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从小学起，就从老师那里知道杜甫有两句诗“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然而不曾深究过。近年读书阅报之中，发现有人对诗圣杜甫发难：谁不知肉能搁臭，酒却越陈越香？常识不知，常理不通，诗圣虚有其名耳。若以某些苛刻的现代人眼光评论古诗，岂止杜甫，恐怕所有大家名家均不足佩服。例如可以指责苏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实在主观片面，世界上多少水禽，何能断定鸭子先知先觉？便是鸭子感觉敏锐，又何能胜过鲤鱼乌龟王八？还可以指责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哪来的“天公”，怎的劝法?分明胡说八道！ 若句句字字非依常识常理不可，便扼杀了诗词歌赋。因为文学为了铺陈渲染，常常要想象夸张，借助于特殊修辞语法，突破常规。而且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决不能简单化地以今推古。这“朱门酒肉臭”之“臭”,断不是现代人常识中的“臭狗屎”之“臭”。其一，“臭”字上古当气味讲，不分香臭，一律读chou音。著名学者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说：本来作气味讲的“臭” 也读chou,后来才读xiu,以别于香臭的“臭”。在古代，单用“臭”字可以表 “香味”，如《周易》上说：“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明朝人宋濂作《送东阳马生序》，说到富家子弟“左佩刀，右备容臭”，这“容臭”便是香袋，袋中所容纳的自然是香料而非散发臭味之物。“臭”字表示“气味”的用法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乳臭未干”,“空气无色无臭”。在古代表示臭味，习惯于用“恶臭”，如韩非子《五蠹》中便说“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单用“臭”字表污秽难闻的气味，是后起的用法，更是现代人的习惯。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毫无理由责备杜甫，人家说的是大户人家酒肉飘香，路上却有人冻饿而死。诗用形象描绘鲜明对比，为人民群众鸣不平，读者触目惊心。如是虚言编造，有违常识，前人早就指摘挑剔了，哪里会等到现代才被某些明眼人找出毛病？其二，古人诚然没有冰箱，但他们还不至于蠢到把肉放臭。更何况豪门巨富窗明几净，环境幽雅，何能容忍臭味飘散？今有暴发户摆阔摔人头马撕钞票，古有石崇王恺之流奢靡斗富，但从未闻比谁家放的臭肉多，在这些人家里，只怕稍微不新鲜便喂了猎物或干脆扔掉了。相反，不是朱门，而是柴门偶或有臭肉，因为有一点肉，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便有可能放臭。但也可能性极小，古人宰牲有种种限制，如不准私宰耕牛，再加上常有饥荒和战乱，不大可能贮备太多的肉食。即使食而有余，也大多做成咸肉、干肉、腊肉之类，哪会舍得把肉放坏？所以，就是从生活常识讲，朱门也不一定就有臭肉。其三，退一步说，杜甫诗句中的“臭”就是臭味，他老人家也断不会闹出酒放臭了的笑话。古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词，叫偏义复词，构词的两个语素只有一个表义，整个词义偏在一个语素上。如《孔雀东南飞》中说刘兰芝“昼夜勤作息”，句中“作息”只指劳作，不包括休息。诗中刘兰芝告诉焦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不是说她父亲、哥哥脾气都坏得不得了。句中“父兄”只指“兄”,不包括父亲。假如“臭”非讲成臭味不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杜诗中的“酒肉”偏指“肉”，没有酒的事。杜甫关于酒的常识一定是有的，他本人就好酒，也在诗中多处写到酒，如《饮中八仙歌》。总之，诗圣杜甫熟悉朱门，熟悉酒肉，作诗又讲究严谨，“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绝少会闹出一般人戏谈的笑语，更不至于出常识性错误。实在怪不得杜甫，要怪某些人见识浅陋自以为是，既不知道古汉语有偏义复词的存在，更不知道今天的“臭”字和古代含义并不完全一致。依我之见，朱门酒肉何曾“臭”？实在是“香”，是“香喷喷”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