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艾里斯·张看上去比她29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这位来自伊利诺州的新闻专业毕业生，高挑的个头，黑黑的长发像马尾一样飘逸在脑后。去年1月底，哈帕柯林斯公司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南京大屠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被遗忘的暴行》。这本书是第一本在美国大量发行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纪实书，发行量将超过7万册。美国《新闻周刊》除了在11月7日发表此书的长篇摘要外，还购买了将此书摘要译成日文和朝鲜文的版权。它还计划在《新闻周刊》的欧洲版发表此书摘要。这一切意味着半个多世纪以后，南京大屠杀真相将向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读者公布。
  艾里斯・张的外公外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的几个月里逃出了南京，当时她的父母还没有出生，后来她的外公外婆将那段恐怖的历史告诉了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又将那段故事传给了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儿女：艾里斯和麦克。艾里斯清楚地记得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在大学当教授的父母用颤抖的声音，向她描述日本军人如何将中国婴儿劈成几段，将中国男人当练习刺杀的靶子，将怀孕的中国妇女肚皮挑开，取出腹中的胎儿杀死，在那短短的8个星期中，估计有30万中国男女老幼惨遭杀害。
  1937年12月13日，5万日军攻破城墙，进入南京城，随即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兵将成千的年轻中国男人（包括平民和士兵）赶到市郊，用机枪扫射他们，有的中国人被当做刺杀练习的活靶子，或者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个日本随军记者用如下的文字记录了一段暴行：“第一排俘虏被砍头以后，第二排俘虏被强迫将尸体扔进长江，然后他们被用同样的方法杀死。屠杀从早晨到夜晚没有停止。即使这样，也只能够杀死2 千人。”在那8个星期里，日本军人强奸了超过2万的中国妇女（有的估计超过8万）。许多妇女在被轮奸和凌辱后，惨遭杀害。有许多妇女被剖腹，乳房被割掉。还有的妇女甚至被活活钉死在墙上。一位前日军士兵在写给艾里斯·张的信中这样说：“当我们强奸她时，我们也许还当她是一个女人。但当我们杀死她时，我们把她当做一头猪一样的畜牲。”有的日本兵将中国人的舌头吊在铁钩上，然后看着德国牧羊犬扑上去撕咬那些可怜的人。还有的中国人被活埋，被阉割。
  处理成千上万的尸体成了日军的一个大难题。一位日军将官在日记中抱怨找不到足够大的沟渠来一次掩埋7千到8千具尸体。有些士兵采取焚烧的办法，最后由于汽油不够而放弃。于是一座座尸山林立，成千的尸体被扔进了长江，滚滚的长江水变成了血河。
  艾里斯・张在写作《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时，由于每天接触到的都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极其恐怖的文字，她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到了极大的折磨。她的头发大量脱落，体重减轻，经常生病，身体非常虚弱。
  1995年夏天，艾里斯·张去了南京，参观了当年大屠杀的旧址。在当地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十几位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人大部分又穷又老，或住在小胡同的陋室里，或住在高层水泥建筑的顶层。一位83 岁的老人回忆了60年前他那近乎神奇地逃脱死亡的经历。日本军人将被捆绑起来的唐顺山和其他一些中国男女百姓赶到一处空旷地，一个日本士兵像机械人一样沿着人群往前迈步，边走边用他的刺刀砍下跪成一排排的中国人的头。其他的士兵跟在后边，拣起人头扔在一边。他们在比赛砍头。唐顺山非常幸运。当站在他前面的人被砍下头以后，尸体倒在唐顺山身上。唐和尸体一起滚入旁边挖好的大坑里。唐躲在尸体下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杀人竞赛结束后，一个日本士兵用刺刀连连捅向坑中的尸体，唐顺山挨了5刀，昏厥过去。后来他的朋友发现了，才把他救出来。
  艾里斯·张还录下了一位流着眼泪阅读一份声明的情景。这位妇女叫刘凤华。当日本兵把她从父亲的怀中扯出来，然后将她父亲带去处死时，她才一岁多。刘凤华的母亲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血和泪伴随着她度日，只要任何人提起南京大屠杀，她就会无法控制地哭泣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头疼，我从来没见过她的笑脸。”刘凤华这样描述她的母亲。
  究竟什么原因使日本军人一许多还是少年一犯下如此残暴、令人发指的罪行呢？艾里斯·张试图探讨出原因。她在《南京大屠杀》中列举了几种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残暴的种子根植于日本军队中上司对下属极其野蛮、极其粗暴的态度。一旦这些下属掌握了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杀大权以后，积压在他们心中多年的愤怒和仇恨很容易地爆发出来。还有的学者认为，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向人民灌输蔑视中国人的宣传，对许多日本军人来说，杀死一个“ 亚人类”的中国人如同轧死一个小虫子或者宰杀一头牲口一样。艾里斯・ 张认为，宗教也是一个原因。日本帝国军队相信，整个大亚洲都应该是日本帝国的领土。
  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艾里斯 ・张在揭示了日本军队野兽般地残害中国平民百姓时，还用感人的笔触描述了当年几十位西方人士救助中国老百姓的英雄般的事迹。
  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士中包括美国和德国的传教士、商人、医生和教授。他们在南京城内一块大约只有2.5平方英里的地方设立了“国际安全区”，收纳逃避日军残害的中国妇女儿童。人数最多时被收容的难民曾达到25万。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对着日夜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大屠杀暴行。在他们中间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是一位约翰·拉贝的有人性的德国人。艾里斯·张称他为“南京的辛德勒”。
  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位官员，也是纳粹党南京分部的负责人。他冒着生命危险，管理着“国际安全区”，拯救了成千的中国老百姓。1938年2月，约翰离开了南京，从此音信杳无。经过艰苦的调查，艾里斯·张终于找到了居住在德国的拉贝的孙女。艾里斯·张意外地发现，约翰·拉贝保存了一部长达1200页的详尽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记。约翰 ・拉贝的孙女愿意将这本日记公诸于众。
  约翰·拉贝的日记震惊了世界。1996年12月，《纽约时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日记的摘要。ABC、CNN和其它一些电视台也陆续报道了日记中记述的事。
  在日记中，拉贝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他如何制止日夜发生在他周围的强奸暴行，如何在他的后院给成百的妇女提供庇难所，如何冒着枪林弹雨给避难的老百姓送去大米。他发给安全区每一位产下男婴的母亲10块钱，产下女婴的母亲9块钱。艾里斯·张解释说，拉贝虽然是一位忠诚的纳粹党员，但他在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对纳粹在欧洲的暴行一无所知。1938年4月，拉贝回到了德国。他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试图通过讲课和发表演说的办法公布南京大屠杀的真像，但很快就被德国政府制止了。有一天，盖世太保来到他家，审讯了几个小时，明白地警告他，他必须对在中国发生的事保持缄默。二战结束后，拉贝先后被苏联人和英国人审讯。1946年冬天，柏林遭受饥荒，拉贝一家饥寒交迫。当这个消息传到南京后，被他救过的中国人为他募捐了2千美元，并且每月将食品运到约翰的家中。这些来自中国的救济品，帮助拉贝一家度过了饥荒。1950年，拉贝死于心肌梗塞。
  艾里斯·张在谈到她为什么要写《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时说：“我写它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我不在乎我能从这本书中赚到一分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由于日本政府至今还掩盖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艾里斯·张说，这本书不仅要提醒全世界注意到南京大屠杀的真象，而且也要日本政府扪心自问他们的良心，拿出作为一个国家对这段历史如何负责的态度。日本政府还没有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做出公开道歉，更没有做出任何赔偿。他们还没有像德国人一直在做的那样，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