫妇已多次提出要带儿子回家，但每次都被卢大夫拦住了，“孩子的烧伤面积太大，天热又易腐烂，不敢耽搁了，他们厂实在不管了，我给你白治！”卢大夫甚至这样慷慨地表示。那么，作为木器厂的厂长，吴大顺是何态度呢？为此，记者一行又赶往新城十三中家属院，未能找到吴大顺。但在曾是木器厂的大院中，记者意外地了解到，作为防火重地的木器厂大院中，满地木柴、刨花、锯末，出事当日竟然没有任何一样正规的消防器材。木器厂开办近一年，用来防火的只是400公斤左右的一缸水和一个民用自来水装置。显而易见，这是极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在这样一个存在明显事故隐患的厂里工作，谁能保证不出意外？5月21日，当终于见到吴大顺时，记者了解到，出事当日，他曾到医院探询过情况，之后他也去过招待所，但对于一个需要太多帮助、关心的病人来说,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在实质性问题、也是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问题——医药费到底该谁付，如何付的问题上，他却是这样理解的。“我雇的是薛宏，王旭和魏鹏辉是薛宏雇来帮忙的，他俩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经过证实，魏鹏辉等人在吴大顺的厂里工作近一个月确实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其他有效用工手续。那么，吴大顺的“道理”是否有道理呢？事实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是这样体现的：其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法律上虽然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但在实际生活中，劳动者进入用人单位后与用人单位之间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用人单位提供工作场地、工具、劳动安全保护等。其二，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后获取劳动报酬。由此可见，吴大顺与魏鹏辉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之后吴大顺又补充说，出事十余天后薛宏离开了他的木器厂，并擅自拿走了属于厂里的刨刀等工具，“他不算是我厂里的工人了，我怎么能付医药费呢?”治好魏鹏辉的病，全部医药费预计将达九千多元，这对于陷入窘境已不名一文的魏鹏辉全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太需要帮助了，但无止境的扯皮却让他们看不到出路。截至记者发稿时，魏鹏辉依旧躺在那间简陋的异乡客房中忍受着病痛、饥饿的折磨，以及心灵上深深的创伤。在对小魏深表同情的同时，记者也深感遗憾，按有关规定，外来务工人员进入银川市区就业应在当地劳动职业介绍机构、乡镇以上部门开具外出人员求职登记卡或介绍信，并携带身份证、婚姻证明、体检表等手续到我市劳动力市场办理务工许可证或临时务工许可证，这样务工就会合法化。同样，用人单位在用工时也应査看务工人员是否已办理以上手续，如因工作或生产紧张，来不及办理的，在用人后也应及时到劳动力市场补办手续，否则就属非法用工行为。类似这种非法用工和非法务工现象，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处理经济纠纷过程中双方会纠缠不清，同时也会给劳动仲裁部门的处理带来相当的难度。本报将对事态发展情况做进一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