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李福清回国不久，我收到一张他寄自莫斯科的明信片，除了几句表示感谢的客气话，还附了一句：“我属猴子，明年是猴年，虽然不是孙悟空，但也想做一些好事。”（他是1932年生）此后，李福清在很短时间内就去了台湾，他是应台湾淡江大学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赴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李福清去台湾讲学，还有一个原因——解决生活问题。当时苏联刚刚解体，国民经济状况很不好。一次我们一起在宁夏大学吃饭，看到桌上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李福清便对我说，他临行之前，夫人到乡下买了6个鸡蛋（花了大量的卢布），给他路上带了5个，剩下一个留给儿子和自己。记得当时他曾问我:“你知道现在什么样的人在苏联生活得最好？”我说不知道。他说：“是中国留学生。”然后告诉我当时留苏的中国学生中有个南京人，每月的生活补贴是100美元，这在前苏联人眼里，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南京学生把老婆孩子接去同住，每月除了开销，还能结余一些美元。李福清说：“他们每天都可以吃到香肠，我一去他就可我吃不吃香肠。而我这个科学院院士，一星期才能在院里买一次香肠。”有人推算，像李福清这样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学者，在台湾的月薪至少是10万元新台币。难怪李福清已在台湾工作了好几年，并且像南京学生一样，也将夫人接去同住。第二次赴台是清华大学邀请他去的。我后来知道，李福清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广泛到我几乎说不上来的程度。到台湾后他给我寄过一篇论文：《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他到台湾正是去研究原住民的，即我们所统称的高山族。在台湾，高山族被细分为9个支系。抵台不久，我就与李福清取得了联系。契机是他同作家张贤亮的一次对话。李福清在银期间，有一次对我说：“我想见一个人。”我问:“是不是张贤亮？”他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外面来的人都想见张贤亮。同张贤亮会面的地点安排在宁夏社会科学院。这次会见，除了两位当事人，只有我一个外人在场，于是一边记录，一边拍照，记下了他们关于文学的谈话的全部内容。谈话经整理后发表在作家协会办的刊物《宁夏创作通讯》上,我通过刘锡诚先生，转寄给李福清。他很快便回了信，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通信交往。我和李福清的通信，除了最早的几封没有保留下来，其余均在我手。很多时候是他需要我帮助搜集民间文学方面的资料，每次我都尽快査到，复印之后寄给他。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时间对于他十分宝贵。李福清写信既快、且勤，有信必复，刚好我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这样，我们的通信数量不少，前前后后不下几十封。我们在信里不止一次地谈论过东干。