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前面说过，李福清的研究范围很广，广到我说不上来的程度。这里只列举他的几部论著或论文题目：《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三国志平话〉中的民间叙事诗母题》、《关公传说与关帝崇拜》、《中国年画最大的收藏家—俄罗斯学者阿历克塞耶夫》、《中国年画在俄国》……列举这些研究题目，只是想借此说明李福清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李福清说，50年代末在中国留学时，他是指定的苏联留华学生代表，每周一次到驻华使馆取回《真理报》在留学生中传阅。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来中国，一共来了13次。但自那次来宁夏后，他没有机会再来中国。前苏联对东干人的研究始于30年代，李福清与东干人的接触始于50年代初期。1950年李福清在老教师办公室里见耳一位东干人，当时他就和这位东干同学约定，放假以后他要去吉尔吉斯，到这个同学的家乡去看一看。目的是想学习东干人语言。李福清第一次来到东干人的住地，时间是1951年。去之前有人告诉他，需要到吉尔吉斯作家协会开一张介绍信。给他开介绍信的人即东干族最著名的诗人兼作家十娃子，曾任吉尔吉斯作协秘书长一职。到了那里，李福清和东干人一起参加盖房子的劳动，那支东干集体农庄的建筑队共有18人，主要由东干人组成，其余几位分别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等。干完活，李福清听见几个东干人互相说“胰子、胰子”,然后把一块肥皂递来递去地洗手，他才明白，胰子就是肥皂。从那时起，李福清多次前往东干人住地，直到他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且是陕甘方言，多少带一点外国人说中国话的不搭腔不搭调。在与李福清相处的4天时间里，我一边听他坐在对面讲这种土得掉渣的方言，一边想入非非，总是不能将大胡子老外和陕甘方言这两种奇特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提起说中国话，我想起李福清对我讲的一段趣事。1989年随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吉尔吉斯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便想打听一下，因为会讲中国话，李福清在中国如鱼得水，穿行于中国的大街小巷。他又是直接从东干人中学习的陕甘方言，听说北方方言对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一次他在信中说:“我与你说话，与西北人、北方（北京）人说话没什么问题，但是与台湾人（闽南人、客家人）说话不大容易。”身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首先须仰仗语言这一得力工具，在这方面，李福清游刃有余。在同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在使用汉语时，连思维也是汉语式的，反应相当迅敏，同他谈话，你根本不必考虑他的国籍，只当他本是你的同胞，说明他真正掌握了汉语的精髓。我看他研究的那些选题，一般的中国学者也未必都能深入并持之以恒。通过与李福清的交往，我终于理解了他的研究范围何以如此广泛，我也明白厚厚一册《东干民间故事集》的封面上，为什么会印着“李福清”三个字。回国前，艾特玛托夫用这笔稿费买了一只景泰蓝大花瓶，带回了苏联。李福清来银川时，艾特玛托夫已弃文从政，到卢森堡出任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